日本國志（上下）

用戶評論 (總計12條)

•   書的內(nèi)容很不錯，不過里面都是夾雜著半文半白的語言，沒用一定文言功底很難看懂。美中不足的是該書送來時封面劃痕太多，感覺書有點舊，尚能容忍
•   還不錯，有一點點舊舊的味道。
•   很好的書。本身作為史料價值就很高了，其中內(nèi)容非常豐富，可多維度利用
•   書已收到，除了排版都還不錯的說。
•   為研究日本情況，以及研究中國人如何認識日本，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
•   不是一般的難懂，舊書店裏賣5折都沒人買
•   第一次通過卓越買書。書看起來似乎舊了點，不過絕對是正版的，可以放心。而且發(fā)貨速度也非常不錯。
•   不是對內(nèi)容不滿，而是覺得包裝印刷的不好
•   　　 貌似正經(jīng)地讀了下黃遵憲的《日本國志》的“學術(shù)卷”，其中論到中國受墨家的影響，法家以其利論之，儒家孟子以其弊論之，后逐漸不再中國社會主流中呈現(xiàn)。但是千年后，西方之國所行，卻呈現(xiàn)出與墨家之理不約而同的跡象。說到日本本學中國之儒，后又學西方之學，漸成學中國墨家之學。用此學說的國家，不打仗還罷，一打仗必定十余年不能止之。我想到后來日本的行跡，世界大勢的變化，部分確實早已為黃遵憲所洞悉。與黃遵憲的學術(shù)論政相比，嚴復對于中國在世界潮流中的情形有更清楚地認知（不僅看到了與日本的區(qū)別和本國傳統(tǒng)的局限），他看到了世界近現(xiàn)代化中一些引導趨勢變化的主要因子，譬如自由，譬如民主（我不敢說他說的民主是我們而今說的民主）。他走的道路，既非革命，也非保守，他那種第四條漸進道路，現(xiàn)代的人可能很難理解了。因為當時情狀已為今日所不熟，當中國傳統(tǒng)遭遇世界大勢時所遭遇的震蕩，現(xiàn)代人的想象也不過是浮于表面——因為我們已經(jīng)沒有能深切了解中國傳統(tǒng)歷史和文化的人。我讀《學苑春秋》，念想當時上上個世紀的80后們（這個名字有一長串，比如梁啟超、陳寅恪、魯迅、黃侃....)，比之今天我們這些80后，那一代為國家殫精竭慮的少年比起今天苦苦為房子、車子、票子奮斗的我們，那一個人才輩出的時代相比今天名人躥紅的時代，真是冰火兩重天。
•   　　《日本國志》于光緒十三年（1887）成書，光緒二十年（1895）刊印出版。薛福成稱之為數(shù)百年來鮮有的“奇作”，張之洞將其列入“出使日本者必不可少之書”。全書共十二卷，分四十志五十余萬言，涵蓋天文地理、政法禮俗、工商文教、物產(chǎn)工藝等日本國情民生的方方面面，所記內(nèi)容條例精詳，綱目備舉，用梁啟超的話說就是讀來“若入其閨闥而數(shù)米鹽，別白黑而誦昭穆也”。以異國殊語之身將彼之物事纖察如是，此已可謂“奇”。然而不光如此。在廣搜博采、分類列述的同時，旁征博引，連帶敘及，并借端伸論，自抒心得?？v橫敘議中不單涉及日中兩國，于外洋各國風俗政事俱能會通參考。這令該書有別于一般的史志，具有鮮明的時務(wù)特點，卻又未因此而受制于時，反被視為可于他日用來審度國事興衰之據(jù)，這更是“奇”。
  　　著者黃遵憲，1877年作為參贊出使日本。旅日第二年，黃遵憲動筆纂輯《日本國志》，為之周咨博訪，詳細考察日本社會諸方面，采書二百余種。雖著業(yè)未竟調(diào)使美國，之后又接赴南洋之命，然黃遵憲念編纂之務(wù)，謝事閉門。終于書成，前后歷時八九載。一名參贊官，花費如此巨大的功夫來編寫一部關(guān)于他國的史著，還采用典制體這樣繁復難為的體裁，這是為何呢？單是資料搜集、文字翻譯方面的困難就已重重，外加職務(wù)調(diào)動，其成書過程不可不謂是費盡周章，他又何苦呢？并非簡單地將到手資料別類梳理，而是其間連注帶評，如此而為目的何在？“論其遇，審其志，知所戒備，因以為治，無使后世咨嗟而累欷也?！绷簡⒊瑢Υ藭x者有言如是，這些疑問的答案，也可依此而尋獲。
  　　在《<日本國志>敘》中，黃遵憲言道：“今之參贊官，即古之小行人、外史氏職也?！蹦恰靶⌒腥恕?、“外史氏”是做什么的呢？“周禮小行人之職，使適四方，以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順逆為一書，以反命于王。其春官之外史氏，則掌四方之志?！倍肮盼羰r，已遣輶軒使者于四方，采其歌謠，詢其風俗；又命小行人編之為書，俾外史氏掌之，所以重邦交考國俗者，若此其周詳鄭重也”。如今黃遵憲作為參贊隨使官赴日，“使者捧龍節(jié)，乘駟馬，馳驅(qū)鞅掌，王事靡監(jiān)，蓋有所不暇于文字之末”，自己“為之僚屬者，又不從事于采風問俗，何以副朝廷咨諏詢謀之意”?？梢姡S遵憲以《周禮》“小行人”、“外史氏”自命，愿為王者觀風俗、知得失、勤考證，視向政府備報駐在國的各種情況為己任。李鴻章批《日本國志》“深協(xié)覘國采風之旨”，著書的初衷是達到了。就此態(tài)度可見，黃遵憲已然將《周禮》作為典范遵循，而這不光因為千百年儒教文化下歷代學者文士一貫如是，更是基于實踐經(jīng)歷的心得體會。關(guān)于這點，本文后面將論及。
  　　除了身為外交官員的使命責任感以外，黃遵憲編著《日本國志》還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原因。一方面西方諸國的強大令中國意識到自身的落后，其時正迫切尋求強國之道。一方面鄰國日本在明治維新后發(fā)展神速，國富兵強，以彈丸之地入雄國之列，并對我顯露出威脅之勢，不可無視。然而，中日自元明起音問隔絕，近雖恢復邦交，但國人對日本實則茫然無知。“中國士夫好談古義，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無論泰西，即日本與我僅隔一衣帶水，擊柝相聞，朝發(fā)可以夕至，亦視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鄒衍之談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誕不足論議也者，可不謂狹隘歟?！迸c之相反，“日本士夫，類能讀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黃遵憲在此甚至用昔日契丹與宋之情形類比，以示長此以往的后果。因此，當時增強國內(nèi)對日本的了解和研究是非常重要且必需的。一來由于兩國地域、種族、歷史、文化的相近相似相承相接，學習日本以強己比仿效西歐來得便捷實惠。二來通過知彼而對日本的擴張威脅進行有效防御，絕除外患。但是“士大夫足跡不至其地”，只能借助于文書典籍，而“歷世紀載，又不詳其事”，黃遵憲由是產(chǎn)生了全面詳盡介紹日本情況以供國人參考查備的念頭，并期望“但能詳志一國之事，即中西五部洲近況皆如指掌”。
  　　因職而作，為用而編，《日本國志》一書的編纂從頭到尾都圍繞著“用”這一目的。它采用“若使學者得而觀之，不出戶知天下，未從政達人情，罕更事知時變”的典制體裁，對日本各項制度原始敘終，歷述沿革變化，一覽而了盡本末。運用大量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繪編一百三十份各類表格，“便閱者解帶，觸目了然”?！斗怖分袑λ脤Ｓ忻~、度量衡、紀數(shù)紀年法進行說明。開篇卷首先上《中東年表》。儼然似一本百科全書，極盡讀者按需查用之便。在內(nèi)容方面進行了周全的資料儲備，所載纖悉詳備，細至一柄扇子的尺寸，幾乎收盡日本所存之物所有之事。又因旨在令“當世士夫之留心時務(wù)者”識時、知彼而“詳今略古，詳近略遠，凡牽涉西法，尤加詳備”，筆墨以明治維新以來為重，全面介紹日本改革實況，細述原委經(jīng)過，“期適用也”。同時，在編纂中夾入注述評點也正是為了追求其時效性與實用性的最大化。根據(jù)日本實情對其革故鼎新進行評判，鑒別去取，分析得失，然后結(jié)合中國現(xiàn)實，參照全球時局形勢，提出國家持續(xù)發(fā)展可效之法、應(yīng)循之路。
  　　跟當時許多究時務(wù)者一樣，黃遵憲認為從西法是強國必經(jīng)之道，但不可騖外棄己，并指出中國其實一直掌握著富強的秘訣只是不自知。
  　　西方尊上帝，倡個人權(quán)利，喜合作競爭。為規(guī)范行事設(shè)法立制，各人思保己利而法令不得不密。以此治國，“人人知所循而不敢逞”，于是“政令肅”，社會井然有序。在黃遵憲看來，西方的立法之源似于墨子的“尚同”、“兼愛”、“尊天明鬼”，而用法類乎申韓，只是韓墨之用該以孔孟之道為補。以法治國是好的，但不是什么都可以兼同的，比如倫常綱紀，否則“必大亂”。天理人情，序而別，弗可亂，在我們這個重德的國家更是如此。再看日本革新立法，“召地方官以通民情”，“斟酌海外各國成法”以裁。在效仿西制的同時結(jié)合自身實情進行調(diào)整，其中仍留有“信重于禮，情重于理”的地方。
  　　行政方面，黃遵憲將西方之制比于《周禮》。當時國人對待《周禮》，或視其為偽，或以其為亂。黃遵憲借由西方各國與日本之情，肯定《周禮》所推繁官重稅的意義。設(shè)官立政至纖至悉無所不到，官員分職施治有條不紊，政易行而國易治。租稅則是關(guān)系國計民生的要務(wù)。雖然看起來無物不繳租，無事不賦稅，民眾必以為苦，而實為調(diào)財勻資強國修治之益舉?！芭e一國之財治一國之事，仍散之一國之民，故上無壅財，國無廢政，而民亦無游手”。但要使百姓甘愿“竭力以奉公”，先要使其知財之所用，即定期將國家財政預算、決算公布于民?！捌┤粢秽l(xiāng)之中迎神報賽，斂錢為會，司事者事畢而揭之曰某物費幾何，某事費幾何，鄉(xiāng)之人咸拱手奉予錢，且感其賢勞矣?！秉S遵憲視此為“理財之法最善者”。
  　　國財不足，何以防御治患？黃遵憲認為一國的財力物產(chǎn)關(guān)乎其國命元氣，西方國家累世講求，“上以為保富之方，下以為報國之務(wù)”。欲求國富，就要重產(chǎn)重商。日本自維新一來，大力發(fā)展殖產(chǎn)，“竭精敝神以求”。無論農(nóng)植畜牧、礦物海產(chǎn)，還是各類器具工物，自養(yǎng)自采自制到出售，日本都廣征良方，以實驗征實效，有利則急起以圖，精進不已。辦學、開博覽會、對外通商，己所有，設(shè)法護之、精之，己所無，設(shè)法引之、效之。自明治七年，每年對全國物產(chǎn)進行統(tǒng)計。這些都為黃遵憲所稱道并詳記，但同時他也指出日本在開港通商中所失甚巨，“無一不需之于人”，導致國財外流。對此，他提出重征進口之稅以保護國產(chǎn)之法，同時設(shè)法擴大出口?！皯]己國之產(chǎn)不售于人國，吾之利薄不能盛也，則分設(shè)領(lǐng)事，遍遣委員，使察其風尚之所趨，人情之所習，而依仿其式以投其好……”想來這也是黃遵憲視采風問俗為重，詳記備錄日本之事的目的之一吧。
  　　黃遵憲探西方各國富國強兵之道，還有一點在于其對工藝的崇尚。開專門之學，“舉一切光學、氣學、化學、力學，咸以資工藝之用”。醫(yī)術(shù)、農(nóng)學、軍工、機械、運輸、通訊，這些直接關(guān)系著國用民生的工藝之事，其重，“夫?qū)嵱衅淇芍卣咴谝病?。反觀國內(nèi)，于工藝一事不屑講求，所作器物沿襲舊式且不能勝古。然而古時所謂圣智，“不過制醫(yī)藥、立宮室、制衣服、作器用”，以“開物成務(wù)”尊為圣人?！俺芍苤?，官有六職，工與其一?！惫湃藰O重之工藝，卻被后世視為卑卑無足道。后世士夫喜言空理，不求實事，制器利用之事，第歸于細民末匠之手。如今萬國工藝互相師法日新月異，變而愈上，而中國卻令古人之實學荒鄙，實在不該。
  　　按照黃遵憲的觀點，其實“一切格致之學，散見于周秦諸書者尤多”，中國的問題并非泥古不變，而是“變古太驟”。西方各國互習以進，日本今有富強之勢。若不考夫所由來，反以通其藝為辱，效其法為恥，唯恐移風易俗為天下譏笑，其善亦棄，“何其隘也！”先王之道涵濡于人者至久，“終不至盡棄所學而學他人”。況古人之說明明俱在，他人之能發(fā)明吾術(shù)者反惡而拒之，指為他人之學，以效之法之為可恥，真是“數(shù)典而忘古人之實學，本朝之掌故也已”。
  　　因此，綜合上述可見，黃遵憲的改革主張在理念上提倡先賢之道，且在方法上重視風俗之用。
  　　在黃遵憲所處的年代，中國的民俗學還未形成專門的研究學科。但對于“風俗”一事，黃遵憲有著自己的一番認識。
  　　風俗源自生活習慣?！半m然，天下萬國之人、之心、之理，既已無不同，而稽其節(jié)文，而乃南轅北轍，乖隔歧異，不可合并，至于如此；蓋各因起所習以為故也。禮也者，非從天降，非從地出，因人情而為之者也。人情者何？習慣也。川岳分區(qū)，風氣間阻，此因其所習，日增月益，各行其道。習慣既久，至于一成而不可易，而禮與俗皆出于其中”。不同地域的生活習慣不同，風俗自然各異，是所謂“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 不同的風俗習慣之間，“彼此易觀，則彼此相笑，而問其是非善惡，各袒己國，雖聚天下萬國之圣賢于一堂，恐亦不能斷斯獄矣”。
  　　風俗有著巨大的影響力與約束力。“風俗之端，始于至微，搏之而無物，察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然一二人倡之，千百人和之，人與人相接，人與人相續(xù)，又踵而行之，及其既成，雖其極陋甚弊者，舉國之人，習以為常；上智所不能察，大力所不能挽，嚴刑峻法所不能變。夫事有是，有非，有美，有惡；旁觀者，或一覽而知之，而彼國稱之為禮，沿之為俗，乃至舉國之人，輾轉(zhuǎn)沈錮于其中，而莫能少越，則習之囿人也大矣!”風俗一旦形成，外力很難改變它。
  　　基于這些特點，一國一地的政教自然當以該國該地的風俗為重，因為它既可能是施政行令的最大阻礙，也可以成為治國化民的有力工具。“是故，先王之治國化民，亦慎其所習而已矣?！币虼耸ト巳雵鴨査?，賢者臨政采風。黃遵憲認為在行事執(zhí)政之前應(yīng)該先對相應(yīng)的風俗進行研究、了解，從而執(zhí)政者可以針對其風俗特點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于習之善者導之，其可者因之，有弊者嚴禁以防之，敗壞者設(shè)法以救之”。有的時候，執(zhí)政者也可能從風俗中獲得治理靈感，比如前文中提到的仿鄉(xiāng)中迎神會制式管理財政。風俗研究不僅有助于內(nèi)政，于外事同樣有益，比如前面所列的黃遵憲關(guān)于出口事務(wù)的建議。
  　　將風俗研究與治國化民直接聯(lián)系，從為行政服務(wù)的角度出發(fā)研究風俗，黃遵憲的見解體現(xiàn)了其對風俗現(xiàn)實價值與社會意義的認知。除了理論上的闡釋，他還進行了一系列實踐嘗試，《日本國志》一書也正是其重視風俗之用的實際體現(xiàn)。黃遵憲的這些關(guān)于風俗本質(zhì)及其功能的認知、論述和應(yīng)用，奏響了中國現(xiàn)代民俗學發(fā)生的前章。
  　　黃遵憲立足本土的改革觀于當時其實具有很實際的指導意義。面對革新思潮，國人一面羨慕西方的先進富強，一面又不恥效從西俗。然而黃遵憲認為學習西方不等于全盤西化?！盁o論各國，其政教風俗，皆有善與不善”，“取法于人，有可得而變革者，有不可得而變革者”?？勺兏锏氖恰胺部梢詣?wù)財、訓農(nóng)、通商、惠工者”，而倫常綱紀之類基本原則是要堅持的。優(yōu)良的風俗傳統(tǒng)在黃遵憲看來是可以并且應(yīng)當保留的。他雖然肯定日本維新的成效，但對于其中易服色、改國俗以致舉國趨西的做法并不贊同?！叭毡玖鴥汕в嗄辏L俗溫良，政教純美，嘉言懿行，不絕于史。吾以為執(zhí)萬國之史以相比較，未必其遂遜于人。則以日本之史，教日本之人，俾古來固有之良，不墮于地，于世不無裨益，則亦何事他求哉！”黃遵憲指出用本國好的風俗傳統(tǒng)來教育國人是古來有之的良方，于社會大有裨益。同時，對于以彼之長補己之短的可變之處，黃遵憲強調(diào)要根據(jù)自身實際情況取法施行，這樣才能行之有效。而且按照黃遵憲的觀點，“彼”之長實際上也是自己的東西。視古人之學為西法之源，將革新與復古相聯(lián)，有其道理，但念及“中國士夫重古治”，卻也不妨視為黃遵憲依俗采取的勸說之策。
  　　《日本國志》在成書十年后才得以刊印發(fā)行。是時，已在甲午戰(zhàn)后向日本賠款割地的國人乃“知日本”，“知日本之所以強”，“知中國之所以弱”，這讓梁啟超是又欣懌又憤懣?！度毡緡尽烦蔀榫S新派定制擬令的重要參考。在之后的戊戌變法運動中，黃遵憲是實施變革最力、效果最好的維新派領(lǐng)袖。他以自己的那套改革理論在研究民俗的基礎(chǔ)上施教行治，湖南于是開全國時務(wù)之先。雖然新政最后是全數(shù)廢止，戊戌維新也以失敗告終，但《日本國志》的價值與影響卻并沒有一道泯滅于歷史長河。
  　　“考古即所以通今”，“酌古之中為匡時之具”的編著旨意賦予《日本國志》以超越時代的生命力?！捌溲?，十年以前之言也，其于今日之事若燭照而數(shù)計也。又寧惟今日之事而已，后之視今，猶今之視昔……”這是當年梁啟超的感受?！八照呒抑靡痪帲炄毡局d衰，以卜公度之言之當否可也?！边@是當年薛福成的決定。“知其然，知其所以然。”這是如今我的總結(jié)。它是黃遵憲的著書態(tài)度，是我的閱讀收獲，是《日本國志》所呈現(xiàn)出的面貌，也是它如今使用價值之所在?！度毡緡尽肥且徊堪倏疲彩且徊堪倏剖?。譬如一個民俗學專業(yè)的讀者，可以在詳實全面輯錄民俗事項的《禮俗志》中查找資料，也可以像我今天這樣在追根溯源、縱橫捭闔的評點抒議中收獲關(guān)于中國乃至中日現(xiàn)代民俗學史的新知識。
  　　
•   是啊，這一代的80后90后，上一代的80后90后，我們究竟丟失了什么，獲得了什么
•   剛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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