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與羅振玉

前言

張連科經(jīng)過幾年的努力，寫成《王國維與羅振玉》一書，在付梓之前，希望我寫篇序。而在我與連科的二十年接觸中，也感到有些話需要說說。連科出生在大講階級出身的年代，由于他的祖父是地主，“文革"中他不僅挨過批斗，就連上學的權(quán)利也被剝奪，因此他只讀了四年小學。此后他邊干農(nóng)活邊自學，到恢復高考以后，終于考進天津師范大學中文系。大學畢業(yè)后，教過一年中學，又考取天津師大中文系古典文學專業(yè)碩士研究生。他給我最深的印象是讀書刻苦，酷愛買書。他讀研究生的收入僅能維持自己的一般生活，然而也就從這時起他開始買一些大部頭的書。有一次他買了四十冊一套的《中文大辭典》，錢不夠就借貸。他曾經(jīng)用獻血得到的酬金來還債，這使我驚呆了。我曾勸他剛獻血要多注意營養(yǎng)，多休息，不要把身體搞垮。他強調(diào)自己自幼種地，身體的底子好，沒有聽我的勸告，依舊吃平日的飯菜，拖著虛弱的身體，堅持苦讀。為了成就事業(yè)，連科的藏書頗為可觀，無論是像《十三經(jīng)注疏》、《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二十五史》等部頭較大的書，還是歷代作家的文集，他都廣為搜羅，多有收藏。連科對漢魏六朝文學很有研究，但是也不棄近現(xiàn)代名家，例如王國維、劉師培、章太炎、魯迅、蔡元培、朱自清、俞平伯、朱光潛、梁漱溟、胡風等人的全集，也能在他的書架上找到。我以為我的藏書已小有規(guī)模，涉及到自己專業(yè)的書籍基本備齊，然而連科的藏書卻比我多出若干倍。以我七十余年的閱歷，我深深感到，從事教學與科研，沒有一定規(guī)模的藏書是不行的。胡適說：“有幾分證據(jù)說幾分話?！睍亲鰧W問的基礎(chǔ)，從這一點出發(fā)，我贊賞并支持連科藏書。連科的藏書較多，對他的科研起到了明顯的促進作用。在80年代中期，為了加強研究生的基本功，我讓三屆同學共同完成《建安七子集校注》的工作，每人負責一個作家詩文賦的?？?、注釋、系年、題解，并在此基礎(chǔ)上寫出數(shù)千字的《前言》。連科的分工為《陳琳集校注》，各項工作完成得很好，《前言》寫得頗具學術(shù)個性。連科研究生畢業(yè)后在天津師大中文系任教，講授漢魏六朝文學。此時我交給他一項硬任務(wù)：在教學之余整理校注司馬相如的全部作品。他從接受此任務(wù)到完成《司馬相如集校注》，僅用了一年半的時間，而且一舉達到了出版水平。人們大多知道“西漢文章兩司馬”，指的是司馬相如和司馬遷。司馬遷的《史記》比較熱，注釋本也比較多。但是當連科著手撰寫《司馬相如集校注》的時候，卻無多少前人的成果可繼承，具有拓荒的性質(zhì)。盡管該書在出版社壓了多年，因書商怕賠錢而未能問世，但連科古籍整理的基本功，卻得到了較大的提高，為后來完成《王國維與羅振玉》一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筆者認為，整理古籍是國學研究的基礎(chǔ)性工作，令人惋惜的是這項得要工作被一些研究生導師忽略。他們認為，國學基礎(chǔ)無邊無際，研究生入學后，應(yīng)盡快確定論文選題，寫好學位論文就可以了。如此昏聵，又怎能使人昭昭!不讀大量的古代文獻，如孔子、孟子、老子、莊子等人的著作，此后的學術(shù)研究就難有大的作為。不懂其源，焉能知其流!連科的《王國維與羅振玉》之所以能順利完成，直接得益于他的古籍整理的功底和對中國文化的透徹了解?！?/pre>


內(nèi)容概要
本書作者以客觀公允的心態(tài)，探討王國維與羅振玉的關(guān)系、學術(shù)成就及應(yīng)有地位，為今天的學術(shù)發(fā)展提供借鑒，很有意義。



書籍目錄
序緒論一物華天寶人杰地靈二奔波生計求索學海三慧眼識才定交上海四為求發(fā)展心為形役五投身教育積極進取六目的雖不阿先后渡扶桑七關(guān)山阻隔天各一方八體弱多病潛心學術(shù)九相聚姑蘇創(chuàng)獲日豐十初入京師鋒芒畢露十一京城繁華地士子騁才時十二竭盡全力昌明國粹十三流亡海外心系故國十四情寄甲骨貢獻卓著十五學術(shù)合作共著鴻篇十六分手扶桑鴻雁傳情十七終歸故土魂系國故十八同入小朝廷沉迷未知返十九甲子之變奔走其間二十定交垂卅載最終割席去二十一舉身赴清池一代英杰逝二十二逝后哀榮獨冠今古余論后記附錄：主要參考文獻


章節(jié)摘錄
六目的雖不同先后渡扶桑(一)1901年，羅振玉在武昌期間盡管事務(wù)不少，但也沒有忘記研討學術(shù)，結(jié)交了當?shù)刂膶W者楊守敬，與其一同探究金石目錄之學。楊守敬(1839—1915)是湖北宜都人，字惺吾，號鄰蘇。同治舉人。曾為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的隨員，在日本注意搜集已在國內(nèi)失傳的中國古籍。后任兩湖書院地理教習。張之洞稱其“老成夙望，博覽群書，致力輿地學數(shù)十年，于列朝沿革險要，洽熟精詳，著書滿家，卓然可傳于世”。(《張文襄公全集·保薦經(jīng)濟特科人才折》)張之洞的武昌農(nóng)務(wù)學堂經(jīng)過羅振玉的整頓，辦學質(zhì)量大大提高，但是羅振玉也因此觸怒了張之洞的一些幕僚。他們在其中作梗，使羅振玉幾次欲謁見張之洞都沒成功。這使羅振玉便有了離去之意。到了這一年暑假，羅振玉與王國維一同返回上海，羅振玉遂向張之洞提出辭職，張之洞有意挽留，但羅振玉沒有答應(yīng)。隨后張命羅振玉襄辦江楚編譯局。此時的王國維主要從事翻譯工作，譯出的書有日本中村五六編纂、頓野廣太郎修補的《日本地理志》、日本立花銑三郎所作《教育學》。本年羅振玉把歷年翻譯的農(nóng)業(yè)科技書籍編成《農(nóng)學叢書》印行，銷售順利，獲利不少。把內(nèi)外夙債皆償還一清之后，尚有盈余。其母范氏非常高興，想到羅振玉續(xù)弦之后已六年有余，但夫妻團聚之時卻沒有幾天，所以便派其妻丁氏來上海團圓。為此羅振玉致信其父，謂家屬來滬有三難：“慈闈年高，須人侍奉，一也；婦稚同來，用度必增，二也；此間雖是長局，然其平日守行止自由之說，一旦稍有不宜，輒見機而作，三也?！?《集蓼編》)由此可見其父母并未同來。1901年12月]4日，羅振玉奉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之命，去日本考察教育。此行一共七人，除羅振玉外，還有兩湖書院監(jiān)院劉洪烈、自強學堂漢教習陳毅、胡鈞、田吳炤、左全孝、陳問咸。他們于14日上午九點從上海登上日本輪船神戶丸啟程，16日到達長崎，17日到達馬關(guān)，18日到達神戶，19日到達東京。此后又去京都、奈良、大阪等地，于次年2月19日返回上海。羅振玉此行主要為購買教科書，考察教育。對日本的各類學校的學制、課程、學生數(shù)量、圖書館建設(shè)，以及日本近三十多年的教育發(fā)展都非常關(guān)心，——記錄下來，俱見其《扶桑兩月記》。在考察教育的同時，羅振玉處處把日本中國作對比，以人之長，補己之短。他在當時寫道：考日本強盛之機關(guān)，首在便交通，繼在興工業(yè)，三在改軍制。明治五年，始修鐵道，初起于東京橫濱，已而推之神戶，至京都。馴至遍及全國。又創(chuàng)馬車鐵道，電氣鐵道，又通海線，通電話，立郵船會社，設(shè)郵政，而道途于是無阻滯。明治六年，奧國開萬國博覽會，乃攜品物及工商數(shù)人往，傳習西國工藝。九年，美國開博覽會，政府又率諸工商赴會。明年，開國內(nèi)勸農(nóng)博覽會于東京，賞以四種賞牌。其后搜集茶絲繭棉麥稻糖陶漆等物及海產(chǎn)等輸出要品，開共進會。內(nèi)務(wù)省大臣臨蒞獎之，于是輸出之品超出輸入。廢藩以后，定天子親為大元帥，改征兵之制，全國之民，不問士庶貴賤，以滿二十歲為及歲，征合格者服常備三年，后備三年之役。余服國民軍。又創(chuàng)憲兵，立警視部。于是軍政修明，而又加之以興教育，國力乃日臻強盛，此固我國先路之導也。(《扶桑兩月記》)盡管有人說羅振玉貪財慕利、虛偽奸詐，甚至有人說他落后反動，但是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是一顆希望中國富強的赤誠之心。不可否認他的政治見解與梁啟超，或者是孫中山都不同，但是作為一個中國人，對中國的前途有自己的看法，這是很正常的。這種看法無論是進步、反動，或者是激進、保守，都有其存在的理由。若是在民主的體制下，我想中國人會選擇一條適合自己的富強之路，然而現(xiàn)實卻是專制政體，與統(tǒng)治者政見不同的人就會遭到殺戮，這使無數(shù)中國人的富強夢最終化為泡影。



媒體關(guān)注與評論
序張連科經(jīng)過幾年的努力，寫成《王國維與羅振玉》一書，在付梓之前，希望我寫篇序。而在我與連科的二十年接觸中，也感到有些話需要說說。    連科出生在大講階級出身的年代，由于他的祖父是地主，“文革"中他不僅挨過批斗，就連上學的權(quán)利也被剝奪，因此他只讀了四年小學。此后他邊干農(nóng)活邊自學，到恢復高考以后，終于考進天津師范大學中文系。大學畢業(yè)后，教過一年中學，又考取天津師大中文系古典文學專業(yè)碩士研究生。他給我最深的印象是讀書刻苦，酷愛買書。他讀研究生的收入僅能維持自己的一般生活，然而也就從這時起他開始買一些大部頭的書。有一次他買了四十冊一套的《中文大辭典》，錢不夠就借貸。他曾經(jīng)用獻血得到的酬金來還債，這使我驚呆了。我曾勸他剛獻血要多注意營養(yǎng)，多休息，不要把身體搞垮。他強調(diào)自己自幼種地，身體的底子好，沒有聽我的勸告，依舊吃平日的飯菜，拖著虛弱的身體，堅持苦讀。    為了成就事業(yè)，連科的藏書頗為可觀，無論是像《十三經(jīng)注疏》、《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二十五史》等部頭較大的書，還是歷代作家的文集，他都廣為搜羅，多有收藏。連科對漢魏六朝文學很有研究，但是也不棄近現(xiàn)代名家，例如王國維、劉師培、章太炎、魯迅、蔡元培、朱自清、俞平伯、朱光潛、梁漱溟、胡風等人的全集，也能在他的書架上找到。我以為我的藏書已小有規(guī)模，涉及到自己專業(yè)的書籍基本備齊，然而連科的藏書卻比我多出若干倍。以我七十余年的閱歷，我深深感到，從事教學與科研，沒有一定規(guī)模的藏書是不行的。胡適說：“有幾分證據(jù)說幾分話?！睍亲鰧W問的基礎(chǔ)，從這一點出發(fā)，我贊賞并支持連科藏書。    連科的藏書較多，對他的科研起到了明顯的促進作用。在80年代中期，為了加強研究生的基本功，我讓三屆同學共同完成《建安七子集校注》的工作，每人負責一個作家詩文賦的校勘、注釋、系年、題解，并在此基礎(chǔ)上寫出數(shù)千字的《前言》。連科的分工為《陳琳集校注》，各項工作完成得很好，《前言》寫得頗具學術(shù)個性。連科研究生畢業(yè)后在天津師大中文系任教，講授漢魏六朝文學。此時我交給他一項硬任務(wù)：在教學之余整理校注司馬相如的全部作品。他從接受此任務(wù)到完成《司馬相如集校注》，僅用了一年半的時間，而且一舉達到了出版水平。人們大多知道“西漢文章兩司馬”，指的是司馬相如和司馬遷。司馬遷的《史記》比較熱，注釋本也比較多。但是當連科著手撰寫《司馬相如集校注》的時候，卻無多少前人的成果可繼承，具有拓荒的性質(zhì)。盡管該書在出版社壓了多年，因書商怕賠錢而未能問世，但連科古籍整理的基本功，卻得到了較大的提高，為后來完成《王國維與羅振玉》一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    筆者認為，整理古籍是國學研究的基礎(chǔ)性工作，令人惋惜的是這項得要工作被一些研究生導師忽略。他們認為，國學基礎(chǔ)無邊無際，研究生入學后，應(yīng)盡快確定論文選題，寫好學位論文就可以了。如此昏聵，又怎能使人昭昭!不讀大量的古代文獻，如孔子、孟子、老子、莊子等人的著作，此后的學術(shù)研究就難有大的作為。不懂其源，焉能知其流!連科的《王國維與羅振玉》之所以能順利完成，直接得益于他的古籍整理的功底和對中國文化的透徹了解。    ……


編輯推薦
《王國維與羅振玉》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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