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傳統(tǒng)與文化重建

內(nèi)容概要

　　《余英時作品系列：文史傳統(tǒng)與文化重建》主要內(nèi)容包括：一個人文主義的歷史觀（1956年）--介紹柯林伍德的歷史哲學、工業(yè)文明之精神基礎（1958年）、文藝復興與人文思潮（1959年）、西方古典時代之人文思想（1960年）、史學、史家與時代（1973年）、關于中國歷史特質(zhì)的一些看法（1973年）、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tǒng)（1976年）--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清代學術(shù)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1976年）、近代紅學的發(fā)展與紅學革命（1974年）--一個學術(shù)史的分析、紅樓夢的兩個世界（1973年）、曹雪芹的反傳統(tǒng)思想（1980年）、中國史學的現(xiàn)階段：反省與展望（1979年）--《史學評論》代發(fā)刊辭、從史學看傳統(tǒng)（1981年）--《史學與傳統(tǒng)》序言、顧頡剛、洪業(yè)與中國現(xiàn)代史學（1981年）、學術(shù)思想史的創(chuàng)建及流變（1999年）--從胡適與傅斯年說起、試論中國文化的重建問題（1981年）、從價值系統(tǒng)看中國文化的現(xiàn)代意義（1984年）、論文化超越（1988年）、試論中國人文研究的再出發(fā)（2003年）。

作者簡介

　　余英時，1930年生，安徽潛山人。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yè)生，美圖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康奈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現(xiàn)為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1973-1975年出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2006年獲美國國會圖書館頒授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achievemenr）。中英文著作數(shù)十種?！　∮嘤r作品系列　　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shù)思想史研究　　方以智晚節(jié)考　　文史傳統(tǒng)與文化熏建　　現(xiàn)代危機與思想人物　　現(xiàn)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　　中國文化史通釋

書籍目錄

一個人文主義的歷史觀（1956年）——介紹柯林伍德的歷史哲學
工業(yè)文明之精神基礎（1958年）
文藝復興與人文思潮（1959年）
西方古典時代之人文思想（1960年）
史學、史家與時代（1973年）
關于中國歷史特質(zhì)的一些看法（1973年）
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tǒng)（1976年）——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
清代學術(shù)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1976年）
近代紅學的發(fā)展與紅學革命（1974年）——一個學術(shù)史的分析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1973年）
曹雪芹的反傳統(tǒng)思想（1980年）
中國史學的現(xiàn)階段：反省與展望（1979年）——《史學評論》代發(fā)刊辭
從史學看傳統(tǒng)（1981年）——《史學與傳統(tǒng)》序言
顧頡剛、洪業(yè)與中國現(xiàn)代史學（1981年）
學術(shù)思想史的創(chuàng)建及流變（1999年）——從胡適與傅斯年說起
試論中國文化的重建問題（1981年）
從價值系統(tǒng)看中國文化的現(xiàn)代意義（1984年）
論文化超越（1988年）
試論中國人文研究的再出發(fā)（2003年）

章節(jié)摘錄

　　一是推理的德性，一是實用的德性。由于他受了柏拉圖的影響，對純粹思維的生活特加重視，故以推理的德性比實用的德性要高出一個層次。所謂推理的德性蓋超越于實用道德之上，而翱翔于柏拉圖式的純思境界。它所追求的只是概念性的形式知識，同時因為它的玄思對象亙古不變，它所獲致的真理也具有絕對性。另一方面實用的德性則以可變的事物為對象，其所得者乃是相對的真理，故可有商榷的余地。推理的德性又可再分為科學知識、直覺理性與哲學智慧三種，但這些主要是針對著哲學家而發(fā)的，和一般人的生活無大關系。實用的德性則施之于感覺世界（包括人事），而感覺世界變動無常。若處理無常之人事而隨時隨地都求得最適當辦法，那便是道德。在這一方面，亞氏提出了十二種美德，如勇敢、節(jié)制、慷慨之類，以為人如依之而行即可得道德的行為。就常人言，最好的人生當然就是將推理德性與實用德性加以融和；因為人一方面是理性的動物，另一方面又是社會中的一分子。然而靈魂的功能甚多，且又有高下之分，若混而雜之，亦非所以求融和之道，故融和之中必不能不有所輕重。亞氏是一個希臘的理性主義者，很自然地，他雖反對壓制低級功能如飲食男女等等欲望，但卻主張用理性（最高功能）來調(diào)節(jié)之，使人的生活最后能達到一種合理的均衡。這樣我們就接觸到了亞氏著名的中庸說（doctrine of themean）。所謂中庸并非任何先驗的規(guī)范，故必待智者在具體情況之下自作決定。所可確言者，即人如能把握住中庸之道便可將相互沖突的部分加以適當?shù)呐浯?，使之成為一調(diào)和的整體。至于如何始能靈活地運用中庸之道以處世接物，那便得由個人的智慧和不斷地修養(yǎng)來決定了?！　膩喪现麄€倫理思想推斷，我們更可見希臘人文主義這時發(fā)展至成熟之境，真有“千里來龍，至此結(jié)穴”的樣子。亞氏之中庸說乃是希臘人不趨極端的精神之更高形式，他之推尊理性尤可謂抓住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以來最重要的一條思想線索。亞氏在他所提出的十二項美德中，以公道（justOe）為全部美德之總綱，此益可見他之善于承繼希臘文化的大統(tǒng)。蓋公道為希臘思想之一中心觀念，若以中國古代人文主義作比較，其地位殆近似“仁”字之于儒統(tǒng)。我們在前面曾提到，常與變是希臘哲人所最關切的主題之一，但是前此諸哲或重?；蛑刈?，要皆各有所偏。直到亞氏這一問題才算有了合理的安頓。大體言之，亞氏是肯定常道的，他相信宇宙萬物為一種理性的力量所統(tǒng)御。但是另一方面他對變道也有所交代。這可從他所持的形式與物質(zhì)的說法得到證明。我們不妨說形式乃表現(xiàn)宇宙萬物之永恒的一面，也即是常道；物質(zhì)乃表現(xiàn)其生滅的一面，也即是變道。這層意思柏拉圖在其理念世界與感覺世界之分劃中已先發(fā)之。徒以柏氏所蘄向者惟在理念之永恒，遂使此二世界分而難合。而亞氏之形式與物質(zhì)則渾然一體：共相不能離具體之事物而空存，具體事物之中也蘊有共相之因子。這種形而上學的觀念落實到人的身上便有理性與感覺之辨。通過理性人可以知常；通過感覺人可以知變。而理性與感覺在亞氏思想中也盡有脈絡相通，未嘗分為兩橛。因此他對感覺知識的對象極表重視，柏拉圖的形式是超越可感覺的事物之上的；亞氏的形式則不離乎可感覺的事物，人必當自其已知之事物漸推至其所未知之事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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