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傳

前言

回首天外，腳踏實地    為偉人作傳，似易而實難。易在其事跡、功業(yè)盡人皆知，相關文獻、資料、風評俱在，只要辛勤搜集，矜慎下筆，自然能夠成書；難在千頭萬緒，要披沙煉金，挫銳解紛，洞燭傳主的人格、氣質(zhì)、精神，非識力超卓者不辦。太史公文章傳頌千古，就在于他獨具慧眼，畫龍點睛的功夫，至于文筆高妙，猶錦上添花而已。但要為當代科學偉人作傳，則困難更添一重，因為所牽涉的學問非內(nèi)行人無從窺其堂奧，更遑論指點曲折原委了。派斯(Abraham Pais)的《上主之奧妙》(Jsubtle is the Lord…)被公認為愛因斯坦傳記的經(jīng)典，正是因為作者不但親炙愛氏文獻掌故多年，更且以現(xiàn)代理論物理學為專業(yè)，談到上世紀初的各種大發(fā)現(xiàn)并無隔霧看花之苦。    從這一角度看來，對中國科學史家、作家而言，為楊振寧這么一位不世出的科學大師作傳，既是義不容辭，也是天賜良機，但更是絕大的挑戰(zhàn)與考驗。迄今為止，接受此挑戰(zhàn)者，已經(jīng)不下六七位之多。他們之中，楊建鄴教授當是最努力勤奮的一位。他早年參軍，復員后進蘭州大學攻讀物理學，不旋踵便為了不難想象的原因，被迫返回農(nóng)村老家，虛度光陰二十載，直到1981年方才得到機會，進入華中理工大學物理系任教，自此全力投入科學史和科普工作，迄今為止，出版專著、譯著、編著五十種之多，包括多位大科學家的傳記、《楊振寧文錄》，以及派斯粒子物理學史名著lnward Bound的翻譯，此外主編辭典、史話、文錄亦將近十種，真可謂夙興夜寐，持志不懈了。在這眾多著述之中，毫無疑問，這部《楊振寧傳》是扛鼎之作，也是他面對平生挑戰(zhàn)的認真響應。此書從1996年開始構(gòu)思，2003年出初版，翌年出修訂版，近年再經(jīng)過大量補充和修訂，包括與楊振寧教授本人兩度晤談，然后才有這部全新擴充版面世。因此，我們對它寄予厚望是很自然的。    這本傳記有好幾方面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它著重每個題材的前因后果，對相關人物、現(xiàn)象、理論進展都廣事搜羅資料，詳為介紹。例如談到規(guī)范場理論，便是從諾特(Noether)定理講起，跟著追溯韋爾(Weyl)理論的發(fā)展，以及?？?、倫敦、泡利諸人的貢獻，然后才轉(zhuǎn)入楊振寧在這方面的工作，包括他前此所受的啟發(fā)，到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訪問的經(jīng)過，以至楊一米場理論提出后產(chǎn)生的反應等等；此后更縷述希格斯(Higgs)機制、電磁和弱作用統(tǒng)一、w和z規(guī)范粒子的發(fā)現(xiàn)，最后以“漸近自由”與色動力學的討論作結(jié)束。這樣，在短短27頁篇幅里面，作者提供了一篇規(guī)范場發(fā)展小史，令讀者對楊一米場的來龍去脈得到相當完整的了解。書中其他部分也同樣包含大量生動、相互關聯(lián)的細節(jié)，為所涉及的主題構(gòu)筑寬廣有深度的背景，在其中像費米、特勒、奧本海默、泡利、海森伯、狄拉克、吳健雄這些人物都有了清晰面貌。本書能夠如此全面、深入，無疑因為作者得力于以前的眾多著作、編譯，但也還是認真下了大工夫所致，這是值得稱道的。    其次，此書在布局上頗講究。例如上述楊一米場這個大題目時間跨度長達六七十年，作者卻把它全部歸為一節(jié)，依其“重心”(1954年)的時序放在講“普林斯頓時期(1949—1966)”的第四章，整個論述因而得以統(tǒng)一。下一個主題是大家熟知的“O-T之謎”和宇稱守恒問題，其跨度同樣漫長，重心則在緊接著的1956年，所以也別無選擇，只有全部放在同章隨后一節(jié)。然而，楊先生還有第三方面重要工作，即統(tǒng)計力學，這從50年代初延續(xù)到60、70年代，乃至今日，倘若再一股腦兒塞進第四章，就勢必令讀者腸胃堵塞，消化不良了。所以作者將之分為兩節(jié)，伊辛模型和楊一巴克斯特方程按后者的主要時序(1967年)移到下一章即“石溪時期(1966—1999)”，從此衍生的冷原子系統(tǒng)問題則歸于再下一章即“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時期(2000- )”，這樣敘事便從容不迫，內(nèi)容分布也比較均衡了。本書讀來明白流暢，那既是筆下工夫，也是布局煞費苦心所致。    除此之外，作者還專門辟出一節(jié)，詳細討論楊先生對物理學與美之間關系的看法，也就是對稱觀念、理論結(jié)構(gòu)和物理現(xiàn)象三者之間的互動。的確，楊先生從大學時代開始，就在這方面有非常強烈的感覺，后來二維伊辛模型、規(guī)范場理論、基態(tài)一維原子模型等的巨大成功更增強了他的自信。但這是個很抽象、滑溜的題材，本書征引了楊先生多段原話作為核心，又遠從哥白尼、波爾茲曼的相關說法開始，跟著提到狄拉克的相對性量子力學，這才轉(zhuǎn)入楊本人的工作，其后再回到麥克斯韋如何通過對稱觀念發(fā)現(xiàn)他的方程組，最后以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之發(fā)現(xiàn)作結(jié)。這個回環(huán)往復的大敘述以烘云托月的方法凸顯了楊先生思想上一個要點，也顯示了作者對楊先生多篇著述的熟悉，以及所做的統(tǒng)合功夫，那都是值得贊賞的。    說到美感、對稱與大自然探究，誠如楊先生所曾經(jīng)一再指出，那并非到近代方才出現(xiàn)，而是淵源于古希臘以圓為天體運行軌道的形狀，因為它最對稱，所以最美；與此相關的各種觀念一直延續(xù)到17世紀，甚至在開普勒和牛頓的工作中表現(xiàn)出來。我們曾經(jīng)為楊先生的說法提供了一些佐證和補充，而稱之為對稱觀念的“史前史”——其實，說到底，對稱觀念與嚴格幾何論證正是西方傳統(tǒng)科學亦即古希臘科學的核心。然而，倘若如此，這就生出一個大問題來了：為何現(xiàn)代科學沒有在古代希臘出現(xiàn)？    我們知道，古希臘科學從發(fā)現(xiàn)幾何三大難題開始(約公元前450年)，隨著最后一位幾何學家泊布斯去世而結(jié)束(公元350年)，其問延續(xù)了足足八百年之久，在數(shù)學、天文學、靜力學、光學等各方面有非常輝煌的成就。然而，在天文學家托勒密(約90一168年)之后，它就開始停滯，不能繼續(xù)發(fā)展了。為什么呢？是什么因素使得現(xiàn)代科學要在17世紀英國而不是公元前3世紀的亞歷山大城出現(xiàn)？這個問題曾經(jīng)在科學史家之間引起熱烈爭論，觸發(fā)各式各樣的答案，甚至有專家堅決認為，其實并沒有什么根本道理使伽利略的革命不可以在古希臘發(fā)生！我們不必重溫這些爭論，因為在今天，答案已經(jīng)有共識了，那就是：古希臘科學過分倚賴純粹推理精神，也過分沉醉于幾何論證之美妙，因而疏遠了大自然的整體——特別是，它面對紛亂的“地上現(xiàn)象”一籌莫展，畏縮不前，認為它變動不居，故此不可理解——亞里士多德是例外，卻又魯莽地忽視數(shù)學工具。這樣，古代科學就失去繼續(xù)發(fā)展的動力。    這個狀況一直到16世紀才發(fā)生根本改變，原因是當時西方科學受伊斯蘭文化影響，涌現(xiàn)了兩個嶄新因素：計算型數(shù)學與實驗精神。前者起源于伊斯蘭科學中的代數(shù)與三角學，這在中古傳人歐洲，到16世紀蓬勃發(fā)展，由是導致“數(shù)”觀念之擴充、符號算式之發(fā)展、高次方程之嚴格解、解析學和解析幾何學之興起，乃至微積分學之出現(xiàn)，等一連串發(fā)展。因此，17世紀數(shù)學已經(jīng)與古代完全不一樣，成為幾何推理與符號計算相輔并重的了。至于實驗精神，也同樣可以追溯到伊斯蘭文化，特別是它的光學、煉金術(shù)(即雛形化學)以及精密天文觀測。這些傳人歐洲之后，刺激了實驗性的光學、磁學、運動學等“地上科學”之發(fā)展——但它們卻是與數(shù)學結(jié)合的，和古代并不一樣。這個傳統(tǒng)在15—16世紀促成了實證科學的興起，包括哥白尼、第谷、開普勒的天文觀測和理論探究、北意大利的彈道學和拋射體研究，以及帕拉撒爾蘇斯(Paracelsus)的煉金術(shù)。因此，與古代相比，17世紀的科學文化已經(jīng)脫胎換骨了：它是論證與計算并重，實驗與推理并重的。這表現(xiàn)為培根強調(diào)實驗與笛卡爾強調(diào)思考這兩種截然相反精神的碰撞、互動，由是才醞釀出牛頓的歷史性綜合，即所謂“實驗哲學”。所以，西歐是通過伊斯蘭文化而間接承受古希臘傳統(tǒng)的，這是個關鍵性轉(zhuǎn)折：它在傳統(tǒng)的科學文化中注入了新血液、新精神，也就是在優(yōu)美的，以嚴謹推理為尚的，專注天上永恒事物的幾何型科學以外，又發(fā)展了雜亂的，倚靠嘗試、猜測多于推理的，包羅萬象的計算型科學?，F(xiàn)代科學是這表面上矛盾、不兼容的兩種精神、兩種方法相互碰撞，相互結(jié)合的產(chǎn)物，而并非其中任何一者單獨發(fā)展的結(jié)果。    以上這段歷史許多人耳熟能詳，我舊事重提，是要強調(diào)：在現(xiàn)代科學出現(xiàn)之后，這兩種精神仍然是緊密配合、互相促進的；而且，即使在同一科學家身上，也是同時并存，重要性無分軒輊。譬如牛頓開天辟地，是建立現(xiàn)代科學理論體系的天才，但他之前的伽利略、開普勒、惠更斯等，就都是與現(xiàn)象糾纏、搏斗，從中尋覓表象規(guī)律者，他們也就成為把肩膀供他站立的巨人。在他的《自然哲學的數(shù)學原理》這部巨著之內(nèi)，也同樣可以見到這兩種不同精神的體現(xiàn)。它開篇第一條定理是：受向心力支配的運動符合開普勒第一定律，亦即角動量守恒，這只需要不足一頁的幾何證明，簡潔優(yōu)美之至。此書隨后估算地球的扁平度則牽涉大量近似計算，顯得迂回繁復，異常凌亂艱辛。但《原理》的嚴謹數(shù)學震撼歐陸，萬有引力觀念卻遲遲不被接受，最后形勢得以扭轉(zhuǎn)，正是因為這扁平度的估計得到證實。同樣，麥克斯韋的方程組美妙絕倫，其實是累積了整一個世紀許多不同工作之綜合與融會——麥氏在其上所添加的關鍵一項誠然是神來之筆，卻很難說是超越時代與經(jīng)驗。同樣，愛因斯坦也有他的巨人肩膀——邁克爾遜、洛倫茲、費茲杰羅、龐加萊等的眾多前期實驗和理論工作，狹義相對論應該說是這一連串發(fā)展所帶來的剎那問洞見；更何況，他在“奇跡年”對布朗運動和光電效應等“塵世”現(xiàn)象的探究，至終對量子力學也有巨大貢獻。因此，現(xiàn)代科學數(shù)百年來都是由理性思維與具體現(xiàn)象探索這兩種相關而不相同的精神交相推動，才得以穩(wěn)步前進，蓬勃發(fā)展的?！皟蓷l腿走路”是它與古希臘科學的最基本的分別。    當然，必須承認，這有特殊例外。廣義相對論就是不折不扣的超越時代和經(jīng)驗(雖然不是數(shù)學發(fā)展)之創(chuàng)造：它從洛倫茲不變性到(局部的)普遍不變性這一凌空飛躍，的確工奪造化，不啻令人重睹希臘幾何之優(yōu)美，體會柏拉圖宣言“倘若人對于知識與智能的熱愛是認真的，并且運用心智過于身體其余部分，那么自然就會有神圣和永恒的思想”(《蒂邁歐篇》90c)之崇高潔凈。不過，這樣從一個信念、一點穎悟出發(fā)的凌空飛躍而獲得大自然首肯者，在整部物理學史上可謂鳳毛麟角。狄拉克的相對性量子力學方程雖然驚人，卻是憑借相對論、量子力學與(非相對性)自旋觀念這幾塊強力彈板起跳的。要找第二個例子，只有楊一米場庶幾近之。它所根據(jù)的規(guī)范不變性和同位旋守恒原則雖然久已為人熟知，但極其抽象、縹緲，以此居然能夠建構(gòu)起一個粒子相互作用的基本理論，在數(shù)十年后更證明是與現(xiàn)實世界在最深層次若合符契，那真使人生出憑空御虛，飛渡天塹之感！楊先生如此看重對稱觀念，以及品位、美感在物理學中所起的作用，當是由此切身經(jīng)驗與驚喜而來吧。但無論如何，楊先生和以前諸位大師一樣，在此理論飛躍以外也同樣有大量實證性的現(xiàn)象規(guī)律探索，宇稱守恒問題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而已。倘若楊一米場顯得回首天外，思人風云，那么如他自己所經(jīng)常強調(diào)，他的雙腳始終是牢牢踏在實地上的。因此，他期期無法認同優(yōu)美奇妙、風行一時的超弦理論為物理學正道，因為在現(xiàn)實世界中它始終缺乏支撐點，甚至連接觸點也闕如，就不足為怪了。    其實，就人生而言，楊先生也同樣有回首天外與腳踏實地這截然不同的兩個取向：前者是物理學，是他所承受于西方文化的；后者是故國情懷，是孔老夫子、清華園和西南聯(lián)大所灌注于他血液之中的。他經(jīng)常以“幫助改變了中國人自己覺得不如人的心理”為驕傲，為畢生最大貢獻；從70年代初開始，就致力于推動中美關系，促進中國科學發(fā)展；晚年更返回清華園定居，以“歸根居”命名寓所，處處都流露出這種感情。因此，物理學上的巨大成就僅僅是楊先生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他的中國情懷，兩者互為表里，關系密不可分。本書以將近一半篇幅討論楊先生的成長與回歸，也就是他和中國的關系，是極其自然的。    對中國人來說，這兩個取向是理所當然，毋庸置疑的。從五四時代開始，科學報國就已經(jīng)是知識分子的大傳統(tǒng)，創(chuàng)辦“中國科學社”的胡明復、任鴻雋如此，此后數(shù)十年間留學歐美的眾多科學家也大抵如此。他們回國效力時間有遲早，成就有高低，所作犧牲有多寡，歷程有曲折順利之不同，但振興中華的愿望與承擔則人同此心，并無二致。楊先生只不過是其中成就最高、最為突出的一位而已。這是傳統(tǒng)文化的強大實用傾向和凝聚力使然，知識分子深受熏陶而有此以天下為己任的自覺，再自然不過了。然而，在西方觀念之中，探究自然與報效國家或者服務社會卻本來是全然不相干，甚至彼此矛盾的兩回事情，這在今日雖然已經(jīng)改變，但與中國人心目中的“學以致用”仍然大有距離。這其中的異同，也還是很需要分辨明白的。    我們所要指出來的，簡單地說，是以下兩點。首先，科學的原動力本來不在實用，而在求知，到了現(xiàn)代，它雖然顯示出巨大的實用價值，但求知作為它的基本理念這一點仍然是根本，不能夠拋棄。其次，古代哲人探究自然奧秘純粹出于信仰與個人追求；到近代科學家方才發(fā)展出社會意識，但這既有積極的承擔，亦有消極的批判。也就是說，他雖然處身社會之中，卻不一定認同于世俗價值，仍然可以超脫于其外。統(tǒng)而言之，現(xiàn)代科學雖然已經(jīng)成為社會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但功能不僅在于控制物質(zhì)世界：它自有其獨立價值和思維方式，應該視為一種獨特的文化。    讓我們先從科學的原動力談起。在西方，作為科學前身的自然哲學傳統(tǒng)是在非常特殊的背景下形成：它是純粹思辨性、理論性，完全不注重實用的；它的發(fā)展也不固定于任何地區(qū)或者文化傳統(tǒng)，而是不斷在多個地區(qū)之間轉(zhuǎn)移。最特別的是，它以嚴格論證的數(shù)學作為突破點，而背景則是畢達哥拉斯所創(chuàng)立的神秘教派，特別是它“萬物皆數(shù)”與“致力宇宙奧秘探索可帶來永生”這兩個理念。這些特點決定了西方科學傳統(tǒng)的基本形態(tài)，即它是以個人的超越性追求(這包括思想性與宗教性兩個向度)為原動力的。基督教成為西方文化主流之后，這一特征仍然留存，只不過其宗教向度被重新定位于基督教的上帝而已。但從18世紀開始，這個傳統(tǒng)出現(xiàn)了巨大變化。正如培根所預見和主張的那樣，科學不再限于探究自然，而日益展示它還具有主宰自然，改變自然的不可思議的力量，因此也就變成了人類活動的一個主要部分。中國人對科學的普遍認識，是上世紀初方才開始的，因此被視為富強之道，這和今日的“科教興國”觀念正好是一脈相承。其實，西方也同樣有此傾向：美國在50年代面對蘇聯(lián)挑戰(zhàn)，以及在今日面對中國挑戰(zhàn)的時候，又何嘗不是號召大力發(fā)展教育與科技來作響應呢？    然而，單純從追求富強的角度來推動科學發(fā)展雖然容易鼓動人心，卻是短視的。為什么？根本原因在于，科學的真正秘密和精神在于：以宗教的謙虛、虔誠，與全部的生命熱忱、承擔，來探索自然奧秘，來追求“神圣與永恒思想”。而此奧秘、思想則是“無用之用”，是“無為而無不為”的大道(11。由之而生出的無窮財富、力量，只是意想不到的連帶結(jié)果而已。倘若從頭便以富強為目的，則不免落于下乘，淪為“必欲得之，固將失之”了。世界上所有古老文明，從埃及、巴比倫、印度以至中國，都曾經(jīng)發(fā)展出相當高水平的實用性科技，但它們至終卻全部受制于原先的淺近、有限度目標，而只能夠停留在“蟪蛄不知春秋”，“夏蟲不可以語于冰”的階段。    在今天，科學對現(xiàn)實世界的重要性無疑是家喻戶曉了，但它原來的求知、求真理念卻仍然是最根本的。因為科學不是固定的：新的自然規(guī)律還會被發(fā)現(xiàn)——事實上，正在不斷涌現(xiàn)，而我們不可能判斷，它哪些部分有實用價值，哪些沒有。愛因斯坦不可能預見狹義相對論會在數(shù)十年內(nèi)徹底改變世界；盧瑟福宣稱“誰要從原子的蛻變來尋找能源無異癡人說夢”，不旋踵就被證明為大錯而特錯了；混沌(chaos)和分形(fractal)觀念在其初只不過是應用數(shù)學家的玩物，但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從激光和手機天線設計以至了解地貌不可或缺的原理了。因此，無論高科技產(chǎn)品如何令人目迷五色，眼花繚亂，我們?nèi)匀徊豢赏?，在實用與經(jīng)濟意義以外，科學還有更高遠的追求和理想，那才是它真正的生命與價值所在。放棄這理想，它就會喪失往前發(fā)展的動力，它的生機也不免枯竭了。    倘若科學的理念是超越實用的，那么科學家本身又如何呢？這把我們帶入第二個問題，即科學家與社會的關系。在古代，科學家是昂首天外，疏離社會，對俗務不屑一顧的哲人。這定位與形象的改變是從啟蒙運動開始的：他們夢想掃除愚昧，造福人民，慨然以改造社會為己任，正是由百科全書學派吹響號角。自此以后，響應者如拉瓦錫、巴斯德、赫胥黎等就風起云涌，不可勝數(shù)了，“科學主義”的觀念于焉形成。五四以來，中國好幾代的科學家也都深受其鼓舞與影響。另一方面，絕不能夠忽視的是：科學家亦并非盲目認同于所有科技應用。例如，深受國家器重、尊崇的法拉第，就曾經(jīng)以道德信念為理由，拒絕為克里米亞戰(zhàn)爭中的英政府出任化學武器研究顧問。另一個為人熟知的例子，則是愛因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公開反對德國的軍國主義；以及他在1955年臨終之前響應羅素的號召，簽署反核子武器宣言，那至終得到泡利、波恩等其他九位著名科學家聯(lián)署，從而導致了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一場全球反核武運動。在當時，自然還沒有人能夠預見，雖然以科技改造世界的夢想轉(zhuǎn)眼就會成真，但它并不完美，至終會帶來禍害，甚至災難！自50年代以來，隨著科學的應用與影響日增，科學家在社會上也日形重要，不但進入主流階層，甚至有躋身商界大亨、政界要人、社會名流之列的。然而，與此同時，他們的批判意識也并沒有沉睡：半個世紀前，生物學家卡森(Itachel Cal'son)以《寂靜的春天》一書揭開了整個環(huán)保運動的序幕；在今日，數(shù)百名國際氣象學家組成的獨立委員會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0n Climate Change)在全球暖化這一高度敏感問題上發(fā)揮了巨大作用與道義力量。那也就是說，在天真的科學主義以外，科學家還會唱反調(diào)，會顯示出社會批判意識，憑借其專業(yè)知識對公眾事務作出獨立判斷，從而發(fā)揮超越政治利害的道義力量。在這個意義上，科學并非工具，而代表一種獨立文化，一套價值觀念。    當然，對于處身于冷戰(zhàn)時期美國的青年楊振寧來說，要發(fā)揮社會批判意識是很困難，實際上完全不可能的。更何況，就他而言，這也沒有任何文化上的意義。因此，如他一再在不同場合所披露，鼓動他的，基本上是埋藏心底的強烈民族意識。另一方面，他所投身的物理前沿研究本來就是高度抽象與理論性的；而且，為了竭力保持與上海家人的聯(lián)系，以及將來回歸中國的可能性，他有意識地避開與軍事有任何關聯(lián)的所有研究題材與機構(gòu)。這樣，很奇妙(但并不獨特)地，他雖然有那么強烈的人世意識，然而在物理學上的主要貢獻——楊一米場、宇稱不守恒、二維伊辛模型解、楊一巴克斯特方程等等，卻只是對物理學和數(shù)學產(chǎn)生巨大沖擊，迄今未有任何實際應用——而且，這和廣義相對論、宇宙論、基本粒子“標準模型”等基本理論也是完全一樣的。也許，這適足以說明，科學(特別是物理學)在現(xiàn)代世界的最重要功能是在于其思想性和文化性，其實際應用反而是第二義的吧。    時光荏苒，猶記當年先生八秩榮慶，曾經(jīng)有幸以“楊振寧的兩個世界”為題講論先生生平；如今這本傳記出版在即，承囑在卷首寫幾句話，想不到信筆所之，連篇累牘不能自休，不過，雖然蕪雜，卻也還是平日思考過的一些想法，也許正可用以慶賀先生年登期頤吧。當然，古人所謂耄耋，所謂期頤，所指都不外供奉、休息、靜養(yǎng)之意。如今先生康健如恒，仍然潛心于第一線物理研究而常有創(chuàng)獲，真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了。謹以是為祝為禱，為先生壽。是為序。    2011年新春于用廬

內(nèi)容概要

1957年，楊振寧與李政道因為“宇稱不守恒”理論的貢獻，成為率先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
1982年，美國氫彈之父泰勒指出，楊振寧因為創(chuàng)建“楊一米爾斯規(guī)范場理論”，應該再次獲得諾貝爾獎。
 1999年，著名物理學家戴森推崇楊振寧是繼愛因斯坦、狄拉克之后為20
世紀物理學樹立風格的一代大師。
《楊振寧傳(增訂版)》由楊振寧先生審定認可，是有關他最厚實、最全面、最專業(yè)的一部傳記，它以翔實的史料收集、扎實的物理論述和踏實的寫作態(tài)度見長，因此值得一讀。
 由楊建鄴編著的《楊振寧傳(增訂版)》就是為這位世界偉人所立的傳。

作者簡介

楊建鄴(1935-)，湖北紅安人，武漢華中科技大學物理學院退休教授。對物理學史，物理學家和諾貝爾獎得主的事跡有特別的興趣。著有《杰出物理學家的失誤》、《玻爾傳》、《愛因斯坦傳》、《窺探上帝的秘密——量子史話》等；譯有《愛因斯坦傳》、《原子舞者——費米傳》、《夸克與美洲豹》等；主編有《20世紀諾貝爾獎獲獎者辭典》、《諾貝爾獎史話》等。

書籍目錄

回首天外，腳踏實地(代序)　
第一章　幸福的少年時代(1922—1938)　
　一、出生的年代
　二、在父親留美的日子里
　三、父親歸來
　四、世外桃源和“似有異稟”
　五、戰(zhàn)亂中的奔波
第二章　西南聯(lián)合大學(1938一1945)　
　一、戰(zhàn)火中的西南聯(lián)大
　二、大學生活
　三、獲得學士學位
　四、研究生院
　五、遠渡重洋
第三章　芝加哥大學(1945---1949)　
　一、尋找費米
　二、來到芝咖哥大學
　三、特勒的建議和獲得博士學位
　四、“我是很幸運的”
第四章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1949—1966)
　一、來到高等研究所
　二、海外姻緣
　三、規(guī)范場理論
　四、宇稱守恒定律的破滅
　五、美好的合作與最終分手
　六、物理學之美
第五章　　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1966—1999)
　一、跳出象牙塔
　二、更廣闊的天地
　三、統(tǒng)計力學中的輝煌
　四、楊振寧與現(xiàn)代數(shù)學
　五、另一個研究領域——物理學史
　六、退休
　七、香港中文大學
第六章　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1999一)
　一、落葉歸根
　二、上帝的禮物
　【附錄】我的一些記憶
　三、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
　四、冷原子研究
　五、談治學之道
第七章　“有生應感國恩宏”
　一、與祖國的聯(lián)系
　二、痛苦的決定
　三、1971年的壯舉
　四、致力中國科學的發(fā)展
　五、親情和師情
　六、與鄧稼先的永恒友誼
參考書目
第一版后記
增訂版后記

章節(jié)摘錄

第一章 幸福的少年時代    1922年lO月1日(農(nóng)歷壬戌年八月十一日)，在安徽省合肥縣城西大街四古巷楊家大院，楊克純(字武之)喜得長子，這個圓頭大腦的男孩就是楊振寧——一20世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    楊振寧的曾祖父楊家駒，字越千，原系安徽省鳳陽府人，當過清朝太湖縣分領營兵的都司。卸任后于1877年把家安在合肥縣，這是因為他覺得這里物產(chǎn)豐富，民風敦厚，加之又有好友相勸。楊家駒官職低下，俸銀微薄，因此家境十分困難，他的五個兒子中只有兩個讀了一點書，其他都當學徒從了商。楊振寧的祖父楊邦盛，字慕唐，生于1862年，是兩個有幸讀書者中的一個。他自幼讀書，1880年考中秀才。后來，他很長一段時間靠設蒙館開課維持生計。直到1904年，楊邦盛找到了一樁差事，家里的生活才有了好轉(zhuǎn)，并在合肥西大街四古巷買下房舍(現(xiàn)為合肥市安慶路315號)。這樁差事與李鴻章有些關系。李鴻章得勢以后帶了不少合肥人到北京和天津做官。當時津南巡警道道臺為段芝貴，楊邦盛就是在段芝貴手下做幕僚，負責文書一類的事務。    楊邦盛的長子楊武之1896年出生。母親王氏1905年去世時，楊武之才9歲。1908年，也就是楊武之12歲那年，段芝貴由天津調(diào)任黑龍江總督，楊邦盛便隨同他前往寒冷的北地。不料在沈陽旅館里染上了鼠疫，客死他鄉(xiāng)。父母去世以后，楊武之由叔叔楊邦瑞和嬸嬸范氏撫育成人。    楊武之讀書時，家里十分困難，他的母親因為肺病常年臥床不起，父親一直在北方工作，漂泊不定，因此他不僅要照料生病的母親，還要照看比他小兩歲的弟弟。母親把買藥的錢省下來給兩個兒子上學時買早點吃，楊武之常常把自己的那一份給弟弟。為了讓弟弟能夠多吃上兩個小燒餅，他自己寧愿挨餓。有時弟弟受同學欺侮，楊武之總是盡量保護弟弟。弟弟冬天穿的棉袍子是別人施舍的，因此很不合身，里面的二棉袍本來應該短一些，但罩在外面的大棉袍小了罩不住二棉袍，結(jié)果二棉袍總是露在大棉袍下面一大截。一些家境富裕的同學見了，不免嘲笑或欺辱他。楊武之在憤怒之下，和這些同學打過幾次架，并教訓他們不能仗勢欺辱同學。    楊武之自幼酷愛圍棋，還喜歡養(yǎng)鴿子。但還不大懂事的弟弟也許是為了好奇，有一天他把哥哥剛養(yǎng)的鴿子放飛了。楊武之知道后，一時生氣未能控制自己，把弟弟抱住想把他摔倒。這時，他忽然想起了死去不久的父母，弟弟年幼就失去父母的呵護，實在可憐，自己怎么能夠一時性起就欺負弟弟呢？他立即松手放開弟弟，還笑著安慰了弟弟幾句。自此，兄弟二人再沒有翻過臉，吵過架。    楊武之從小勤奮好學，中學時就讀于安徽省立第二中學(當時為四年制，校址為現(xiàn)合肥市第九中學)。但大約在16歲期間，楊武之曾兩次到隔壁住家賭博，被叔叔楊邦瑞知道了。第二次賭博到晚上很晚才返家，叔叔一直坐在客廳里等候楊武之歸來。楊武之見叔叔夜深還在客廳等候他，心中極為不安，看來一頓嚴責在所難免了。但叔叔卻只問了一句：“天已不早，汝身上冷否？”這句多少帶有責備的關懷，讓楊武之慚愧、難過極了。他從此不再賭博，更加發(fā)奮讀書。    1914年，楊武之以優(yōu)秀的成績在安徽省立第二中學畢業(yè)以后，有一年時間沒有確定未來的生活道路。他先是想在京戲班子里唱戲，后來又到漢口軍官學校習武，但這些終究不是他內(nèi)心所喜歡干的事情。1915年，他終于決定報考北平高等師范學堂(即北京師范大學前身)預科班，并隨后考中。據(jù)楊武之的女兒楊振玉說：“[父親]在校時讀書認真，成績斐然。國文、英文、數(shù)學都名列前茅，他的古文和中國歷史的修養(yǎng)，英文和數(shù)學的底子就是這時打下來的。每天課后他都要踢足球直到汗流浹背，晚飯之后則十分專心地上晚自修。青年時期的楊武之，學業(yè)上進，體魄健全，興趣廣泛，除踢足球之外，他還打籃球、唱京戲、下圍棋(圍棋是父親一生的愛好，50年代父親還曾得過上海市高等院校圍棋比賽優(yōu)勝獎)?！?   1918年，楊武之從北平高等師范學堂畢業(yè)，正好有老同學蔡蔭橋先生聘請他，于是他應聘回到母校安徽省立第二中學任教，并擔任舍監(jiān)(即訓導主任)。楊武之忠于教育事業(yè)，也很有決心在教育事業(yè)上貢獻自己的力量，但沒有想到他因為忠于職守，競引發(fā)了一樁驚險的故事，并使他憤然離開了省立第二中學。據(jù)楊武之的姑老表劉秉均先生回憶，這個驚險的故事是這樣的：“當時社會風氣敗壞，學校紀律松弛，住讀生中有少數(shù)紈绔子弟經(jīng)常不守校規(guī)，在外賭博深夜不歸。楊武之忠于教育事業(yè)，決心加以整頓。事先公開宣布自某日起，晚間9時半熄燈，校門上鎖，任何人叫門均不得開鎖，并親自保管鑰匙。這個制度執(zhí)行不久，即有少數(shù)人蓄謀鬧事。某晚有些人借口在外看戲半夜始回，高聲叫門，武之堅拒不允。這些人遂越墻而人，手執(zhí)鐵叉、木棒到處搜尋他，意欲行兇傷害。幸校中職工把他藏于床后，用蚊帳遮住，后又伺機將他送出校門，倉皇避于姑父劉芷生家。這些鬧事學生，覓楊不得，競把他的臥室搗毀，蚊帳燒掉。次日鬧事者仍叫囂搜索。并揚言：在何處發(fā)現(xiàn)，就在何處將楊打死。出事之后，校方欲開除鬧事學生，請武之回校，但當時政治腐敗，阻力甚多，遷延未決，武之遂憤而離肥，去安慶某中學教書，時在1921年前后。”    在去安慶某中學教書前的1919年，楊武之與同鄉(xiāng)羅竹泉的女兒羅孟華結(jié)婚。他們的婚姻是指腹為婚決定下來的，這是因為羅竹泉是楊武之姑父劉芷生的好友。1922年，他們喜得長子振寧。楊振寧這一代為“振”字輩，而當時楊武之正在安徽長江邊上的小城安慶(舊名懷寧)教書，為紀念這一段教書經(jīng)歷，他就給長子取名為振寧。P11-13

后記

從第一版面世至今，已經(jīng)有七個年頭了。    因為當時資料不足等原因，第一版《楊振寧傳》只寫到1999年楊振寧先生從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退休，以后的事情基本上沒有涉及?？墒菑?999年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11個年頭，這些年發(fā)生在楊先生身上的事情很多。例如，楊先生在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的活動，楊先生最近在冷原子研究中的后繼研究，還有楊先生第二次婚后的生活……這些事情我想讀者是十分希望了解的。    還有，第一版對楊先生的偉大貢獻沒有全面和充分地進行分析，使讀者對楊先生在科學界的重要性認識不充分；對楊先生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為幫助中國科學事業(yè)的發(fā)展，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重要貢獻，也涉及較少。還有，楊先生與李政道先生曾經(jīng)有過長達十幾年的合作，但是后來兩人不幸分手。這件事情以前我沒有寫，這些年公眾對這件事十分關心，如果我再避而不寫就恐怕不大合適。因此補寫了這段歷史過程。我把目前我所知道的情況，盡量客觀地介紹給讀者，但沒有做判斷。原因是，一方面我的能力有限，二方面我以為目前不是做出判斷的恰當時機。    正是以上諸多原因，我在2009年決定對原來的《楊振寧傳》做一些補充。在這一寫作過程中，得到了許多人的熱情幫助。    楊振寧在2009年7月和2010年元月兩次接受我的采訪，他耐心地向我介紹許多物理學史的情況，規(guī)范場的歷史介紹尤為仔細，讓我受益良多。    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的聶華桐主任和吳念樂副主任，向我詳細介紹了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從建立到今天的發(fā)展過程和已經(jīng)取得的一些成就。    南開大學葛墨林院士，向我介紹了陳省身數(shù)學研究所理論物理中心的建立和發(fā)展過程，他說，整個發(fā)展過程楊先生給予了不可或缺的指導。    香港中文大學楊綱凱教授和陳方正教授在香港熱情地接受了我的采訪，他們詳細介紹了楊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活動，以及楊先生這些活動對中文大學的重要意義。他們的熱忱使我十分感動。陳方正教授不僅慷慨為本書寫了序言，還通讀過本書二稿的清樣，提出了許多極為寶貴的修改意見。我非常感謝他的熱忱和幫助。    中國科學院高能所的馬中騏教授向我詳細介紹他和楊先生目前正在進行的冷原子合作研究。翟薈博士2009年從美國回到高等研究中心，忙得不得了，但是他仍然抽出時間兩次向我介紹楊先生和冷原子研究的歷史過程，以及現(xiàn)在的一些情況。    楊先生在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辦公室的秘書許晨女士和在香港中文大學辦公室的秘書黃美芳(Judy)女士，不厭其煩地答復和幫助解決我的許多瑣碎問題，幫我復印和郵寄無數(shù)的資料，有時我自己都覺得太麻煩她們而感到內(nèi)疚。    沒有楊振寧教授和以上所有提到的朋友熱情的幫助我就沒有可能寫出十多萬補充文字。    感謝三聯(lián)書店接受這本書的增訂版，尤其要感謝徐國強編輯的不懈努力和他不厭其煩的修正，以及由他編寫的本書文前彩圖部分。    我希望我的努力不辜負他們熱情的幫助。    楊建鄴    于華中科技大學寧泊書齋    2010年2月28日初稿    2010年11月16日二稿    2011年4月4日三稿

編輯推薦

楊振寧先生是當世偉大的理論物理學家，他在學界的崇高地位為天下所公認。由楊建鄴編著的《楊振寧傳(增訂版)》對楊振寧先生的重要人生經(jīng)歷做了一番回顧，有幸福的少年時光，有在國內(nèi)外的求學經(jīng)歷，有艱辛的研究工作，也有與妻子的幸福美滿生活故事，…… 本書就是為這位世界偉人所立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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