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典批判
出版時間：2010-06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作者：劉再復 頁數(shù)：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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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劉再復一九八九年去國遠游時，正值學術研磨和積累的盛年。不少他的朋友為此惋惜，他自己也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人生考驗。然而，他的人生正是在顛沛流離的異國漂流中獲得了鳳凰涅粲般的再生，完成了心靈與精神生命的蛻變。二十年來，語言就是他的故土，語言就是他的祖國。時間和空間的阻隔并不能截斷由語言紐帶連接起來的文化與精神的通道，順著這條由圣哲先賢、先知前輩構筑的神秘小道的指引，他接通精神血脈，在遙遠而陌生的土地上抒寫心靈，尋覓人性，反思現(xiàn)實，探索歷史。一如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時那樣，他在文學創(chuàng)作和學問探索兩個方向用功，筆耕不輟。一面以飽含深情和智慧的詩性文字，綿延著文學的血脈；另一面以無畏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承繼著博學、審問、明辨、慎思的問學傳統(tǒng)。這二十年的文學創(chuàng)作有《漂流手記》、《遠游歲月》、《西尋故鄉(xiāng)》、《獨語天涯》、《漫步高原》、《共悟人間》、《閱讀美國》、《滄桑百感》、《面壁沉思錄》、《大觀心得》等漂流系列散文，共十卷；而學術著作也在思想史、文學史和作家評論等數(shù)個方向上展開，先后出版有《紅樓夢悟》、《共悟紅樓》、《紅樓人三十種解讀》、《紅樓哲學筆記》等稱為“紅樓四書”的關于《紅樓夢》的四種評論，還有《現(xiàn)代文學諸子論》、《放逐諸神》、《高行健論》、《罪與文學》等多種著作，還有產(chǎn)生廣泛回響的與李澤厚的對談集《告別革命》和海外訪談集《思想者十八題》。
內(nèi)容概要
影響中國世道人心的書，不是政治、哲學、歷史經(jīng)典，也不是從西方翻譯過來的各種經(jīng)典，而是《水滸傳》和《三國演義》這兩部文學經(jīng)典。它進入中華民族的潛意識，構成中華民族深層的文化心理，成為中華民族性格的一部分。《雙典批判：對〈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的文化批判》是在肯定《水滸傳》和《三國演義》文學價值的前提下，對兩部經(jīng)典進行價值觀的批判，為大眾閱讀理解經(jīng)典提供了一個新視角。
作者簡介
劉再復，1941年生于福建南安縣，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文學研究所所長。1989年旅居美國?，F(xiàn)任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客座研究員、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名譽教授。主要著作有《魯迅美學思想論稿》、《性格組合論》、《傳統(tǒng)與中國人》、《放逐諸神》、《罪與文學》、《現(xiàn)代文學諸子論》、《人論25種》，散文集《太陽·土地·人》、《人間·慈母-愛》及《漂流手記》九卷等。
書籍目錄
序言：地獄門前的思索導言：中國的地獄之門一、文學批評與文化批判二、天國之門與地獄之門三、原形文化與偽形文化四、人性文化與非人文化——聶紺弩的假設和筆者的補充五、黑暗王國與光明個案上部：《水滸傳》批判第一章 社會性“造反有理”批判——《水滸傳》小邏輯質(zhì)疑一、《水滸傳》的兩大基本命題二、兩種不同質(zhì)的追反三、水滸若干小邏輯批判——關于“搶劫有理”等理由的質(zhì)疑第二章 政治性“造反有理”批判——《水滸傳》大邏輯質(zhì)疑一、“造反”旗幟下的殺嬰行徑二、“造反”旗幟下的殺人嫁禍三、“遣反”旗幟下的掃蕩四、“造反”旗幟下的屠城五、關于“造反有理”的四點思索第三章 “欲望有罪”潛命題批判一、欲望的權利與“欲”的不平等二、英雄特色與英雄對美人的殺戮三、天堂、地獄、人間——《紅樓夢》、《水滸傳》、《金瓶梅》對婚外戀女子的不同態(tài)度第四章 屠殺快感的兩大現(xiàn)象一、屠殺快感的審美化現(xiàn)象——對李卓吾《水滸傳》評點的質(zhì)疑二、屠殺快感的國際性現(xiàn)象第五章 《水滸傳》中的地獄之光——關于宋江的再評價一、領袖的非英雄性與非英雄原則二、獨創(chuàng)農(nóng)民革命的另一種“游戲規(guī)則三、宋江形象所體現(xiàn)的“俠”的本真內(nèi)涵四、宋江妥協(xié)路線的哲學分析下部：《三國演義》批判第六章 中國權術的大全一、權術與制度之別二、劉備的儒術三、曹操的法術四、司馬懿的陰陽術五、出神入化的美人術第七章 “義”的變質(zhì)一、“義”的偽形走向二、“義”的排他性三、兄弟倫理與責任倫理四、關羽崇拜的心理分析五、近代中國思想者的反省第八章 智慧的變質(zhì)一、破壞性智慧的較量二、諸葛亮智慧的偽形三、智慧重心的易位第九章 歷史的變質(zhì)——政治斗爭三原則的源頭一、關于政治斗爭無誠實可言二、關于結成死黨三、關于抹黑對手——歷史的偽形化第十章 美的變質(zhì)——雙典“女性物化”現(xiàn)象批判一、從尤物到祭物二、另類動物與器物三、權力斗爭中的貨物與賭物四、毒物與畜物的慘劇五、雙典“女性物化”圖表六、“萬物皆備于我”的變形七、儒家的歷史責任雙典閱讀筆記一百則后記
章節(jié)摘錄
《三國》故事敘述所表現(xiàn)的倫理觀念，表面上看與《水滸》大有區(qū)別，好像《水滸》犯在善惡顛倒或善惡的界線不分，而一部《三國》忠奸邪正則自始至終念念不忘。但是掀開這層表象的區(qū)別，實質(zhì)還是很接近的，“雙典”都病在敘述者價值觀的庸俗與淺薄。與《水滸》的善惡顛倒不同，《三國》的敘事倫理出在它的教科書心態(tài)，猶如自恃自家的寶貝，生怕世人不知，一件一件拿出來炫耀擺譜，玩賞小智權詐。作者猶如一位教匠，啟蒙教眾。當然我們也要承認，作者是出眾的教匠。教什么呢？自然是權謀厚黑一類?！峨p典批判》說中了它的要害：“《三國演義》是中國權術的大全，機謀、權謀、陰謀的集大成者，是指它展示了中國權術的各種形態(tài)。全書所呈現(xiàn)的政治、軍事、外交、人際等領域，全都凸顯一個‘詭’字，所有的權術全是詭術?！彼闹壹樾罢?，以劉蜀為忠正，以曹魏為奸邪，這道統(tǒng)觀是外加上去的。無論忠奸，都奉權詐為宗，無論邪正，都是奸狡的豪雄。其中所寫的種種得意權謀，多數(shù)不見于正史，如桃園結義、貂蟬美人計、諸葛亮三氣周瑜、孔明借箭、蔣干盜書、周瑜打黃蓋、劉備擲子、司馬懿詐病賺曹爽等，史書上并無一言道及。有的是根據(jù)正史一言半語或野史雜乘無根之談添油加醋而成，如三顧茅廬、曹劉煮酒論英雄和劉備種菜園子等。當然筆者指出這些，并不是認為史書所無，演義就不許虛構和添加，而是由此可以看出作者藉著中國官場或人生的一般經(jīng)驗從中提煉而加諸《三國》人物的身上。而作者所注重添加的成分，恰恰是權詐陰謀一類。作者要把現(xiàn)實人生中種種權謀機變之道做一個集中的展示，以為后學效法之用?！度龂纷髡叩倪@個用心，我們不能說它險惡，但至少是平庸，缺乏崇高的人生境界，缺乏人文的關懷；就歷史觀念而言，也是淺薄的，遠不如《三國志》或《晉史》。
后記
去年六月返美后，我便投入《雙典批判》的整理與寫作中。所謂“整理”，是因為早在二〇〇一年，我就在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開設了講座“對《水滸傳》與《三國演義》的文化批判”，并形成了初步的講稿。至今，八年過去了。這八年中我還在臺灣地區(qū)的中央大學和東海大學講過這個題目，也在許多短文中陸續(xù)發(fā)出質(zhì)疑的聲音。但因投入《紅樓四書》的著述之中，只能把“批判”先放下。但是，談論體現(xiàn)于長篇小說中的形象性中國文化，只談《紅樓夢》還不夠，必須進入《水滸傳》與《三國演義》才完整。有原形文化的闡釋，又有對偽形文化的叩問，才有更清醒的認知。經(jīng)過一年多的埋頭努力，此刻終于見到成型的書稿了，真是高興。這一年多能有此新書的完成，首先要感謝北京三聯(lián)書店負責人李昕兄和朱競梅編輯的催促與推動，有朋友推動著，寫作就多一份力量。此外，我還要特別感謝三位友人。一是許治英，她把我在臺灣的講座錄音，整理成三四萬字左右的文字，使我多了一個基礎，也讓我在爬格子時少費一些氣力。二是黃秋強，他是我在城市大學結識的好學生，真愛文學的年輕詩人。他知道我將在今年夏秋兩季進入寫作的最后階段，便買好機票和辦好簽證手續(xù)，想專程到美國為我打印。沒想到，意外的美國“豬流感”事件使他無法成行。
媒體關注與評論
《水滸傳》和《三國演義》最大的問題，一是暴力崇拜，一是權術崇拜。它們影響和破壞了中國的人心，化作中國人的潛意識，正是中國人的地獄之門。 ——劉再復
編輯推薦
《雙典批判:對和的文化批判》是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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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評論 (總計17條)
- 人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擁有死亡的靈魂。我們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過去，看待歷史。
- 其實三國和水滸能流行，肯定有其必然的原因的。
- 印刷還行，裝幀差了點，內(nèi)容很新穎，劉再復是當之無愧的大師
- 很多人腦子可能一時轉不過來，其實劉再復說的很有道理。仔細看看，哪個單位的領導不是《三國》中人，哪個單位的群眾不是《水滸》中人。只有意識到這一點，人性才會進步，咬著牙不承認，是沒有好結果的。
- 沖著劉先生的大名購買此書，不過看后不是有點失望，有點懷疑到底是不是劉先生所著，或者是否此書劉先生過目，不過也不是那種垃圾書。如果不是劉先生可能打個4星，這次選擇3星
- 商品本身不錯，但包裝不夠好，而且賣家沒有做好保護措施，沒有用厚的東西包好，我收到圖書時變得曲折不堪，賣家要好好反思一下
- 不知道是寫的太淺了還是怎么回事，覺得觀點不是很新穎，當然有些還是比較可以的。但是文字就不是那么舒服了。
- 現(xiàn)在只看完了書中序和引言，感覺就用一個詞來形容，酣暢淋漓。這才是真正的學術大師，對雙典的評判有理有據(jù)，讓人信服，使人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認識，強烈推薦這本書！
- 過去有句話，叫批判的繼承。對于《水滸傳》和《三國演義》來說，如何做到這一點，是非常難的。劉再復先生對“雙典”的剖析，從文化層面入手，犀利，精準，深刻，辛辣，有魯迅遺風。我一口氣拜讀完。難得的好書！
- 80年代的風云人物
- 雙典批判
- 說來慚愧，作為一個中國人，尤其是學漢語言文學的中國人，明清文學只讀過《紅樓夢》和《浮生六記》，《水滸傳》原著只翻過開卷一二回，連電視劇也沒看過幾集。此次作業(yè)，思量再三，因古代文學課必須讀《雙典批判》，便又挑來《水滸傳》中敘武松出身的十章先來看了，兼看了金圣嘆的點評，以期能對《水滸傳》有一個較客觀的評價和較深入的解讀。
金圣嘆先生評武二郎之筆墨，真可謂一句三嘆，不絕筆地將武松贊為水滸英雄第一。第二十五回“偷骨殖何九送喪 供人頭武二設祭”之前更是批到：“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魯達之闊，林沖之毒，楊志之正，柴進之良， 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吳用之捷，花榮之雅，盧俊義之大，石秀之警者也。”而劉再復先生則認為血洗鴛鴦樓事件是《水滸》中最嚴重的反社會事件，而且武松殺人之后的快活，金圣嘆及其后世萬千讀者的叫好，莫不是對生命的踐踏與漠視，對暴力的歌頌與贊美。在我看來，武松正是那個時代造就的一個具有多面特質(zhì)的人物，他身上本來就有嫉惡如仇、敢作敢當?shù)囊幻妫汪斆_動、意氣用事的一面。更何況金圣嘆與劉再復先生站在文學欣賞和文化批判兩個不同的角度來評價他，當然也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在了解了金劉二人對武松以暴制暴行為的看法后我對武松的暴力性格做了下面的解讀。
首先，若要分析一個人物，我認為我們必須深入人物的靈魂與生命，去體察其作為一個個體生命的具體遭際境遇。所有人都承認《水滸傳》官逼民反的主題。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的小說一開篇不是別人，正是“ 張?zhí)鞄熎盱烈?洪太尉誤走妖魔”，是朝廷官員不聽勸阻，執(zhí)意放出了天罡地煞。更以林沖為例，實在是一忍再忍，萬般的不得已才被逼上了梁山。再看武松落草的經(jīng)過，最初便是西門慶仗勢與潘金蓮通奸殺夫，且與知府官員勾結，才使得武松家破人亡又伸冤不成。大郎是二郎唯一的親人，是他心底里最深的溫存與牽掛。本來血性男兒便兄弟情深，更何況父母見背，相依為命。當武松將去京城替知縣送遞銀兩時，對大郎的聲聲叮囑，無一字言及兄弟情深，卻又字字句句把哥哥的事放在心上，像父親叮囑留在家里不經(jīng)事的小兒子般，而武大更是不覺墮下淚來。正如金圣嘆所言：“武大愛武二如子，武二又愛武大如子，武大自視如父，武二又自視如父。二人一片天性，便生出此句話來，妙絕。”而兄弟一別，竟是天人兩隔，豈不痛煞英雄？身為打虎英雄，本縣都頭卻連自己唯一的親人都保護不了，剛烈英雄心中的那口氣，豈能咽下？不得已只得親自了結西門金蓮之命，以致發(fā)配入牢。試問這第一起命案武松可以選擇不殺嗎？而此時的武松，絕不是鴛鴦樓中的武松，他深知“冤有頭，債有主”，絕不妄害了一條多余的性命，武松絕不是以殺人為樂的，而是對生命懷著極大尊重的，哪怕是哪怕是對劉再復先生所說的“圈外”之人。且不說十字坡上他勸阻張青不殺二位押解他的二位公人，連王婆這殺兄的主謀武松都是不殺的?？梢娢渌山^不是一開始就是鴛鴦樓上那殺紅了眼的武松。他在處理大郎被殺這件事上，懷著極大的悲痛，仍能冷靜地搜集證據(jù)，告官，以及自首，也明明地說明了武松最初是對官府懷有寄托和希望。接下來，在一幫勢力小人中唯施恩出手相救，武松便以豪俠之氣認施恩是個兄弟，面對兄弟被欺負，更何況確是蔣門神仗勢欺人，“路見不平一聲吼”的武松便一氣之下醉打蔣門神，把他趕出了快活林，而絕不像我這等疑心甚重的小女子，認為施恩實在是在利用武松和他人爭搶地盤。為此，他和為張團練算是結下了梁子，面對張團練的陷害和以死相逼，才最終在殺人與被人殺的抉擇下，走上了最后落草為寇的不歸之路，于鴛鴦樓上大開殺戒。我所理解的武松在鴛鴦樓上的大開殺戒，正如同林沖在風雪山神廟的大火中的總爆發(fā)，是英雄豪俠的長歌當哭，當然豪俠是不唱歌的，他們殺人。當忍受應經(jīng)到達了極限，每個被苦難煎熬到不能忍受的人總該有自己的出路，剛烈暴躁的英雄終于在血刃敵手的快意中得到了某種程度上的解脫。此時，飛云浦上被逼上絕路武松，便只剩了一句“恁地饒你不得”，他進入到了這樣一個純?nèi)煌业木辰纾谒矍暗牟辉偈鞘蹇诨钌娜嗣?，他砍殺的是生命本身的悲痛，和這個沒有公平可言的世道。
從上面貼近武松個體生命的分析來看，武松的血濺鴛鴦樓實在是那個世道里的必然。殺人固然是錯的，武松自己也深知，不然他也不會在殺嫂之后自首，自愿服刑。我們做道德評判固然是簡單的，但我們果真能給那個境遇下的武松提供一條更好的出路嗎？
紅樓夢中如大觀園般的花柳繁華地，當然是每個人心中最最眷戀的境界，生于這樣一個溫柔富貴鄉(xiāng)中的寶玉，自然可以養(yǎng)成那“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悲憫情懷。但是從小混跡于江湖中的粗疏漢子，他們滿眼所見都只是男盜女娼，官匪一家，他們沒有得到高雅的教養(yǎng)，只有一顆未經(jīng)雕琢的太容易受傷和傷人的單純的心，自身遭際都只是不公和家破人亡，我們怎么能要求他們擁有博愛天下的神性呢？水滸中的英雄之所以打動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原本就不是因為他們悲憫地營造了一個供生命安息的理想天堂，而是在于其中的英雄做了我們想做卻不能也不敢做的事情，我們的悲哀和憤怒在他們的反抗聲中得到了最暢快的釋放。
作為看客的我們，終于以武松的身世從另一個角度進入了我們生活的世界，這個一樣充滿著濃重悲劇色彩，而在日常生活中被我們平淡的歡笑所掩飾著的世界。我們滿腔的怨恨和委屈終于在書中的血光里抵達了極近末路的終點，這是一種直擊生命郁結的暢快。
劉再復先生認為，國外的經(jīng)典都是悲憫人生的，而絕沒有像《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這樣漠視生命的。我認為，雙典作為世代累積型小說，脫胎于勾欄瓦肆間的說書唱講民間藝術，后來的修改成書也是由于其故事在民間廣受歡迎。這兩本書本不是文人的自覺創(chuàng)作，作為民間文學它突出的特色不是對人生的深廣思考，而是切合大眾口味的傳奇人物和故事。這樣的作品當然不同于西方文人自覺出于哲學思考和社會思考所創(chuàng)作的戲劇、小說，本就是抒發(fā)世人憤懣的，不應該承擔教化世人的社會責任。
孟子說：“民之為道也，有恒產(chǎn)者有恒心，無恒產(chǎn)者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边@種反社會的傾向絕不是單單存在于中華民族的血液之中，他存在于一切對社會正義性發(fā)出質(zhì)問的生命。
二十世紀60年代的美國社會喧鬧不安，國內(nèi)反戰(zhàn)情緒高漲，少數(shù)種族作為重要的政治力量在美國社會舞臺上的崛起，面對內(nèi)憂外患，激烈的社會動蕩令得激進的青年人們產(chǎn)生和傳統(tǒng)對抗的情緒，對現(xiàn)有體制和生活狀態(tài)的疑慮，反抗主流神話成為他們運動的目標。從垮掉的一代中演化出了嬉皮士，從爵士樂中演化出了搖滾樂，好萊塢電影也醞釀著一股離經(jīng)叛道的文化暗流。一批年輕導演開始了一種全新的嘗試，反映與舊的生活觀念相沖突的年輕一代和他們的生活方式，探討社會和政治問題，具有強烈"反文化"色彩。1967年上映的《雌雄大盜》宣布了"新好萊塢電影"時代的到來。本片根據(jù)美國歷史上著名雌雄大盜邦妮?派克和克萊德?巴羅的真實經(jīng)歷拍攝。
30年代的美國處于經(jīng)濟低潮，失業(yè)率急劇攀升，許多人生計發(fā)生問題?？巳R德在一間空屋前面看見一家人駐足觀望，依依不舍，詢問之下才知道這原是他們的房子，后來因為付不起貸款被銀行沒收了。激于義憤，克萊德對屋門前銀行的封條開了一槍，而決定開始搶銀行。 邦妮看到克萊德正要偷她媽媽的車，二人由此相遇。之后，一伙人展開了公路亡命的生涯。逃亡畢竟會有終點。邦妮與克萊德被告密者出賣，亂槍響起，二人被打成篩子。
和梁山好漢一樣，邦妮和克萊德雖然搶劫，但他們卻對到銀行取款的人“高抬貴手”，他們不是萬不得已是不會殺人的，克萊德失手殺人后特別內(nèi)疚，一個勁兒念叨“我不想殺他”，天真的他們甚至和一個被他們搶了汽車的富人及其情婦成了朋友。和中國的百姓一樣，當他們落荒而逃時，美國貧民也把他們當作英雄看待，給他們水喝，他們死的時候，無數(shù)美國群眾去把他們的那架車連皮帶屑都扒拉走了留作紀念。影片結尾處被電影史反復稱頌的槍林彈雨的洗禮將這一悲劇升華了，它道出的事實是政府、法庭和警察對兩個鮮活生命的屠戮。這同我們《水滸傳》官逼民反的主題又是何其相似。我舉電影《雌雄大盜》的例子是想說，以暴制暴絕不只出現(xiàn)在中國，也不只在中國受到崇拜。古今中外，只要存在對社會的不滿，這種暴力和對暴力的崇拜就會存在。這是一個全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
當然，我們并不認為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尤其是無知的少年把好漢們原本迫不得已的暴力當成時髦去崇拜。文化大革命中展現(xiàn)出少年們觸目驚心的暴力不能不說從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水滸”所代表的暴力文化的影響，而當今一些中學生間存在的小幫派也確實有“水滸”文化因子的影響。同樣的，美國后來新一代的嬉皮士其實是一幫游手好閑的小流氓，他們借著嬉皮士的名義，做一些與嬉皮士精神完全背道而馳的事情，完全沒有社會責任感；具迷幻色彩的輕搖滾樂、宣揚愛與生命的贊歌被歇斯底里的狂吼和無意義的尖叫代替。
雙典雖然代表民間文化，但是這兩本書以及精湛的藝術成就被公認為古典文學“四大名著”。被推上這樣一個至高地位之后，不免就要承擔社會教化的責任。我認為劉再復先生的《雙典批判》所質(zhì)疑的正是這兩部民間文學經(jīng)典背后所代表的民間文化的弊端與糟粕，水滸中兇蠻暴力對生命的殘忍踐踏，以及三國虛偽陰險的政治斗爭對人性的扭曲。同時，也是在質(zhì)疑思想上未經(jīng)去粗取精的民間文學是否該被推上文學經(jīng)典的地位承擔作為文學經(jīng)典所應承擔的思想導向方面的責任。作為文化學者的劉再復先生，敲響反對以暴制暴的警鐘，是十分有必要的，他避免了許多確實走投無路的少年真的變成沾染了人命的殺人兇手,畢竟，不管怎樣說，殺生本身就是邪惡的事情，更不要說殺人了，有良知的現(xiàn)實中的人都會被負罪感所壓迫和糾纏，要么就是被異化成真正的殺人狂。這些都是可悲可哀的。同時，劉再復先生的大聲疾呼也防止了一些被血腥激情點燃的為暴力而暴力的孩子，走上歧途。更為重要的是，他喚起了們對于以暴制暴的正義性的反思，他引導我們?nèi)ふ乙粭l正確的路，建設一個真正能夠不憑借暴力也能彰顯公平的清明世界。
《水滸》注定依然是經(jīng)典，它依然會以其高超的文學魅力，吸引著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只是我們希望，我們不再需要靠學習水滸英雄的暴力來解決現(xiàn)實中的問題。
- 在圖書館一樓尋得劉再復先生于前幾年出版的《雙典批判》，批判兩本古典小說：《水滸傳》與《三國演義》。這本著作是我的古代文學老師推薦的，我們的老師并不同意劉先生所持的批判性觀點，他認為《水滸傳》還是有很多值得欣賞的優(yōu)點的。比如”水滸文化“對于中國文化的陰性，《水滸傳》的陽性氣質(zhì)正好彌補了我們的缺失。
對于《水滸傳》的批判，作者所關注的焦點在于其中所張揚的暴力精神的合理性及合法性。眾所周知，暴力必然是不合法的，而符合老百姓仇視富人和貴人的心態(tài)，且以”以暴易暴“、“劫富濟貧”的方式換取的財產(chǎn)平等與民主自由，又是合理的嗎？認同暴力，卻反對人世間最真實的感情與欲望，無視除了“暴力體制”外的其他無辜者的生命價值，以群體性價值觀代替?zhèn)€體性價值觀等等，都是劉再復所批判的《水滸傳》之中的個中內(nèi)容。
忽略一切讀者反映論，以及任何與文藝學美學敘事學掛鉤的批判，純粹從政治學倫理學的角度，以道德觀察者的角度去看待《雙典批判》，我認可劉再復先生的觀點。他以評判兩部與中國人文化相關至深的”四大名著“之二作為契機，深刻挖掘了隱藏在字里行間之間的中國式價值觀，以及社會心理。
作者引用了《西方的沒落》之中的“偽型文化”一詞。以此給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劃清了“原型”與“偽型”之分。通過對于這二者的辨析，我們似乎也能夠讀出劉先生的良苦用心了。劉先生在行文中感嘆，如果當時“五四運動”時期，我們所標榜的“人”的文學是《紅樓夢》，那中國的文化現(xiàn)狀將與今日不同。筆者粗淺地認為，推崇《紅樓夢》，也許在當時是不可行的。即便是今日，紅學與《紅樓夢》之影響，依舊與主流文化和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tài)不相契合。它只能夠成為中國人怡情與抒情的一部分。假使需要《紅樓夢》來求得現(xiàn)實社會的人性之真善美，筆者認為，那僅僅能夠成為遙不可及的星辰，可以觀之，卻無法觸碰。
于是乎，我們還是回歸大地，讀讀《雙典批判》，在回歸最純凈的人性之前先糾正一下我們的“偽型文化”與人性吧 - 思想文化領域的思考和反思，乃至探討和交流，在我們這個社會的結構中似乎一直是一件不被重視和提倡的事，即使有些零星的聲音，也不會掀起多大的波瀾。
主流意識形態(tài)首先是排斥和拒絕這些討論和交流。并且被嚴格地限制在個體的范圍之內(nèi)。
《雙典批判》所帶來的思考應該是深入和具有沖擊力的。即便從學術領域也是將一直以來的“文學名著”給予一定程度的否定。而這兩部小說對社會思潮和民心的影響更是難以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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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今日之文化討論尚未超過近百年前的水準，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就要放棄對傳統(tǒng)文化的反思和重估。劉再復的《雙典批判》一書正是承繼五四文化批判精神，依照新的思想高度，對傳統(tǒng)文化精神的一次新的批判性的甄別。小說《水滸傳》、《三國演義》影響深遠，以此作為文化批判的切入點，使《雙典批判》在具備思想性的同時，也具有很強的可讀性。
因為民主的思想和人性的尺度，兩千多年前伯里克利在陣亡將士國葬典禮上的演說至今堪稱經(jīng)典。在演說的最后，伯里克利用了很長的篇幅，來慰問死者的父母和家人，并向死者致敬。同樣，老子也認為，戰(zhàn)爭和殺人不是一件好事，若不得已而戰(zhàn)即使勝利了，也是悲哀和傷心的，因此應該用喪禮而不是慶功來對待勝利。劉再復認為，老子的思想才是傳統(tǒng)文化的精華，是真正的英雄觀念，因為這種大悲憫是對生命的尊重和對暴力的否定。作者所以對《水滸》進行文化的批判，是因為小說的暴力崇拜。武松、李逵動輒“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尸橫遍地，血流成河，不計其數(shù)”。更可怕的是讀者、評者、作者與殺人者一起“痛快”、叫好、陶醉，忘卻用生命的尺度去衡量所謂的英雄行為。
劉再復提出“原形文化”、“偽形文化”概念，并依此對傳統(tǒng)文化進行甄別?！霸挝幕笔且粋€民族本真本然文化，“偽形文化”是喪失本真本然已經(jīng)變形變質(zhì)變行的文化。老子對生命的尊重是“原形文化”，而《水滸》對暴力的崇拜則是變了質(zhì)的“偽形文化”。“三代圣王，有至誠而無權術”，劉再復認為，至誠才是中華文明的“原形文化”，《三國演義》不過是中國權術大權，令人生厭，流弊極深。
人類文明演進過程中，精神的失落難以避免。女媧補天、精衛(wèi)填海、后羿射日、夸父追日……中華文化的童年是何等的純真、英雄和優(yōu)美呀！遺憾的是，由于各種原因，許多本然的優(yōu)美的東西變異了。當下所謂的文學影視，奪人耳目的不是庸俗的愛情，就是無聊的打斗、血腥的暴力、陰險的詭計。寫者樂此不疲，觀者津津樂道，遠離常識、缺乏基本的價值判斷。只有在新近播出的電視連續(xù)劇《手機》中，才看到對《三十六計》不離手的黑磚頭的調(diào)侃，算是對傳統(tǒng)文化的些許反思。劉再復“原形文化”與“偽形文化”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我們對傳統(tǒng)文化的反思、甄別和取舍。作者對“雙典”的批判，不是藝術的，而是文化的，所依據(jù)的都是基本的價值尺度或常識，因為我們遠離了常識，才感到耳目一新，這不能不說是一種不幸和悲哀。
上世紀初看不起傳統(tǒng)的后果是，今天我們已看不見傳統(tǒng)，或者看到的接受的是“偽形文化”。實現(xiàn)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轉換，首要的是恢復記憶，知道真正的傳統(tǒng)是什么，什么是“原形文化”、什么是“偽形文化”，然后從傳統(tǒng)中充分汲取養(yǎng)分導出新的未來。假作真時真亦假。對傳統(tǒng)的曲解，比對傳統(tǒng)失憶的危害還要大。如若恢復的記憶是偽形的，無異于精神錯亂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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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讀水滸，老不讀三國”這句坊間俗語，似乎代表了對于四大名著中 “雙典”的民間態(tài)度。施先生、羅先生倒也不必氣餒，縱然是否定，但更是肯定，畢竟得到文化程度談不上高的中國民間社會的“禮遇”，便已證明其影響之大了。從平話到小說，《三國》、《水滸》本就來自民間，果真遭到了民間的嫌棄？從審美情趣到價值判斷果真被民間社會一并推翻？也就是說，中國民間社會難道真的是反“雙典”的？恐怕不然——官逼民反從來是民間暴力的思維邏輯，替天行道一向是無處泄憤時的精神認同，關二爺至今還是黑白兩道所頂禮膜拜的義氣之神，半人半妖的諸葛亮仍然是民間社會的智慧偶像?????由此看來，中國民間并非反“雙典”。事實上，這兩部由民間勾勒出輪廓的文學經(jīng)典，一直塑造著中國人的國民性。在劉再復先生看來，“雙典”的影響不僅大，而且壞——暴力崇拜（《水滸》）與權術崇拜（《三國》）——不能不反，甚至以為“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反錯了對象，應當把孔子換成《三國》、《水滸》，才算為中國文化解毒（“解毒”一詞出現(xiàn)在更早的反“雙典”著作《<三國><水滸>批判——為中國文學經(jīng)典解毒》）。
“雙典批判”并非文學批評，而是文化批評—— “雙典” 之所以要反，不是出自審美情趣的考慮，而是一種價值判斷。劉再復先生開明宗義地交代清了這種批判前提，用他的話說：“固然是‘大才子書’，但又是‘大災難書’?！边@在于《三國》、《水滸》代表了中國文化的“偽形”，也就是一種背棄了中國文化中健康、真誠的“原形”的扭曲文化形態(tài)，并且相去甚遠。例如，《山海經(jīng)》就是中國文化的形象性原形，它塑造了一系列“建設性”的英雄，無論是補天的女媧，填海的精衛(wèi)，還是逐日的夸父，他們都有著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大擔當，并且將這種魄力和精力奉獻于人類福祉。相比之下，《三國》、《水滸》卻缺失了這種頗具悲劇感的健康氣質(zhì)，雖然也塑造了一系列戎馬英雄，但多半是殺人如麻，視人命為草芥，或者是兩面三刀，視誠信為糞土。與《山海經(jīng)》精神氣質(zhì)相通的《紅樓夢》、《西游記》同樣是中國的原形文化，寶玉那顆溫潤質(zhì)樸的“女兒心”和孫悟空頭上有著不可霍亂之法度象征的緊箍咒，遠不是《三國》、《水滸》中無法無天、不擇手段的“英雄情結”所能媲美的。正是在這種史賓格勒式的偽形文化的辨析中，劉再復先生為歷史抱憾——“五四”反錯了對象。
“雙典”要反，其必有罪，根本上在于它們有著劉再復先生所指出的兩條黑暗的邏輯：“造反有理”和“欲望有罪”。當然，造反有著一定的合理性，即反抗壓迫的天然要求，因此造反也往往因帶有革命的性質(zhì)而被我們常識化為天經(jīng)地義的“官逼民反”，甚至可以拔高到“凡是造反的就是合理的”。然而，在“造反有理”的絕對命題中，一對矛盾概念時常會被忽略，這就是目的與手段。在此可以思考，用殘暴的手段去實現(xiàn)崇高的目的（至于是否真的崇高暫且不論），是不是就算“造反有理”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武松、李逵、孫二娘的殺人，甚至吃人，就是合理的，劉備、諸葛亮、司馬懿的詭詐無信也是合理的，因為其目的正是堂皇動人的替天行道和天下一統(tǒng)。如果再考慮到《雙典批判》一書中未涉及到的后果因素，那么這套邏輯便更不牢靠了。魯迅所感慨的“一治一亂”的循環(huán)式的歷史的后果，難道與目的、手段這對矛盾毫不相關？歷史的循環(huán)似乎正是以暴治暴的官匪消長，因此在漫長的歷史中華夏大長期地喧囂在王朝更替的輪回中，未見出美國獨立戰(zhàn)爭后的政治現(xiàn)代性產(chǎn)物。
“欲望有罪”本質(zhì)上是“生活有罪”（劉再復語），也就是符合生活情趣的行為都是有罪的。在《三國》、《水滸》中，密集地體現(xiàn)在對于象征著人間極美的女性的“物化”與屠戮。在雙典的“道德法庭”上，潘金蓮、潘巧云這樣的“尤物”，當然該判死刑；在成王敗寇的雙典價值觀中，貂蟬、扈三娘這樣的革命“器物”，當然唯革命而動；在男權意識加英雄主義的“動物世界”里，顧大嫂、孫二娘的綽號雖都帶一個“母”字，卻已是活生生的兇猛“獸物”了，至于那些毫無“歷史分量”的小女子如獵戶劉安之妻，自然作為“食物”成為英雄豪杰們的盤中餐了。毫不夸張地說，《三國》、《水滸》代表了中國古典小說對女性“物化”的頂峰，其中既找不到《紅樓夢》中女性智與美的化身的意味，也沒有女兒國王的那種柔和而細膩的女兒情，甚至沒有《金瓶梅》中那種對于形而下凡俗人性的正視。在這里有個未必僅是中國特色的深刻偏見——紅顏禍水、唯女子與小人難養(yǎng)也、女子無才便是德????在以戰(zhàn)場和廟堂為第一價值空間的英雄們的眼中，行走在廚房、廳堂這樣的生活空間中的女性，似乎不足以與其齊頭并進為同樣的人類。
有毒的雙典不僅滲透在民間，在一些讀書人，甚至有著狂士風范的讀書人那里，也有著拍手叫好的聲譽，在劉再復先生看來，也正是這些名士的推波助瀾，混淆了讀者對于《三國》、《水滸》閱讀期待。我國近代思想解放的先驅李贄，以反對宋明理學，提倡“童心”之說而聞名古今，面對著殺人如剁菜的黑旋風李逵，居然稱其為“活佛”，不禁讓人毛孔張大，虛汗直流！同樣面對殺人游戲，大才子金圣嘆也有著相似的“不亦快哉”的暴力審美。對暴力的審美和對歷史的審美一樣，恐怕都會玩味出一種“生命可以承受之輕”的暴力快感，但生活就怕算細賬，具體到微觀生命的時候，快感并不等于快樂。這也正是筆者一直反對將歷史審美的緣由。如此看來，把這第三宗罪加到先賢的頭上，也算不上什么大膽與過分。
- 最后是不是應該加上一句非暴力不合作，比如甘地曼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