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shù)思想史論叢（八）

前言

此為余匯編《中國學術(shù)思想史論叢》之最后一冊。初，余在民國二十年秋始赴北京大學任教，即開設(shè)“近三百年學術(shù)史”一課，講論有清一代之學術(shù)。越二年，全部講義成稿，付上海商務印書館承印出版；距今已四十余年。稿既成，又獲戴東原《孟子私淑錄》一種，乃戴氏未刊之稿，又章實齋未刊稿二十余篇。時日軍已占北平，余藏其稿于衣箱之底，輾轉(zhuǎn)自天津抵香港，攜赴衡山南岳，又轉(zhuǎn)自昆明攜赴成都；始刊布于四川省立圖書館之《圖書集刊》。有關(guān)章氏各稿，嗣經(jīng)大陸再版，又分散人章氏之《文史通義》中；而戴氏一稿，則抗戰(zhàn)勝利后，迄未為人注意，今以附刊此集中。又余在成都，受政府之命撰《清儒學案》一書。時政府擬編宋、元、明、清四朝《學案》，其前三朝分囑他人刪約黃、全兩《學案》為之；清代以諉余，定時限，定字數(shù)。余在成都郊外賴家園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窮日夜之力依約草成。時適有友成都新識彭云生教授亦治理學家言，赴西安，余懇其代搜有關(guān)清代關(guān)學各家成書。云生覓得近二十種左右攜返，有清一代關(guān)學材料幾備，其中極多外面未流傳者。余撰《學案》此一部分，最自愜意。又余為李二曲撰新年譜，凡二曲一生思想著作，分年編人，所化精力為尤多。又余從四川省立圖書館及賴家園某氏藏書中得遍讀“寧都七子”之各書，自謂此一編亦甚得意。其次則為蘇州汪大紳以下，彭尺木、羅臺山各家集，亦提要鉤玄，頗費苦心。竊意《學案》一書，此三編或稍有價值。惟其時生活，備極窮窘，中午吃面湯，晚餐進稀粥，終未得白米飯人口。稿成不及另鈔副本，即郵寄重慶國立編譯館。不意其他宋、元、明三朝《學案》之節(jié)本皆遲未交稿；而編譯館擬俟全稿交齊始付印。而日軍忽投降，勝利還都。余之《學案》一稿，乃由編譯館雇船載返南京；有數(shù)箱書中途沉沒長江中，余稿亦在內(nèi)。僅有《序目》一篇，余寄稿前錄存，曾刊于四川省立圖書館之《圖書集刊》內(nèi)，一鱗片爪，姑供想像者惟此已。及余既撰《朱子新學案》，又草寫《研朱余沈》一書。其前諸家均已散人本編之第六、第七兩冊。此編所收，如顧亭林、呂晚村諸人，于《學術(shù)史》為重見，但寫法微有不同；如陸桴亭、王白田諸人以下，則于《學術(shù)史》后又重寫；又有舊稿如顧景范、崔東壁諸篇，乃在北平舊作；本編最后章太炎一篇，則應中央研究院五十周年紀念所寫。匯收于此，先后亦逾四十年矣。回念前塵，不勝惘然。余患雙目不能見字，及今已近兩年。此編各稿皆由及門何君澤恒代為搜集，又代校字；積年陳稿，已不能親讀一過，一仍其舊，未能續(xù)有所改定，幸讀者諒之。

內(nèi)容概要

《中國學術(shù)思想史論叢》共三編八冊，匯集了作者六十年來討論中國歷代學術(shù)思想而未收入各專著的單篇散論，為作者1976-1979年時自編。上編（一-二冊）自上古至先秦，中編（三-四冊）自兩漢至隋唐五代，下編（五-八冊）自兩宋迄晚清民國。全書探源溯流，闡幽發(fā)微，頗多學術(shù)創(chuàng)辟，系統(tǒng)而真切地勾勒了中國幾千年學術(shù)思想之脈絡全景。　　本冊專論有清一代。作者為治清代學術(shù)思想史的名家，其《中國近三百年學術(shù)史》影響很大。本冊各篇雖寫作時間跨度很大，但多為《學術(shù)史》后之作，因此本冊某種程度上是對該書的補充增訂。    作者四十年代還寫過一部專著《清儒學案》，惜在抗戰(zhàn)中沉埋江底。本書收錄了1942年發(fā)表的《清儒學案序》，由此可略窺作者當年的寫作理路，殊為難得。

作者簡介

錢穆（1895-1990），字賓四，著名歷史學家，江蘇無錫人。1912年始為鄉(xiāng)村小學教師，后歷中學而大學，先后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lián)合大學等數(shù)校任教。1949年只身去香港，創(chuàng)辦新亞書院，1967年起定居臺灣。

書籍目錄

序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讀《朱舜水集》陸桴亭學述顧亭林學述王船山孟子性善義闡釋跋康熙丙午刊本《方輿紀要》跋嘉慶乙丑刻九卷本《讀史方輿紀要》陸稼書學述呂晚村學述讀張穆著《閻潛邱年譜》再論《尚書古文疏證》記姚立方《禮記通論》續(xù)記姚立方《詩經(jīng)通論》王白田學述記鈔本戴東原《孟子私淑錄》附《孟子私淑錄》讀姜白巖《尊行日記》錢竹汀學述讀段懋堂《經(jīng)韻樓集》記《鈔本章氏遺書》《崔東壁遺書》序讀《古微堂集》羅羅山學述朱九江學述讀康南海《歐洲十一國游記》余杭章氏學別記太炎論學述《清儒學案》序

章節(jié)摘錄

自晚明諸遺老逝世，而清初理學之風漸熄。然尚有朱、王之爭。在諸遺老間，不論述王反王，皆不失其宗邦之恫，有亡國之余悲。繼起而尊朱者，則多朝廷顯貴，仰承帝王意旨，其制行多為人指摘。而宗王者則多尚氣節(jié)，不為權(quán)勢屈抑。余已略著其梗概于《近三百年學術(shù)史·李穆堂》一章。清廷于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特升朱子配享孔廟；雍正二年甲辰，陸稼書從祠兩廡，先后僅隔十二年。上距稼書卒歲則已三十二年。稼書兩為縣尹，一任諫官，仕宦不達。魏環(huán)溪薦疏稱其“清操如冰，愛民如子”，彭定求序其書，亦謂其“造履嚴苦，律己服官。一介不取以貞其操，直道而事以遂其志。凜然樹乞墦壟斷之防，泊然守陋巷簟瓢之素”?！端膸焯嵋贩Q其“操履純正”。蓋其為人，頗自與當時朝貴尊朱者有不同。故清廷崇揚朱子，而特以稼書從祠。然夷考稼書之為學，于朱學后起中，如黃東發(fā)、吳草廬、羅整庵、陸桴亭諸人，深沉博大遠不逮?！端膸烊珪肥掌洹度~堂文集》、《外集》、《附錄》共二十四卷，又《讀朱隨筆》四卷，《三魚堂剩言》十二卷，《松陽鈔存》二卷，《四書講義困勉錄》三十七卷，《松陽講義》十二卷，凡六種逾九十卷，可謂豐備。又四庫館臣為《提要》，于宋、明理學家言，掎摭無所不至；獨于稼書諸作，皆極稱道，絕無貶斥。勇于呵先儒，怯于違朝旨，此亦可見四庫館臣之為態(tài)矣。其實稼書于朱學，僅為一種“四書之學”而止。朱子生平學問，用力“四書”最深。其指示后學，亦必先“四書”，謂“五經(jīng)”為可后，諸史百家自當更次。治朱學而特研四書，固不為非。特當以四書為主，從而求之則可，非謂逐字逐句讀四書，即為盡學問之能事也。徒解字義，在漢儒為“章句”，在明儒為“講章”，顯非朱子之學。稼書亦只是明末之講章家言，又烏得為朱子之正傳？治朱學而專重四書，其事遠有端緒。至明代永樂時之《四書大全》而集其成。清《四庫提要》略云：真德秀始采朱子《語錄》，附于《大學章句》之下為《集編》。祝洙仿而足之為《四書附錄》。其后蔡?！都琛贰②w順孫《纂疏》、吳真子《集成》，薈粹眾說，不免稍涉泛濫。陳櫟《四書發(fā)明》、胡炳文《四書通》，較為簡當。櫟門人倪士毅合二書為一，頗加刪正，名曰《四書輯釋》。明永樂中，詔儒臣胡廣、楊榮等編集諸家傳注之說，匯成一編，為《四書大全》。御制序文，頒行天下學校。于是明代士子為制義以應科目者，無不誦習《大全》，而諸家之說盡廢。然廣等撰集此書，實全以倪氏《輯釋》為藍本。顧炎武謂其中特少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朱彝尊亦譏其專攘成書。惟是倪氏原書，義理明備，采擇精醇，實迥出他家之上。則當日諸臣據(jù)以編訂，亦不為無因。且明世解四書者，如蔡清之《蒙引》、陳琛之《淺說》，其折衷是正，皆以此書為宗。今按：《大全》采摭諸儒名氏，首鄭玄、孔穎達。宋自濂溪以下至于胡炳文、陳櫟、張存中、倪士毅、許謙共逾百人以上。夥頤沉沉，可見以研四書治朱學，宋末迄于明初，已成一大趨。四書與五經(jīng)同尊，抑且猶增重要。朱子《集注》、《章句》、《或問》諸書，亦尊視如經(jīng)注。治朱學者循此闡釋發(fā)揮，則如經(jīng)注之有疏?！端臅笕纺巳缣瞥踔段褰?jīng)正義》。朝廷功令所在，應舉求仕者罔不誦習。然自有《大全》而《大全》所收諸家書乃幾于盡廢，亦如有《正義》而《正義》所收南北朝諸經(jīng)疏亦盡廢也。倪氏書為《大全》藍本，有汪克寬一序，亦為《提要》所本，今并錄以資參證。序日：紫陽集諸儒之大成，作為《集注》、《章句》、《或問》以惠后學，而其詞渾然猶經(jīng)。于是真氏有《集義》，祝氏有《附錄》，蔡氏、趙氏有《集疏》、《纂疏》，而吳氏《集成》最晚出。同郡定宇陳櫟、云峰胡炳文，睹《集成》之書輾轉(zhuǎn)承誤，莫知所擇，乃各摭其精純，刊繁補缺。定宇著《四書發(fā)明》，云峰著《四書通》，而定宇晚年欲合二書而一之，未遂也。友人道川倪氏，實游定宇之門，乃薈萃二家之說，鳩儡精要，考訂訛謬，名日《四書輯釋》。學者由是而求朱子之意，則思過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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