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發(fā)微

前言

中國學業(yè)相傳，向分經(jīng)、史、子、集四部。經(jīng)學最早，但實惟有《詩》《書》兩部?！对姟啡?，迄今猶存?！稌穭t惟商、周兩代少數(shù)幾篇政治文件，或最先當起于盤庚以后。至唐、虞、夏代，如《堯典》《禹貢》之類，皆出戰(zhàn)國后人撰寫，非孔子前所有。至于禮，《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zhí)禮。”則禮非成書，故稱“執(zhí)禮”，與《詩》《書》不同?！秲x禮》僅屬士禮，乃孔子以下人所造。《周官》更屬后起，當在戰(zhàn)國之晚世，或當在虞、夏書之后。樂則無專書記載。即孔子時，鄭、衛(wèi)之聲，已非古樂。孔子在齊聞韶，韶樂乃自陳達齊，但亦決非傳自舜代。惟在孔子時，已屬南方之樂之稍古僅存者。至孟子時，古樂今樂已顯相分別?！兑住冯m古代相傳，但孔子時亦僅為一卜筮之書?！兑讉鳌穭t當出秦始皇時代，已雜采儒道兩家義成書?？鬃忧半m有《詩》《書》，亦不稱之為經(jīng)。蓋古代學術尚未流通，惟政府最高層始掌有之。故孔子日：“春秋天子之事。”學術傳于社會下層，其事始于孔子。戰(zhàn)國諸子著書，墨家最先有經(jīng)。漢代諸儒以孔門相傳有禮、樂、射、御、書、數(shù)六藝之學，遂誤稱六經(jīng)。而實是《詩》、《書》、《儀禮》、《周易》及孔子《春秋》，只五書，尚缺一《樂經(jīng)》。漢武帝乃立五經(jīng)博士，后代經(jīng)學惟五經(jīng)有傳記注疏，此外不再有增。則雖有經(jīng)學之名，而其學術相傳，則惟傳達，無創(chuàng)作，與史、子、集三部有不同。先秦諸子相傳為九流十家，最先起者為孔門儒家?？鬃訛橹袊怨畔鄠魉饺酥v學之始，前后門弟子共七十七人，后世訛稱七十二人。然姓字見于《論語》者，不達半數(shù)?！墩撜Z》乃孔門師弟子相聚講論語言之記載。然其書相傳，至孟子后，始正式編纂為上下二十篇。故在孟子書中，亦尚不見《論語》一書名。墨翟繼孔子而起，但墨家先有成書。如今傳《墨子》及《墨經(jīng)》，其書皆出《論語》為書行世前。其它各家成書，則全出儒、墨后。但獨有小說一家，則其成書當尚有在孔子之前者。

內(nèi)容概要

本書匯集作者有關中國歷史、史學和中國文化精神等方面的演講與雜論，既對中國史學之本體、中國歷史之精神，乃至中國文化要義、中國教育思想史等做了高屋建瓴、體大思精的概論；又融會貫通地對中國史學中的“文與質(zhì)”、中國歷史人物、歷史與人生等具體而微的方面做了細致而體貼的發(fā)疏。

作者簡介

錢穆（1895—1990），字賓四，著名歷史學家，江蘇無錫人。1912年始為鄉(xiāng)村小學教師。后歷中學而大學，先后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lián)合大學等數(shù)校任教。1949年只身去香港，創(chuàng)辦新亞書院，1967年起定居臺灣。

書籍目錄

國史漫話（一九三九年）中國史學之精神（一九五○年冬）史學導言（一九七○年三月）中國歷史精神（一九八三年九月）中國文化特質(zhì)（一九八三年九月）中國民族性與中國文化之特長處（一九八六年四月）歷史與人生（一九八六年七月）中國史學中之文與質(zhì)（一九八六年八月）民族歷史與文化（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中國教育思想史大綱（一九八四年夏）莊子“薪盡火傳”釋義（一九八六年七月）略論中國歷史人物之一例（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國史館”撰稿漫談（一九八七年九月）世界孔釋耶三大教（一九七八年）

章節(jié)摘錄

國史漫話此稿成于云南宜良，在余《國史大綱》成書之后，繼《史綱引論》發(fā)表于昆明之某報，張君起鈞剪存之。攜赴重慶，又轉恩施，并挾之以赴北平。嗣又攜此稿來臺。輾轉數(shù)萬里，歷時三十載。張君檢以示余。余久忘之，重獲展讀，深感張君鄭重此稿之美意。張君重欲將此稿刊布于《自由報》，特附識此一因緣以告讀者。（一九六八年七月）（一）國史規(guī)模的宏偉去年五月中旬，始草《國史大綱》（以下簡稱《史綱》），迄今年六月成書。《史綱》辭尚簡要，意有未盡，偶為漫話。草《史綱》既競，特標四信念于端，曰，凡讀吾書，請先具下列四信念：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尤必附隨有一種溫情與敬意。否則等于只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云對本國史有知。三、所謂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無一點價值，亦無一處可以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xiàn)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而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前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備具上列諸條件者比數(shù)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fā)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于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此乃表示其國家民族文化之墮退與消失，并非表示其國家民族文化之發(fā)皇與向前。右列四信念，標之今日，似為突兀。然靜待時間之經(jīng)過，此四信念，終將為我國人所首肯而接受。否則，久而久之，竊恐所謂中國史，亦將追隨于埃及、巴比倫之后，為世界熱心考古之士，提供以一種所謂東方學之資料而已。既根本無所謂國史，則自談不到上舉之所謂信念。懷不能已，復標舉之于吾漫話之首。義取共鳴，無煩詳說。治國史有一首先應當注意之點，即國史之大。所謂大，并非故自夸大。乃有客觀事實，可以數(shù)字明確指陳者。要言之，一則我國史所包疆域之廣，一則我國史所含人口之多。中國為一廣土眾民之國家，自古迄今皆然。此實使我國家民族能翹然特立于斯世。若不注意于此，則對我國史已往之精神與意義，將索解無從。西人治史，多盛推羅馬。又以羅馬建國，與我秦漢略同時，故論中西史，每喜以羅馬與秦漢相擬。其實羅馬立國規(guī)模與秦漢大異，（《史綱·引論》中已及之）即就大小一端論，便見兩者之迥乎不侔。羅馬初創(chuàng)，版圖不過四百方哩。以孟子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說相繩，則略相當于我春秋時期一子男之國，如鄭、許之類。羅馬之擴大，始于腓尼基戰(zhàn)役開端之后，第一次腓尼基之戰(zhàn)，羅馬圍攻阿格立真坦（Agrigentum），陣亡及病死者不下三萬人。第二次腓尼基之戰(zhàn)，康納（Cannae）之役，羅馬大發(fā)祿為漢尼拔所敗，羅馬軍隊之陣亡者可五萬人，俘虜亦萬人。量其情形，約略相當于我國初期梁惠王稱霸前后之列國兵爭。就時間上橫切面言之，則第一次腓尼基之戰(zhàn)，正當于中國史有名的秦趙長平之戰(zhàn)，秦將白起坑趙降卒四十萬于長平。此年即羅馬海軍邁利之戰(zhàn)，對迦太基獲第一次勝利之年。第二次腓尼基之戰(zhàn)，則當在我東方豪杰革命亡秦，楚漢相爭之時代。就鴻門宴一時言之，項王兵四十萬，而沛公兵十萬。漢尼拔撤馬（Zama）之敗，戰(zhàn)于迦太基之附近，則正值項王垓下之圍之年。兵卒之眾，殺人之多，殊不足為其民族國家歷史之榮耀。然場面之闊大，牽動之繁復，亦不失為估量當時才力意氣之一種標準。楚子玉治軍，不能逾三百乘。而韓信自許，將兵多多益善。此正可見雙方軍隊組織力之強弱。抑且羅馬與迦太基，為兩異民族之斗爭，為羅馬歷史之向外發(fā)展。而戰(zhàn)國史上之秦趙相爭，以及秦漢之際之楚漢相爭，則為中國史上之內(nèi)部變動。惟其向外發(fā)展，故經(jīng)三次腓尼基之戰(zhàn)，而迦太基歸于毀滅。惟其為內(nèi)部變動，故秦趙相爭之后，繼之者為東西凝合，而造成中國之統(tǒng)一。并非秦民族或秦國打倒或毀滅了，趙民族或趙國。至于項王與沛公之爭，則如龐培之與愷撒而已。若再翻閱地圖，試將羅馬與迦太基三次戰(zhàn)爭牽涉之地域，約略以紅筆劃一圓圈，再就戰(zhàn)國史秦并六國，乃至漢代創(chuàng)建之地理，亦約略以紅線劃一圓圈，對照比觀，即可知我所指當時雙方大小不侔之真相。即以羅馬極盛時代而論，雖地跨亞、歐、非三洲，然亦限于地中海四圍之附近。東不越幼發(fā)拉底河，北不越來因多腦河，截長補短，仍不能與秦漢疆境相擬。（手邊無書，不能為詳細之估計。）歷史上某一民族，某一國家，疆境之擴大，固亦并不足以即指為其歷史之光榮。然論者謂羅馬自三次腓尼基戰(zhàn)爭以后，不僅迦太基從此毀滅，而羅馬人自己之自由，亦從此摧毀。自是以往，羅馬人兵力所達益遠，羅馬內(nèi)部政治則黑暗益甚。是羅馬既以武力毀滅他人，更復以武力破壞自己。故名為四百年莊嚴燦爛之羅馬史，及其覆滅，徒貽后代以一段長時期之黑暗，與夫黑暗中對于神圣愷撒之一片想像而已。論羅馬之立國，本為一種希臘城邦式的貴族共和國模型。及其力征經(jīng)營，擴土益大，成一外表莊嚴燦爛之大帝國，而實未嘗予此大帝國以相符之內(nèi)容。與我秦漢大一統(tǒng)政府之政制相較，則秦漢政制，實為有一日之長。自羅馬覆亡以后，西洋史重返于破碎。直至最近，中國之廣土眾民，猶足為世界之冠。然則如何凝成此一和平統(tǒng)一的大局面，而使之綿延不壞，其間自有種種苦心，種種特點，用以造成我國史獨有之風格。固當首先指出，為治國史者所注意。（二）善變?nèi)招碌闹袊ㄓ[國史，我民族實乃一善變之民族。而我國之所以歷久不弊，亦惟我民族善變適應故。晚近國人，每疑自己為一頑固守舊不喜改進之民族。此固由于清季海通以來，國人求變心切。至于最近我們何以急切不能變出成績來，則當另論。而另一原因，則由于晚近國人不悅學之風氣，對本國以往歷史實少研尋。國人每謂我立國于東亞之大平原，環(huán)而處者皆蠻夷，其文化力量遠不逮我，遂以養(yǎng)成我固步自封，自尊自傲的態(tài)度，而永不變進。其實任何一民族，一國家，其政治文化，并無歷數(shù)百年而不弊之理。若待其民族國家內(nèi)部之文化政制等已臻腐敗，則如果熟魚爛，并不要外面再有他力，其自身生命即趨毀滅。當希臘人戰(zhàn)敗波斯之侵略以后，亦未嘗遇到外面有文化更高之力量。然而一馬其頓，即足以吞并希臘而有余。當羅馬人戰(zhàn)敗迦太基之勁敵以后，其外面亦何嘗有文化力量更高之民族。然而北方蠻族，即足以蹂躪羅馬而有余。何以故？由于當時希臘、羅馬內(nèi)部文化力量早已腐敗衰息故。且希臘為馬其頓所并，羅馬為蠻族所破，此后即難再起。何以故？亦由其內(nèi)部文化力量早已腐敗衰息故。希臘略當于我春秋時期，當時所謂南蠻北狄，中國之不絕如線，微管仲，我其披發(fā)左衽矣。當時中原諸邦雖遭外患，而猶能保全自己文化維持于不弊。及秦漢之際之匈奴，更為中國當時一大敵。試問萬里長城之國防工作，較之羅馬之驅(qū)逐高盧人于波河與阿爾卑斯山之外者，其艱巨之相異為何如？阿提拉之統(tǒng)率匈奴人以縱橫馳驟于歐洲大陸者，其先則由漢人逼而西遷?？梢娭袊缘帽４嫫湮幕?，維持其國家，歷久而不弊，并非四圍無強敵，乃在其自身內(nèi)部之別有原因。此原因為何？即其文化力量之不致于腐敗衰退。何以希臘羅馬之文化力量，經(jīng)過一相當時期，即歸于腐敗衰息，而中國獨不然？則以中國民族較為善變故。請再具體詳言之。希臘之有雅典與斯巴達，可謂其城邦文化發(fā)展之極致。然城邦文化發(fā)展至相當時期，即發(fā)展至相當程度之后，此種文化即難再繼。雅典、斯巴達人不能再從城邦文化變進，而終自束縛于其故套中，則宜乎其卒歸于毀滅。中國春秋時代，中原諸侯之立國規(guī)模，亦與希臘之所謂城國者相等。此層《史綱》已言及。后經(jīng)戎狄侵凌，而諸夏大結合以為抵抗，于是有齊桓、晉文之霸業(yè)，此則如希臘諸城邦之有伯羅奔尼撒聯(lián)盟，及后來亞該亞聯(lián)盟及挨陀利亞聯(lián)盟。然春秋諸夏之聯(lián)盟，為由城邦轉進于新軍國之一種過渡。此層《史綱》已言之。而希臘諸邦之聯(lián)盟，則卒無成就。是春秋時期中國民族之善變，而希臘人之不善變也可知。故希臘文化，始終狹窄在各一城圈之內(nèi)。雅典為其最大之一城，其居民最盛時，殆不過三十萬。其他則鮮有過五萬者。其中半數(shù)或大半數(shù)為奴隸與客民，平民中三分之二又為婦女及兒童。中國西周時代，本為一和平統(tǒng)一的大局面。春秋初期，中原諸侯其國家規(guī)模亦復與希臘相類似，此層《史綱》亦略言及，然至戰(zhàn)國則大不然。即就臨淄一城言，已達七萬戶。戶三男子，勝兵者二十一萬人，此皆平等之公民。而齊之為國，共有七十余城。中央之與地方，亦異于征服者之與其領土。試讀蘇張策士之文，其估量各國之疆土財力與武備，可見其時新國家之外貌與內(nèi)容，固已煥然與春秋時代不同。惟其經(jīng)此一變，遂使當時中國民族之文化益得發(fā)皇滋長，而無淪亡于蠻族之懼。今人讀希臘、雅典、斯巴達之記載，輒驚異嘆賞其文化之高。其時中國春秋時期之諸侯，魯、衛(wèi)、齊、晉、宋、鄭諸邦，亦復各有其獨特面貌。此層《史綱》亦略言及。惟較希臘諸邦為善變，故能調(diào)和融通，以開后來之新局。蘇格拉底、柏拉圖在雅典之講學，亦為治西史者所艷稱。然以與臨淄齊威、宣之時稷下先生講學情形相較，則規(guī)模之大小，亦迥不相侔矣。此專就外面事態(tài)言，并未涉及其所講之內(nèi)容。重在證明當時中國人意態(tài)之開展。關于稷下講學詳況，拙著《先秦諸子系年》有所考訂，茲不贅述?？傊ＥD人未能超出自己城邦之范圍，故其演進不得不告一段落。中國則自春秋城邦躍進而為戰(zhàn)國時代之新國家，而其前為西周，其后為秦漢，皆屬大一統(tǒng)局面。一善變，一不變，其相異有如此。故中國文化猶得綿延。此即兩民族善變與不善變之客觀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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