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憶舊

前言

　　我從1977年開始寫這類回憶30年代編輯生涯的文章，最初只寫與魯迅有關(guān)的。一是因為魯迅給我的近五十封信，一直珍藏在身邊；而當時研究現(xiàn)代文學的人，都集中于研究魯迅。1978年撥亂反正后，“雙百”方針得到了真正的落實，我回憶的范圍大大地開闊，余悸也逐漸消除了。　　北京三聯(lián)書店很早便盛情相約，將來結(jié)集后交他們出書，這對我是鼓勵，也是鞭策。1981年魯迅誕辰一百周年，人民文學出版社計劃編一套叢書來紀念這個偉大的日子。我征得三聯(lián)書店同意后，把有關(guān)魯迅的十篇，先單獨集成《編輯生涯憶魯迅》，準期在9月25日在京出版。所惜印數(shù)不多，市上早無供應(yīng)，再版的機會，看來暫時也極渺茫?！　∵@幾年，我又為《新文學史料》、《讀書》、《文匯月刊》、《書林》和《人民日報》、《解放日報》等報刊，陸續(xù)寫了二十余篇；又從舊作中選出尚有重印價值的二篇；連同征得“人文”同意而列入有關(guān)魯迅的五篇，共選二十八篇，編成這個集子。編排次序依主要事件發(fā)生的時間先后，分三個時期：30年代；40年代前期，也就是“孤島”時期；40年代后期，直到解放。其中正文二十篇，附錄八篇?！　栌?957年3月，我在《人民日報?文藝版》上，最早發(fā)表此類文章時所用的篇名——《編輯憶舊》。我愛這個書名，因為編輯，在我看來，是個光榮的職責和稱號。我認為，只有認識了我們過去的進步文藝出版事業(yè)，怎樣在舊世界中，作家和編輯，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并肩作戰(zhàn)，奮斗圖存，才能體會社會主義是一條通向人類文明、自由、幸福的唯一大道，而文藝讀物這一精神產(chǎn)品，是可以發(fā)揮極大的推動和鼓舞作用的。試看當年蔡元培、魯迅、茅盾、鄭振鐸、鄭伯奇和阿英等先輩對我的培養(yǎng)和支持，豈止是為我這個文學青年而已，他們更遠大的目光，是在設(shè)法扶植、衛(wèi)護并發(fā)展這個素來不為人們所注意的小小的出版陣地——良友圖書公司，通過它，發(fā)揮出版物這個武器的作用，來喚醒人民，教育人民，促使早日出現(xiàn)像今天這樣繁榮富強的新中國。“十年浩劫”一開始，無知而又無恥的“造反派”，在大字報上，指斥我用這個題目寫文章，意在“頌古非今”。殊不知沒有過去，何來今天？只有認識了舊世界，才能更加熱愛新社會?！　?0年代，我似初生牛犢，敢闖敢為，因而回憶文章比重較大，也還有不少值得一寫的書人書事；更不用說以后兩個時期了。如天假以年，我準備繼續(xù)寫下去，雖然六七百封作家書簡，至今下落不明。對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如能起到點滴參考作用，對編輯出版工作者，如能有所借鑒，對一般讀者，如果還不至認為言不及義、浪費筆墨，那我于愿已足。下筆時，自認力求做到認真嚴謹，實事求是；但回首當年，已半個多世紀，文獻不足，記憶有誤，勢所難免，務(wù)希讀者匡正。集中文章都是單獨發(fā)表過的，許多細節(jié)，不免有重復(fù)，編集時已注意及此，加以刪節(jié)，恐尚有疏忽，希讀者鑒諒。

內(nèi)容概要

《編輯憶舊》記錄了作者從步入良友圖書公司起，從事編輯出版事業(yè)的過程，以及對編輯出版工作的思考，并提供了大量有關(guān)三四十年代中國出版業(yè)的第一手的資料，特別是對進步出版工作的記述尤其珍貴。書中清晰地描繪了當年出版界和文化界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及錯綜復(fù)雜的關(guān)系，展現(xiàn)了老一輩出版工作者的工作狀態(tài)，編輯與作者之間的友誼，同時，也傳遞著一種精神，一種為理想、為民眾、為社會而奮斗的責任感。

作者簡介

趙家璧（1908～1997），上海淞江人，編輯出版家、作家、翻譯家。在良友圖書公司做編輯期間，主編以左翼作家和進步作品為主的《良友文學叢書》。創(chuàng)辦晨光出版公司，主編《晨光文學叢書》。1949年以后，先后擔任上海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總編輯。曾任中國出版工作者協(xié)會副主席。著有《編輯生涯憶魯迅》、《編輯憶舊》、《回顧與展望》、《歲比人長壽》等。1990年榮獲第二屆韜奮出版獎。

書籍目錄

我是怎樣愛上文藝編輯工作的使我對文學發(fā)生興趣的第一部書從愛讀書到愛編書我編的第一部成套書——《一角叢書》魯迅為《良友文學叢書》開了路為了出好書——《魯迅與書》序重見丁玲話當年——《母親》出版的前前后后丁玲贈我以《母親》魯迅與《木刻連環(huán)圖畫故事》魯迅·麥綏萊勒·連環(huán)畫編文——參加連環(huán)畫研究會有感關(guān)于周揚編《高爾基紀念論文集》話說《中國新文學大系》魯迅怎樣編選《小說二集》三十年代的革命新苗——專為“左聯(lián)”青年作家編印的《中篇創(chuàng)作新集》記四十五年前的一部小說年選魯迅編選《蘇聯(lián)版畫集》關(guān)于曹靖華編譯的《蘇聯(lián)作家七人集》徐志摩和《志摩全集》——紀念詩人逝世五十周年商務(wù)版《徐志摩全集》序徐志摩和泰戈爾記鄭伯奇在良友圖書公司追敘未完成的《世界短篇小說大系》鄭振鐸和他的《中國版畫史》耿濟之在“孤島”的上海悼念蔡元培先生關(guān)于錢鍾書的《圍城》和師陀的《結(jié)婚》——《晨光文學叢書》中的兩本長篇小說出版《美國文學叢書》的前前后后——一套標志中美文化交流的叢書一面戰(zhàn)斗、團結(jié)的旗幟——紀念生活·讀書·新知書店成立五十年后記

章節(jié)摘錄

　　我是怎樣愛上文藝編輯工作的　　1922年我進松江縣立第一高小，國文老師王者五見我喜愛看書，就把教員辦公室書櫥里幾包多年來塵封未動的《新青年》、《新潮》，一本一本地借給我?guī)Щ丶胰ァ＿@使我第一次接觸到定期刊物這一出版形式，并從中吸取了許多新思想；更為我打開了知識寶庫的大門，發(fā)現(xiàn)課本之外還有一個極大天地。接著我便常去離家不遠的松江縣立圖書館，借閱新文藝小說和《小說月報》、《學生雜志》等。正巧這兩年暑假，由共產(chǎn)黨員侯紹裘擔任校長的景賢女中，假圖書館大禮堂辦了兩期暑期學術(shù)演講會[1]，應(yīng)邀來松演講者有惲代英、陳望道、邵力子、楊賢江、沈雁冰等，我和幾位小朋友都去聽了。當時說不上聽懂多少，至多只能說是一知半解，但對最后兩位演講者印象甚深，因為我已從《學生雜志》和《小說月報》的版權(quán)頁上，知道他們分別是兩種雜志的編輯。1923年，上海創(chuàng)辦了《彌灑》，這本曾被魯迅認為五四時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藝月刊，三位創(chuàng)辦人中，趙祖康、錢江春都是松江人，胡山源正在景賢女中教書。這一刊物在小同學中廣泛傳閱，掀起了一陣熱烈討論的浪潮，這一則因為它是我們松江人編的，二則趙祖康的堂弟就在我們班里。事過后，我就和同級好友夏俠（松江葉榭人，天資聰慧，可惜升入交大附中后因厭世自殺）商議，我們自己不也可以編個刊物嗎？這種天真幼稚的想法，在王老師的同意下，在畢業(yè)前幾月，居然用油印機編印了幾十本分送級友。至于刊名叫什么，內(nèi)容如何，完全記不起來了；但《彌灑》的出版，確實給了我想長大了當個文藝編輯的第一個啟示?！　?925年“五卅慘案”在上海發(fā)生時，我已考入上海圣約翰大學附中讀一年級。6月3日，美國校長卜芳濟在全體愛國學生面前，竟不讓升半旗為死難烈士致哀，強把國旗奪下，踩在腳底，一場反帝愛國的學潮爆發(fā)了。暑假后，離校師生五百余人在學生家長張壽鏞、王省三的支援下，獨立自主地建立起由我們中國人自辦的光華大學暨附中，我就轉(zhuǎn)入附屬中學讀高中一年級。全校師生彌漫著一股奮發(fā)圖強救中華的愛國反帝熱情。附中有學生自治會的組織，下設(shè)編輯部，出版附中?？ǎǔ筷亍罚冶煌茷樗膫€編輯之一。1927年我升入高中三，第二卷起由我主編。我便大刀闊斧地把從教會學校帶來的校刊中中西合璧的英文部分砍掉了。編排方法、封面設(shè)計和用紙都來了個大革新。雖是綜合性刊物，重點放在文藝上。每期十二萬字，由校內(nèi)師生執(zhí)筆，用白道林紙印一百八十頁，加套色封面。每期印一千冊，向校外公開發(fā)行。印刷成本除自治會經(jīng)費外，不足之數(shù)，分別向同學家長所辦工商企業(yè)兜攬廣告，以資彌補。這三年，我利用課余時間寫了一些文章，除發(fā)表于?？咄?，也投向《小說月報》、《學生雜志》和《申報?藝術(shù)界》等。?？那鍢?，我自己上浙江路華豐印刷所校讀；書出版后，我們幾個同學一起踏車去本市分銷處送貨。眼看手寫的文稿，一旦排成鉛字，頓時變了樣；再印在白紙上，加上一個漂亮的封面，釘成本本，送到眾人手中，就被賦予了一種獨立的生命，在社會上起著它自己的作用。這個奇妙的過程，大大地吸引了我這個中學生，感到我的一股勁，從此有了使處了。直到今天，我的書柜里還保藏著兩卷合訂本《晨曦》，想不到它已成為我漫長的編輯生涯的起腳點，更增加我對這一紀念物的愛撫和珍惜。解放后，上海文藝出版社把它編入《中國現(xiàn)代文學期刊目錄》[1]，這是我所沒有想到的?！　∥覐母街挟厴I(yè)是1928年夏。這年春，我代表附中畢業(yè)生參加大學畢業(yè)生組成的《光華年刊》編委會，讓我當印刷主任。通過一位廣東籍同學的介紹，第一次去北四川路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委托代印，一談就談攏了。這家專營畫報、畫冊和電影歌曲的別具一格的新型出版機構(gòu)，華僑投資，實力雄厚，備有新式印刷機，頗具規(guī)模，經(jīng)營作風也正派。中國出版史上被稱為第一本大型畫報——《良友畫報》，遠銷全球華僑社會，是他們的一面旗幟。創(chuàng)辦人兼總經(jīng)理伍聯(lián)德，廣東臺山人，在嶺南大學讀過書，曾在商務(wù)印書館編輯兒童讀物，為人熱情豪爽，胸襟開闊，是一位具有愛國心、正義感的新型企業(yè)家。年刊印刷任務(wù)被接受后，我經(jīng)常往“良友”跑，和伍聯(lián)德一見如故，有很多共同的語言。年刊印成前夕，我向他告別，大家都有不勝依依之感。言談間，我隨便問他：“你們出了各種畫報，如體育的、婦女的、電影的等等，為什么不出一種專給大學生看的呢？”他想了一下，就說：“你寫個書面計劃來吧！”9月中大學開學。有一天，他忽然駕車來校找我，說計劃很好，邀我半工半讀，立刻去擔任編輯。這樣的好運氣，我連做夢也沒有想到；但自問究竟不過是個大學一年生，決不敢獨自去冒這個險。隨后由伍另聘明耀五任主編，我任助編，1929年1月，《中國學生》月刊創(chuàng)刊了?？上?nèi)容與我原計劃的不同，銷路呆滯。第二期起，明耀五辭職，去漢口教書，伍聯(lián)德推我上臺，就這樣一直編到大學畢業(yè)前一年——1931年?！　∥沂茄刂傲加选彼霎媹蟮膫鹘y(tǒng)方法編這個刊物，有一定的知識性，偏重于趣味，思想性很薄弱。那時，日帝魔掌已深入東北寶地，蔣介石提倡不抵抗主義，高喊“先安內(nèi)后攘外”，中華民族處于內(nèi)憂外患交相煎逼的苦難深淵。1930年秋，學校里國民黨特務(wù)學生挑起的一場學潮，我親身挨到的拳打腳踢，大大地沖擊了我那種不問政治的“清高”思想。1931年初，“左聯(lián)”五烈士在龍華英勇犧牲；秋天，國民黨反動政府頒布了《出版法施行細則二十五條》；反革命文化“圍剿”隨著在上海開始。四馬路上的進步書店，正如魯迅所說：“封閉的封閉，關(guān)門的關(guān)門，暗暗改換店主‘重復(fù)舊業(yè)’的也有?！倍傲加选豹毺幈彼拇罚瑓s像世外桃源，什么風浪也刮不到它。我雖在大學里讀英國文學系，自己喜歡研究美國現(xiàn)代文學，搞些翻譯，寫些研究文章，但平日接觸到的國內(nèi)外形勢和閱讀到的革命書刊，給了我更深刻的教育。例假日去四馬路看看開明、北新和其他進步新書業(yè)的文藝出版物，開始感到當編輯就得當個有理想的編輯，出書就得出推動時代前進而有益于人民的書；回頭看我過去三年走過的道路，不免自慚形穢。再環(huán)顧新書業(yè)所遭受的迫害，使我對自己的前途提出了嚴肅的要求。再隔一年就要畢業(yè)，作為一個青年編輯，在這樣一個大動亂的時代里，難道不能有所作為嗎？“良友”過去也出版過三十多種文藝書，未受讀書界的重視。我就暗自盤算：能否在這里另辟一條出文藝書的路子呢？如果得到伍聯(lián)德的同意，就把（（中國學生》停辦，專編文藝書。伍支持我開始穩(wěn)扎穩(wěn)打，從小做起。于是售價一角的《一角叢書》從1931年9月初開始出版。　　這套綜合性的小叢書，主觀上爭取多出文藝方面的。當時我認識的成名作家僅有同鄉(xiāng)施蟄存，他第一個出來支持我。徐志摩正在教我英國詩和小說；陳夢家、何家槐等青年作家就是在徐志摩家認識的。小叢書出了幾種，反應(yīng)平平。不到一個月，“九?一八”事變突然爆發(fā)，接著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上海，國內(nèi)風云，瞬息萬變。我意識到組稿工作再打不開，便無法滿足大時代激蕩下萬千讀者的迫切要求。正在我彷徨苦悶的時刻，創(chuàng)造社老將、“左聯(lián)”重要成員鄭伯奇來到“良友”編輯部，他開始為《良友畫報》寫國際述評，隨后主編《電影畫報》和《新小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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