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研究（第二輯）

內容概要

《儒家文化研究》叢書，是探討儒家學術、思想和文化諸問題的專門的言論空間。通過發(fā)表國內外方家碩學的高文讜論，將經過創(chuàng)造性轉化的儒家傳統(tǒng)呈獻給中國和世界。    “五四”以降，學術界對儒家基本的思想范疇及其與政治、法律制度之關系的理解，存在著很多偏差，需要切實而深入地重新研究。許多似是而非的看法幾乎成為眾口一詞的定論，然而這卻正是需要我們重新檢討與撥亂反正的對象。    本輯第一部分的五篇論文，重在討論儒家的公私觀，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分際，公德與私德的關系，天理、人情與法律的關系，“親親互隱”觀的制度化及其在《唐律》與六法體系中的展開等諸多問題。    本輯第二部分的八篇論文，重在討論皮鍚瑞、廖平、葉德輝、劉師培、蒙文通、劉咸忻等現(xiàn)代經學家的思想，由于這些經學家的思想非常博大，有的學者一生變化頗繁，故每文或從一個側面進入，或略就總體上概說。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東方與西方的沖突之中，現(xiàn)代經學家并非發(fā)思古之幽情，他們有的“明經致用”之方，有的作新制度的探討，有的發(fā)掘經學的意義，有的深探學術的價值，各有精彩?，F(xiàn)代經學家的研究成果，對我們今天重新討論經學有啟發(fā)新思的作用。

作者簡介

　　郭齊勇，男，漢族，武漢市人，1947 年出生。1978 年考入武漢大學哲學系，1981 年考上碩士研究生，師從蕭萐父、唐明邦、李德永教授。1984 年畢業(yè)留校在哲學系任教。1989年1 月晉升為副教授。1992年8月獲武漢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93年3月晉升為教授，同年10月增列為博士生導師。曾任人文學院院長、哲學學院院長、國際中國哲學會（ISCP）會長，現(xiàn)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教育部高等學校哲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國際中國哲學會副執(zhí)行長、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理事暨學術委員、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等。曾被邀請為美國哈佛大學和日本關西大學的訪問學者，德國特里爾大學和我國臺灣政治大學的客座教授。曾到哈佛大學、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慕尼黑大學、萊比錫大學、俄羅斯科學院、首爾大學、臺灣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名校講學。從1993年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曾獲國家教委首屆人文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二等獎，寶鋼優(yōu)秀教師獎，湖北省政府優(yōu)秀教學成果二等獎（二次，均排名第一），湖北省政府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二等獎（2004年），湖北省教學名師（2004年）和國家級教學名師（2006年）稱號。 2008 年擔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哲學史 ”首席專家。主要從事中國哲學史的教學與研究，專長為儒家哲學與20 世紀中國哲學。在海內外學術刊物上發(fā)表論文百余篇。主要著作有：《中國哲學智慧的探索》、《中國儒學之精神》、《中國哲學史》、《熊十力思想研究》、《郭齊勇自選集》、《文化學概論》等。主講課程有：中國哲學史、《四書》導讀、《老子》《莊子》導讀、中國文化、儒家哲學、哲學史方法論、《禮記》會讀等。

書籍目錄

弁言儒家政治法律思想研究　先秦儒家論公私與正義　簡論20世紀公德探討中的幾個誤區(qū)　私與公：自治與法治——兼論儒家“齊家”與“治國”之分際　《唐律》中“容隱”觀念的制度化　六法體系形成中的容隱制問題——以禮法的合流與分離為線索現(xiàn)代經學之研究與整理　并非“經學歷史”的《經學歷史》——對皮錫瑞《經學歷史》的文本解讀　廖平與經學的終結　在知識與信仰之間：論葉德輝的經學思想　劉師培的經學史與易學研究　劉師培的《左傳》凡例研究　蒙文通先生經學研究之貢獻　劉鑒泉先生經學思想概述　制度的焦慮與儒生的關懷——晚清三大今文學家《王制》研究思想述評《經學通誥》經略

章節(jié)摘錄

　　簡論20世紀公德探討中的幾個誤區(qū)　　內容提要：20世紀的公德探討始于梁啟超，他是在中西橫向比較的背景下形成對道德的二重分劃的，然后又以公德之“公”與“新”作為道德發(fā)展的方向。本來，道德既無所謂公私也無所謂新舊，但由于梁啟超的劃分帶有明顯的價值評價意味，所以衍生了此后“古今”、“公私”長期對立的格局，并且也衍生了“文革”與“文化熱”中的極“左”思潮。新世紀以來，隨著經濟的騰飛與社會的發(fā)展，人們又將對私德的討伐和對“基督之愛”的仰慕作為公德建設的動力，其實這都是在“公私”、“新舊”對立的基礎上繼續(xù)走入誤區(qū)的表現(xiàn)。實際上，真正的公德必須以私德為基礎，而以公民社會性地位的自覺及其權利與義務的對等為實現(xiàn)條件。　　隨著中國經濟的起飛與社會的發(fā)展，公德問題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而公德對于社會發(fā)展之重要以及國人公德意識之薄弱，似乎也已經成為當前思想界的一致看法了。這種看法確實有一定的道理。因為從20世紀初開始，梁啟超等人就已經揭示了國人公德意識薄弱的現(xiàn)狀和現(xiàn)實。但是，對于國人公德意識為什么薄弱以及如何才能有效地建構社會所亟需的公民道德問題，思想界卻似乎是一再地走人誤區(qū)，并且由一個誤區(qū)走進另一個誤區(qū)。對于這一現(xiàn)象，我們不能不進行深入反思，因為只有深人地展開對其薄弱之原因的探討，才是我們能夠有效地建構社會公德的基本前提?！　∫辉谥形鳈M向比較背景下對道德的二重分割　　公德與私德的概念及其劃分都起源于梁啟超，當他在20世紀初開始談論公德時，實際上是在中西橫向對比的大視野下從日本引進了公德概念。因為從傳統(tǒng)的角度看，道德是無所謂公私的；只有引進了公德概念并且以之作為社會需要和發(fā)展的標準之后，傳統(tǒng)的道德才被冠以私德的名稱?！　?902年，梁啟超首先從“我國民所最缺者”的角度提出了公德一說。在《論公德》一文中，他明確指出：“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為群，國家之所以為國，賴此德焉以成立者也?！憋@然，就問題的提出而言，梁啟超當時確實是從國家振興與民族崛起之亟需的角度提出公德概念的。　　但梁啟超的公德概念又是從中西橫向比較的角度提出的。并且也是由此來說明公德與私德的差別以及東西方不同的道德概況的。他分析說：“道德之本體一也，但其發(fā)表于外，則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謂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庇捎诹簡⒊窃谥形鳈M向比較的背景下形成對道德之二重分劃的，所以他也就反過來從公私道德之不同標準的角度來說明東西方的道德狀況：　　吾中國道德之發(fā)達，不可謂不早，雖然，偏于私德，而公德　　殆闕如?！　〗裨囈灾袊f倫理，與泰西新倫理相比較：舊倫理之分類，　　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婦，曰朋友；新倫理之分類：曰家族倫理，曰社會（即人群）倫理，曰國家倫理?！　∪糁袊鍌?，則惟于家族倫理稍微完整，至社會、國家倫理。不備滋多。此缺憾之必當補者也，皆由重私德輕公德所生之結果。在梁啟超關于道德的二重分劃中，其急于建立公德之目的自然不待言說，但遣一劃分卻存在著兩個明顯的問題：首先，從公德概念的提出到對道德問題的二重分劃其實都是在中西對比的大前提下做出的。在當時的背景下，這種橫向比較固然有其不可避免性，但這樣的比較同時也就開啟了一個負面的先例，這就是以西方的公德為標準，并且堅持以西律中；而在他對道德形成公私二重劃分的同時，他又明確地以“新倫理”和“舊倫理”指謂東西方的道德，由于西方長于公德，因而也就成為中國學習、效法的榜樣；而中國則只有“舊倫理’’且又長于私德，因而也就只能成為反襯和批評的對象。其次，正由于西方以公德見長，因而與之對應的東方，其所謂的道德也就只能成為個體私人之德了。對20世紀的中國來說，遣一開端也就形成了一個影響深遠的觀點：一方面，在整個20世紀，“公德殆闕如”往往成為人們對傳統(tǒng)文化的“一言以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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