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詩雜說全編

用戶評論 (總計24條)

•   我收藏了很多有關杜甫的著作，這是了解杜詩的一部難得的好書，值得擁有。
  等這本書好久了，一直缺貨，擁有就是開心。
•   不是入門級的讀物，不是對一首一首詩歌的解釋欣賞分析，而是只就詩歌中的一點幾點來講，反而因為要讀懂它，先要把詩讀明白，所以先讀杜詩，再讀讀一般的注解與欣賞的書，再讀他會比較好，或者直接就一首詩歌，找?guī)妆緯鴣硌芯繒容^好！
•   讀完了曹先生的作品，圓了我一直以來欽慕曹先生的夢想。書中字字句句無不體現出曹先生的良苦用心，這讓我在感受大師風范時，理解一位距我們千年之久的民族詩人------杜甫。曹先生做這份工作，其實是很辛苦的，只有通覽群書，深切體悟杜甫詩歌中的不同意蘊，才能寫出這樣的作品。更因曹先生的獨特見解，發(fā)人深省！
•   對杜甫詩歌的精妙導讀，好書
•   如題。讀此書給我的感覺就是如此。
•   好書*經常拿出來在手頭翻翻*
•   《杜詩雜說全編》編輯推薦：一般解釋杜甫，都是由文學、詩歌著手，但曹老先生由于有新儒家的底蘊，所以解釋杜甫則特別著重杜甫的儒家思想，強調從思想到文學，全盤分析杜甫的詩歌內涵。文章寫得巧妙、耐讀、好讀。
  曹慕樊老先生的兩本名著《杜詩雜說》和《杜詩雜說續(xù)編》的合刊。前者主要是其1962年的一些讀書筆記；后者集中了80年代杜甫研究的心得和成果。
•   水平一般，不如家藏的幾本杜評
•   2013購書第一單
•   杜詩雜說全編
•   文章不錯,有助理解杜詩.
•   有續(xù)編的
•   杜甫的儒家思想的解讀
•   書很好 活動買的
•   　　 讀曹慕樊先生的《杜詩雜說》（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讓我想起了兩件事情，其一，去年研究生開學教育講座，我院院長王教授給我們講他的讀書和做學問的經歷。由于八十年代打印機很少，所以每次當著書修改完最終定稿時，幾十萬稿子只能手謄而成，重慶夏天炎熱，為了不讓手臂上的汗水打濕手稿，就用毛巾裹在左右手臂上，一天下來，毛巾不停地裹上，擰干，再裹上，如此重復持續(xù)數月之久；其二，上學期劉教授在講《目錄學》（曹慕樊著）時，時常和學生分享他以前做學問的趣事，每次寫好論文后總是手寫幾份給同行看看，相互交流意見，精益求精。自己做學問純粹是興趣而做，并不因時間，功利的關系而急躁，相比如今的學術氛圍，的確彌足珍貴。曹老寫《杜詩雜說》的年代，較之以上兩位老師的年代，環(huán)境必然更加艱苦，思想意識形態(tài)也并不自由，所以這是一本來之不易的好書。也啟發(fā)我要做好學問，除專業(yè)學識外，興趣、務實、精益求精、甘于貧苦也是不可缺少。
  　　 《杜詩雜說》體現一個“雜”字，雜并不是雜亂無章。全書分為三個部分，前兩個部分寫杜甫思想、生活、詩藝和詩作，每小節(jié)為論文，共十五篇之多。第三部分是杜注瑣談，涉及杜詩細小方面考辨。雜是全方面的，杜之生活、思想、詩藝，到杜之人際關系，詩中人物，地名再到字義，詞義。
  　　 尤其有意思的是曹老還研究了杜詩中誤字，舉兩例：p184《西郊》“無人覺來往，疏懶意何長！”句，“覓”誤寫為“覺”；P186《杜鵑行》“業(yè)工竄伏深林里，四月五月遍號呼”句，認為是后人將“黑”字草書誤抄為“業(yè)”。最近讀《錢注杜詩》，體會到發(fā)現一個細小問題很難，解決一個問題更難。沒有深厚的專業(yè)學識和在沒查閱相關書籍前就下臆斷，只做表面功夫是不可取的，由此感慨曹老的細致和功力之深。
  　　值得注意的是，《杜詩雜說》用了很多筆墨去寫杜詩的語言，立足文本去考察杜詩的文本義。從語言學的角度研究杜詩中的偏義詞，俗語；從語法角度，研究諸如如互文，省語，反語等。可以說，《杜詩雜說》雜得無所不包。
  　　 P58《杜甫在夔州東屯的經濟狀況》一文讀來很帶感，原來做研究還可以從這么偏的點切入，頗有野史的味道，在生活中還原一個了真實的杜甫。杜甫在夔州東屯只有十一畝私田和一片柑園，生活并不富裕，“糠籺對童孺”，吃糧還得摻糠，柑園雖“柴門擁樹向千株，丹橘黃柑此地無”，但離開夔州時柑園賣不掉，只能送給朋友。生活總是偏俗的，大詩人也是凡人啊。另外，杜甫是否代管東屯公田，杜甫其實是替柏茂琳管理的執(zhí)行官，有學者從杜詩《茅屋檢校收稻二首》中的“檢?！闭J為杜是公田的主管，但曹老認為杜甫官架子很大，好用公文語入詩。這倒讓人感受到了庸人的一面的杜甫，和李白自稱為皇室后裔，過渡熱切于為自己提供輝煌的背景和高貴色彩似乎有些相似之處。
  　　 誠然，《杜詩雜說》也存明顯的不足，比較明顯的就是多處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的階級理論和文藝理論（普力汗諾夫）；謹慎提到現代心理學和杜主張鎮(zhèn)壓農民起義，并未多談也有些美中不足，但我們需要在歷史中去衡量有些東西。《杜詩雜說》是一本研究杜詩難得的好書，多讀幾次，相信會有更多收獲。
  　　
  　　
•   　　 今年年初，我老板很興奮的告訴我說，曹先生的舊作現在由三聯書店重印出版了。曹慕樊先生算是我的師爺爺，我碩士導師的導師，西南大學的治杜研杜的傳統(tǒng)，就是從曹先生那里開始的。曹先生早年師從金陵大學的劉國鈞先生學習目錄學，后又跟隨熊十力先生學習中國哲學，對于杜甫，有種格外深厚的感情。這種感情一直薪火相傳，在我們這一輩致力于杜甫研究的中青年來說，還是很有號召力的。
  　　
  　　 先生七十歲高齡仍筆耕不輟，對莊子、蘇東坡也頗為醉心，我研究生時候的蘇軾專書教材就是先生編著的。然而在杜甫研究方面尤為著力，著有《杜詩雜說》、《杜詩雜說續(xù)編》、《杜詩選注》。聽我導師說，先生晚年視力不濟，往往是整個人伏在稿紙上，憑借僅存的視力寫出來的。這本《杜詩雜說全編》，深刻的體現了先生的扎實的學術功底。這本書絕不像某些讀者所言，“功夫好，見解平平”，殊不知在當時的時代，意識形態(tài)意味還很重的時候，也沒有今天的快捷檢索工作的條件下，能寫成這樣一本兼具考據和義理甚至亦不乏辭章的小書，是多么的艱苦卓絕。就見解來說，很多前人都很難疏解、存而不論的訓詁，先生勇于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且有理有據，最重要的是敢于突破前人的畛域，大膽提出自己的看法，這是基于相當扎實的文獻功底和思辨能力。比如《杜詩的起結》、《杜甫的詩藝》尤見功力。而更有建設性的是，他對于杜詩修辭的重視，直接啟發(fā)了后學者的諸多法門。當然還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研究方法論，比如讀書應讀專書，而不是讀選本，這些對我們現在都仍然很有教育意義。
  　　
  　　 盡管限于意識形態(tài)，里面有些看似生硬的東西，但是就像我們不能去要求杜甫超越他的時代，一定要表現出一個“民主性”而忽略他的“人民性”，反而會落下像郭沫若評價杜甫一樣，處處挑刺，怎么看怎么不順眼。這些時代的烙印，就不要去強求了?？傊@本書是治杜研杜的一本重頭書，稍有滄海遺珠之嫌。在此我也要借此表達對師爺爺的敬意，是您帶我走進了杜甫研究的世界，安身立命。今天我們已經無法達到曹先生的高度，但是必須仰望他。
  　　
  　　 附：老板之文——劉明華《博學·剛毅·睿智——曹慕樊先生印象記》
  　　
  　　 （一）
  　　 第一次見到曹慕樊先生，是大學三年級下期。那學期，中文系在文革后第一次由幾位老先生開選修課。曹先生講“杜詩選讀”。學生要確定選修的課程，一般根據自己的興趣先聽各課若干節(jié)再確定。教師在第一節(jié)課，照例要講講本課程的設想。記得曹先生說，一個文科大學生，在有了一定的文藝理論、歷代文學基礎知識以后，應該直接面對本國第一流的哲學、史學、文學的偉大作家及其作品進行自由的學習、鉆研，尤其應該讀專書。學術之宮，千門萬戶，但總得經由一門進入。唯有深入學習大家，大開眼界，才能通向一“四通八達”之境，并由此及彼，深入其它大家之室。任何一部社會科學原著，既是衡有的寶藏，又是善巧的橋梁。凡是名著，研究成果多，注解多，更有啟迪指導意義。由此種種條件，杜詩無不具有。
  　　 這些話大家聽了都感到很新鮮，很興奮。盡管最后以杜詩為例，現在看來，有些廣告的意味，但事實證明先生之言卻不是為了自我推銷。接著，先生又在黑板上大書一行字跡遒勁的警言：
  　　 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
  　　 并作了解釋，大意是高年級學生應該讀原著，不能滿足于選本及別人的文章，更不宜不加選擇，沒有目的地亂讀書，浪費光陰。
  　　 這番開場白對我的震動尤大，上大學以來，頗珍惜光陰，說“手不釋卷”也不過分，但在怎樣讀上卻一直無人指點。當時的感受的是，為什么系里不早點讓老先生們開選修課？！我在下鄉(xiāng)當知青時即讀過蘇淵雷先生選注的《李杜詩選》，頗喜李杜二位，一國慶夜屋漏，被秋雨淋醒，當時竟未怨懟什么，吟哦的卻是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今日能有老師指導系統(tǒng)學習杜詩，豈有放過之理。這門課，甚至可以說是這節(jié)課，改變了我的志向，我想在大四認真讀幾本書。后來曹先生招研究生，研究方向又是杜甫，我便毫不猶豫決定報考，結果如愿以償，在先生指導下學杜研杜，獲益非淺。
  　　 曹先生的課很吸引人，主要是自己有心得。杜甫是偉大詩人，有高尚的人格精神，詩歌有豐富的內涵。先生講課，常常融入自己的情懷，給學生以較大的影響。我們在學杜詩時，就時時受到怎樣做人，怎樣做一個無愧于中華文化的知識分子的教育。在為杜甫的胸懷所感動時，也對先生的情懷肅然起敬。1990年秋，我到北京師大訪問學習，一日飯后散步，路過報欄，無意中看到《中國體育報》上有同學楊君一篇散文，寫的是他現在怎樣在中學里培養(yǎng)兒子圓自己的世界冠軍夢（楊君因身材限制未能上體育系），文章開篇記的便是先生講杜詩的印象，說瘦小的曹慕樊教授站在講臺上，講著杜甫“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的詩句，整個教室充溢著莊嚴肅穆的氛圍，那白鷗奮飛于天地間的自由翱翔的意境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由此給兒子取名“昊鷗”。
  　　 先生治學，主張文史哲學不可分，他的課也體現出這一特色。聽一年“杜詩選讀”，學生不但基本了解了杜詩的特色，同時還增加了對李白、王維、白居易等詩人的了解，以及唐代政治文化諸方面的知識，很多同學由此掌握了讀書的方法并產生了治學的興趣。
  　　 先生教書認真，對學生的要求也很嚴格，決不“捧殺”。結業(yè)考試時，是不給人情分的。有同學考得不好，擔心入黨、評先進受影響，到先生家中暗示，先生認真開導了許久，說分數只能說明考試時的成績，并不能證明一切，并一題題指出錯在何處，最后一分未加，記得那時先生常常流露出對我們這一代人學術功底差的憂慮，其嚴格要求，也可謂一片苦心。這一點，我在研究生學習期間感受尤深。那一年，全國共有20余人報考先生門下，最后取了兩名（另一位來自華中師大），盡管是擇優(yōu)錄取，但我們的水準與先生的要求相比差距甚大，我們自己也很清楚。和別的先生稱自己的學生為“英才”相比，先生對自己的學生評價很謹慎。從旁得知“老實，但還用功”。四川人常稱愚笨者為“老實人”。當我把這意思解釋給湖北的師兄時，我們都有一點緊張，難道先生認為我們是“朽木不可雕”嗎？但“用功”二語卻是事實。我們自信不是最“老實”的，只要用功不輟，總有一天會改變形象的，憋著這股勁，也得認真學習下去。
  　　 先生認為研究生學習只是治學生涯的基礎階段，應抓緊時間讀書、思考，不必急功近利地為發(fā)表文章而寫作，他認為那樣實際是得不償失。畢業(yè)以后，時間空間多的是，何愁無用武之地。入學剛二月，我們隨先生去成都參加全國第二屆杜甫研究年會，會上有知名學者談杜甫的“沉郁頓挫”與“隨時敏捷”的問題，有首開之功，但論證欠嚴密，返校后我寫成《“隨時敏捷”辯析》一文，自我感覺不錯，送先生斧正。先生閱后，說基本上說清了這個問題，這就行了。我本意是想得到先生肯定并推薦發(fā)表，那時發(fā)表欲正強，可謂夢縈魂牽，不料如此結局。頗掃興，將稿子存之篋底，從此不再想發(fā)表之事。（那文5年后寄出刊用）現在想來，幸有此碰壁，否則，成天想的可能就是些零星的題目，將分散不少精力。再者，那文章盡管有破有立，畢竟屬于商榷性質。先生一生從不與人打筆仗，而是專注于自己的研究課題，寫出的都是有心得之作，對于一個希望有所建樹的學者來說，這是相當重要的。對那些四面“商榷”的學界的“造反派”，先生是不以為然的。或許，正是這個原因，當時他沒有表示出多大的熱情吧。
  　　 先生是目錄學出身，在教學上亦體現出他的風格。在給我們上“目錄”學時，輔助性的練習便是注釋唐詩。二學生各指定一唐代小詩人作品，從版本、校勘、到注解一一做起，最后還詳批詳改，批改過程中又親自翻檢各種版本，其工作量等于自己重做一遍。我們寫畢業(yè)論文時，先生多次叮囑引文要核對原文，開始我們并不在意。一次，我的論文中引用一權威出版社出版的一名著中的材料，心想該無問題，照抄不誤。結果該書校對不精，我跟著寫錯。先生在文章旁批了一大段話，很不客氣，大意是引書照抄，學風有問題等等。當時很難過，認為小題大做。但自那以后，寫文章時盡量做到不抄二手資料，并力爭做到有確切出處，堅持下來，竟也發(fā)現和解決一些問題。學界你抄我抄，以訛傳訛的情況嚴重 ，一些權威出版社的書也不例外?！氨M信書不如無書”，此之謂歟？“查原文”蘊含的是一種求真求實的精神，這不僅是一種學風，也是一種人格風貌。
  　　 受業(yè)多年，對學生治學經驗中印象最深的是他平日常講的一句話：“說有易，道無難。”即對某個觀點，某個現象，要證明它在此前或此后有，是容易的，要說它在此前或此后沒有（換言之，是迷信它此時才有或僅有），則很難。說有易，因為只要隨便找到一個證據就夠了，不必通檢所有資料；道無難，則必須通讀現存的浩如煙海的全部材料，而以一個人的精力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六個字我視為“六字真訣”。日后發(fā)議論，總想到，不敢妄用第一、創(chuàng)新、首創(chuàng)諸詞，留有余地為是，這不會使人喪失斗志，同樣是培養(yǎng)一種求實精神。
  　　 研究生畢業(yè)后，我留校工作，先生對我講，以前對你們很嚴格，不對就批評，現在我們是同事了，要互相幫助，言下之意是不會對我發(fā)火了。確實，工作以來，先生便將我當同事、朋友對待，討論學術問題，交流讀書心得，客氣多了，但并不生分。我的頭幾篇發(fā)表的學術論文，也是先生主動推薦的。之后，我們就自己“闖天下”了。當我們的畢業(yè)論文修改后先后出版時，先生的喜悅并不下于我們自己。
  　　 曹先生給77級、78級開過選修課后，便專帶研究生，不再給本科上課，我一直認為這是很可惜卻又無可奈何的事，因為先生帶研究時已近“耳順”之年，精力有限。要不，在治學和做人上會影響更多的學生。78級的鄧小軍、楊勝寬二君，實為先生編外弟子。先生帶研究是一屆畢業(yè)再招，78給的學生只好報考外校，鄧、楊二位便是。但他們從大學起，便得到先生悉心指導，即便在外地求學也時時與先生保持聯系，請教問學，先生毫無保留地傳道授業(yè)解惑。楊君讀書廣，有才氣，寫文章涉及面多。先生在肯定他的興趣時，又屢次提醒他要突出重點，學有專攻，以免精力分散，多而無當。楊君逐集中精力研究蘇東坡和杜甫，近年來成就斐然。鄧小軍受先生指點，很早便注意宋明理學到新儒學的發(fā)展演變，潛心讀書思考，數年來已有不少見解獲得學界好評。1993年8月，他參加柳宗元國際學術研討會，大會發(fā)言后，論辯時舌戰(zhàn)群雄，獲高度評價?！读萑請蟆纷髁藢ｎ}報道，他在接受記者采記時，說大學時結識了曹先生，“受他的影響，我才開始醉心于中國古代文學，醉心于韓愈，柳宗元…………而曹先生又是中國現代新儒學派代表熊十力、梁漱溟的弟子?！?br /> 　　
  　　 （二）
  　　 文學批評上有一句話叫“風格即人格”，先生教書認真，治學嚴謹，性格上也可用一個“真”字來概括，即“真性情”。這一生不改的真性情，贏得了人們的敬重，也給他一生帶來坎坷。
  　　 研究生學習時，上課三人相對，課間休息或課余聊天，他常講些往事。今年8月，在林園開會認識薛新力兄，在歌樂山公園的吊床上，新力兄告訴我《重慶詩詞》擬發(fā)表先生部份作品，并約我寫一篇文章。為寫此文，10月初，我采訪先生，作數次長談，由此通過這些片斷，我了解了到一些少為人知的故事，這些片斷構成了先生頗富傳奇色彩的人生。
  　　 先生讀中學時，便是一“魯莽的青年”（自我評價語）。他那時最喜歡魯迅，受艾思奇《大眾哲學》一書影響最大，信奉唯物論。學校當時流行青年黨主張的國家主義思潮。青年黨在公告欄張貼布告，常在旁邊貼條子，上寫“誰敢撕毀，請吃匕首”，他不信邪，偏要當眾撕毀。平時又戲稱該黨黨員為“獅子狗”（青年黨辦有《醒獅》雜志），遂成為注意目標，匕首未知，有一回早起鍛煉差點吃了黑棒。
  　　 高中畢業(yè)回鄉(xiāng)，即被聘為中學教務長，一干便是七、八年。1938年，與人創(chuàng)辦“三八讀書會”，會員以師生為主，每人交少許會費，有書大家讀?！叭恕迸c“三八婦女節(jié)”本不相干，但引起軍方注意，認為有親共嫌疑。18師政治處長調查讀書會書目，發(fā)現全買的生活書店出版的書，還有斯諾寫長征的書及莫斯科版的列寧著作。惟獨沒有三民主義及“總裁”諸書。軍方下令沒收書籍并找會員一一談話，責令創(chuàng)辦者悔過并登報聲明，被先生及友人拒絕，由于地方知名人士支持讀書會，軍方不便擴大事態(tài)，只沒收書籍了事。但此事卻埋下禍根。幾年后，先生目睹農村抓壯丁，農民磕頭求鄉(xiāng)長亦無救，路見不平，便帶頭聯名到師管區(qū)狀告一姓魏的鄉(xiāng)長違背當時的軍役法。軍方迫于輿論壓力，抓了該鄉(xiāng)長，魏家四處找人說情，希望原告不要催案，被先生斷然拒絕。該鄉(xiāng)長有親戚任重慶警備司令，姓顏名琦，黃埔二期畢業(yè)。他說只要抓了曹某，才可能放人。于是，當地軍警便以共黨嫌疑為由抓人。又值當時剛發(fā)生皖南事變，瀘州城一夜間貼滿共產黨宣傳品。憲兵隊采取高壓誘供方式，讓先被抓的人供認是先生所為，以此為據，秘密逮捕了先生。先生進去，鄉(xiāng)長立即出來。
  　　 關押期間，先生寫有獄中懷人詩數十首。托人帶出，這些思親懷人之作部分被印行，立即傳開。于是教育界老輩謁了專員程革與憲兵隊交涉，要么出示證據，要么放人。而憲兵隊并無實據，他們以前通過郵政檢查，早就截獲過一些學生寫給曹先生的信，信中頗多不滿現實的言論。審問時先生駁斥說：學生寫給我的信不能作為給我定罪的證據，你們有我寫給他人的這類信件嗎？憲兵無言以對。在當地士紳的壓力下，他被取保釋放。出獄后，受到學生熱烈歡迎。先生原立志終身從事中學教育，他認為提高國民素質，中學教育最關鍵，這是救國的基礎。但家鄉(xiāng)已無立足之地。除以上事件外，他平時愛坐茶館，恃才傲物，常辱罵瀘州黨團頭魁，說他們斗大字不識一籮筐。為此許多要人對他恨之入骨。無奈，只好離鄉(xiāng)赴蓉，當年9月考入金陵大學。是年已屆而立。先生的人生道路從此出現轉折。（這一點后面再談）。
  　　 先生的這種性格，不能逃過57年的厄運自屬必然。對這一次大坎坷，他很少提及。偶爾言及，只說當時患有幼稚病，“背時”很正常。開始也誠心檢查錯誤，以后漸漸醒悟，反倒坦然了。因而不知不覺地，有時“舊病復犯”，管閑事，自找苦吃。
  　　 “文革”期間，西師遷校梁平縣。中文系工作由“造反派”頭頭主持，大多數教師受到批判；唯有吳宓先生和曹先生例外。先生找軍代表，要求解釋為什么。軍代表云：吳宓是花崗石腦袋，不批判，你是過去的老帳，已經算清，現在全免了。先生卻說：“吳先生的問題我沒意見，但我不行，聽了這么多批判會，我要求聽一聽大家對我的意見，領導講也行，大家講也行?！鳖I導小組同意，批判會上卻奏出不新調。頭頭總結時說：“此人的帳清清楚楚，現實無問題，坦白最徹底，思想深處的問題也講了，但很刻毒。你如要問不揭‘帽子’的原因，我可以答復你：很簡單，就是你‘傲’！”先生認為他的批判倒很中肯，當時的態(tài)度確實如此。
  　　 先生與吳宓交情頗深。1974年某日，他到中文系資料室上班，在校園小徑上逢吳先生，見神色不對，淚痕猶存，便問何事。吳先生大哭。原來吳先生妹妹來看他，臨行前他想送她70元錢。而吳先生手邊卻無現金，他平時領工資后只留飯錢，其余多資助他人。不過，當時他補發(fā)工資有一筆錢，卻被系總支指示扣留交財務處，要用必經領導同意。這回他寫了呈文要求取幾十元，卻被一領導撕毀，并大罵他平時把錢拿去支援牛鬼蛇神，跟黨搗亂。吳先生一籌莫展，只有傷心落淚而已。先生聽罷很氣憤，當即安慰吳先生一陣，并說再想辦法，他不顧自己牛鬼的身份，去找辦公室一領導，說：“吳先生是中央和省委保護的人，扣他幾千元錢不發(fā)，反映上去，你負責嗎？院里也負不了責?！睂Ψ揭宦牸绷?，怕出事，問怎么辦？“我們一起去取了，交給吳先生不就行了”。吳先生得到這筆錢，大喜過望。為感謝曹先生的俠義，幾天后送了一筆錢給他，并寫有二指寬一便條，專門說明此為贈款，作為維持生活的資金，而非借用，并簽名、蓋章。這筆錢確實幫助先生渡過一陣難關。那便條至今還保存完整。這也是段佳話。
  　　 先生真率的性格，很容易得罪人，這方面的例子不少。遠的不說，就近的，如1991年左右，上面突然下指示，要研究生導師自己檢查歷年的教材、講義及研究生的論文中，有無不合原則的言論。（具體指“自由化思想”。）這是特殊時期的一些作法。層層下達，部門領導自然傳達下來。大多數教師都應付了事。先生卻拍案而起，指出這是不信任他的工作，弄得來人很尷尬，仿佛是他們要先生檢查似的，不得不反復加以解釋。這種“不識時務”的作法，倒顯出先生“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有些古風猶存了。原本，先生坐擁書城，生活在學術的世界，不管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了。
  　　
  　　 （三）
  　　 先生上金陵大學，師從劉國鈞先生，專攻目錄學。他在班上年齡是大哥。成績亦是老大。英語特棒，高中時即能讀原版英美小說。金大外語課由外國教師任教，目錄中的參考書均是英文原版。先生后來喜歡西方哲學，與此有關。他曾講過外國文學課，參考書也是直接讀原著，不用翻譯的二手貨。講課頗受學生歡迎。這是后話了。劉先生愛才如渴，十分器重先生的才華。不過，在大學也不安寧，時時有特務來找麻煩。一次，一個陌生人約他坐茶館，剛落座，那人便掏出手槍放在桌上，威脅說，瀘州的事還未了結，你要繼續(xù)交待，否則槍子不認人。還有圖書館一借書員（古振華，江津人）更直截了當，在路上相逢時大聲嚷嚷：“你老實點！”這些，使他對特務政治深惡痛絕。
  　　 金大快畢業(yè)時，適逢教育部委任劉國鈞先生為國立第二圖書館（創(chuàng)設在蘭州）館長。劉先生希望他一同前往共事，并已上報任他為中文編目部主任，并擬兩年后選送留學。先生欣然從命。畢業(yè)后回鄉(xiāng)省親，母親也很高興。不意先生母親發(fā)病。一病九個月后逝世。當時劉先生已托人在重慶買了直達蘭州的汽車票。先生不能成行，只好去信說明違命的原因，劉先生表示理解，來信安慰。解放后，劉先生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主任，還常有信來。
  　　 上大學是先生從立志中學教育得不到已走向治學之途的一次轉折，而他對母親病逝感到極大痛苦，乃向熊十力先生求教佛學，從而在思想上發(fā)生極大變化，這又使得他的學術成就頗具特色。
  　　 先生高二時接觸佛學。學校聘成都師大教務長蔡松佛先生給他們講“人生哲學”課，蔡不用規(guī)定的教材，卻講一年佛學（概論性質）。先生極感興趣。他母親病逝后，精神痛苦，頓生“不向空門何處消”之感。在瀘縣中學校長的支持下（付工資，不上課）便寫信給熊十力先生，請求前往求學。熊先生極富同情心，為人豪爽，回信表示同意。
  　　 8月，先生赴北碚金剛碑勉仁齋，受教于熊先生門下。熊先生命先讀唯識宗名著《成唯識論述記》三十卷，說：“讀通此書，佛學皆暢通無礙了?！睘樽x此書，又建議先讀他所著的《佛家名相通釋》（北京大學版），這書是解釋佛學術語的，懂了術語，方可讀原著。于是每天晚上讀，每二天熊先生抽問所讀部分，有不懂之處再解釋，再問，直至弄懂。到年底，唯識宗之學畢業(yè)了。
  　　 之后返鄉(xiāng)教書。不久，熊先生受黃?；瘜W社之聘，在五通橋創(chuàng)辦中國哲學所。他不當所長，只作主講，約了4人前往，先生又從十力先生治佛學及宋明理學，還讀康德哲學。熊先生每日講書一次，指導4人讀書則各有側重，熊教學生，每日讀少讀精，認為一目十行者，必終生無成。不到二年，抗戰(zhàn)勝利。黃?；瘜W社遷回天津，4人皆南方人，不愿隨往，哲學所撤消，熊先生到了浙江大學。曹先生的佛學和哲學功底便是這期間奠定的。
  　　 之后又回鄉(xiāng)教書，不久為梁漱溟先生聘為勉仁文學院中文系副教授，并聽梁先生講《中國文化要義》，此書30余年后才得以出版（1982）。梁先生把山東鄉(xiāng)村建設學院的書全帶到了勉仁，梁夫人請曹先生到圖書館指導，他趁便抽讀了《藏經》要籍，佛學修養(yǎng)日深。
  　　 值得一提的是他與梁先生等人的縉云山閉關修行一事。當時西藏貢噶（CQ）派喇嘛為宏揚佛法密宗，在文化中人傳大手印法。1947年秋，由梁先生的學生羅庸（膺中，北大教授）領頭，梁先生、羅庸夫婦、謝無量夫婦和曹先生一行六人，坐滑竿上縉云山，進三十里到石華寺。寺前有合圍粗的桂花樹，清香四溢。白云深處，時見路旁有虎跡虎糞。所謂閉關，即劃一范圍不出，每日做法事修行。到來后，先生整夜打坐，入定，并發(fā)現靈跡：滿室透明。可謂達到妙境。羅庸說他根性極好，學得最好。一月下來，神完氣足，面有異采。梁先生不能坐，但精神極好，每天下午在長廊拍手走來回，入忘我之境。
  　　 在勉仁期間，與梁先生交誼甚深。當時，位于歇馬的鄉(xiāng)村建設學院圖書館長伍宗華是曹先生大學同學，地下黨員，那館長有事要辭職，希望曹先生接替，任館長，教授，每周上二節(jié)課，月薪付大洋，但條件是不兼職。曹先生不愿辭去勉仁教職，只好婉謝，并推薦了他人。他對梁先生的學問人品極為佩服，有幾件事對他影響極大。解放前，梁先生曾去延安，與毛澤東在窯洞夜話，縱論天下事，晤談甚愜。返回勉仁后，先生問梁觀感，梁答道：毛澤東是一偉人，將來必領導中國，但他說話，“斗爭”不絕于口。主觀性極強，難免不令人擔心。1953年，梁先生在全國政協會上發(fā)言，提出國家大事應讓群眾多知道，受到嚴厲批判。以后毛澤東在會上痛斥他（詳情已有公開報導，不贅）。這場公案今日已大白于天下，梁先生的方論正是為了避免毛澤東少犯主觀錯誤而發(fā)。1975年，梁先生堅持不批孔，又受到攻擊，當一德高望重的領導希望他表態(tài)時，梁先生的回答是“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這些情況，曹先生一直都很了解（通過梁在川的朋友）。1986年，梁先生寫信給曹先生，寫滿兩大張榮寶齋稿箋，意在鼓勵先生保持知識分子的品格。
  　　 這些都給先生極大勇氣，既影響他的學識，也影響了他的人生觀。
  　　
  　　 （四）
  　　 曹先生的專攻是唐宋文學和目錄學。治學主張文史哲學不可分。治學要求專精；但文史哲不可偏廢。研究雖不能無重點，卻不宜割裂時代精神，憑空逞臆而談，又以為文史哲即文化之總稱，所以研究者不可懸空談作家與作品。他寫有兩篇文章以見此意。一篇叫做《杜詩所含蘊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精神》，一篇題為《論杜、韓、蘇、黃詩》。在唐宋文學研究上，以杜韓帶動唐史，以范仲淹蘇軾帶動北宋史，黃庭堅陸游帶動南宋史。
  　　 先生著書，的確算得上不為稻梁謀，是典型的“只管耕耘，不問收獲”。60年代初，他一邊勞動，一邊夜讀，有一二心得，使順手寫下，幾年下來，成書稿數種，文革中大部散失，其中談杜詩的部分被長子拿去看，得以保存。文革結束，交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是為《杜詩雜說》。取名“雜說”，含有謙虛之意，該書在當時影響頗大，治杜者從此知道了四川確實是藏龍臥虎之地。后來杜甫草堂的一位同志對我講，第一屆杜甫年會時，他們尚不知曹先生治杜，見到他的專著嚇了一跳，眼皮底下有如此高人竟不知道。這也難怪，幾十年萬馬齊喑，何況先生失去發(fā)表文章的權力，又從不看重聲名。他的第一本專著出版時，他已是70高齡了，從心之年才看到自己的成果，該生多少感慨！但先生沒功夫嘆息，在1980-1990十年中，他共招研究生三屆七人，教學之外，還發(fā)表論文三十余篇，著書六種，其余五種為《杜詩選注》（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杜詩雜說續(xù)編》（巴蜀書社，1989），《東坡選集》（主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目錄學綱要》（西南師大出版社，1988），點?！斗吨傺腿罚ù霭妫?，總計二百余萬言。而他的眼睛因文革被打殘視力僅有0.2，說來不得不讓人感慨，幾十年的運動耽誤了多少事。
  　　 先生精研佛理，卻絕少專門著述，但在論文學時，卻時有發(fā)揮，從容道出，便不同凡響。發(fā)表于《杜甫研究學刊》的《杜詩客難》，便是一篇奇文。該文采用問答論辯的形式，揮灑自如，對杜甫詩律的整體精神和美學原則、對杜甫“以詩為文”的原因和得失、杜詩的哲學意味等作了精辟的闡釋。充分展示了先生經、史、子、集融匯貫通及學貫中西的特點?？v論杜之拗變律絕，“不是有意在音調上避熟滑，不是在韻格上標新取勝 。只是詩人心中自有這種興會，即是天地間本有這一種旋律，自與詩人胸中現量湊泊，它是極其個人的，又是極其普遍存在的，既是經驗的，又是超經驗的，既是局限的，又是超越的”。又認為談詩“必須理解詩篇中的陰陽剛柔錯綜的韻調，才可以由詩人的聲音滲入讀詩人的心，所謂聲入心通…………一篇之中，必是陰陽交接，生機盈溢，乃能成章”。又縱論唐代哲學思潮并以大量妙諦破讀杜詩理句，凡此種種，令讀者耳目一新。一些教授，博士來信，高度稱贊這篇重要文章，對先生的博學、深刻和睿智表示了由衷的敬佩。我曾摘錄過部分評論，保存至今。如鄧小軍博士云：“深入杜詩精髓，闡說中西哲理，辯才無礙，至于化境，從來論古典文學者無此境界?！毙芎V教授稱：“先生學貫古今中西，融文、史、哲、美學、藝術、宗教學乃至自然科學于一爐，博大精深，泛濫停蓄……宏觀之‘宏’，已嘆為觀止，而微觀之‘微’，直又鞭辟入里，探幽掘微，以‘答客難’之問答出之，較習以為常論文之構架，不也是一種以‘變’易‘正’么？……”瀘州退休教師王德宗認為：“不知中國之哲學，何論中國之文學，先生之所以不同流輩者，其在斯乎？”樂山師專中文系主任楊勝寬來信談到：“讀先生大作有一個突出的感受，是先生思想既精深又宏通，大至古今中外，小至作品的一字一句，皆有所發(fā)明創(chuàng)獲。此雖不是純考證，但在我看來，先生能為純考證，而純考證者不能為先生，何故？蓋先生深而能通，純考證者不能也。”……
  　　 先生終身讀佛學，卻并不著文字，我想，這或許是為“為己之學”的表現吧?？鬃釉袊@：“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先生之學問，總的說來都是“為己”之學，因為他不象我們這一代，著書寫文充滿著較強的功利色彩（也有不得不如此的時代原因），而是讀書有得，不寫不快。在已出的著作和曾涉及的領域中，不著文字的部分卻是先生畢業(yè)關注最多的。先生曾說自己：“學老莊久，有心得難?！逼鋵?，他對《莊子》內篇部分頗有心得，曾有一個寫作計劃，并已寫出一些章節(jié)，90年代以后，先生因年事已高，不再招收研究生，讀書時間更多了。他近年讀書，重在佛學和西方哲學，思考的問題集中在中國文化的特質方面，最終落實到終極關懷上。
  　　 對儒道釋三家，先生有一些簡要的論述。他說馮友蘭“極高明而道中庸”（借用《中庸》語）概括儒學，但先生認為道家亦可如此說，不如梁漱溟先生借用《大學》之語總結恰當，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儒家重情感，而西方哲學中沒有把情感作為根底的。這是儒家的最大特色。儒家先講是非，反對功利，“正其宜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在關鍵時刻顯出人格力量，不計個人得失，這對知識分子影響很大，道家不講是非，但承認變化，講宇宙大化，有流轉，腐朽神奇互相轉化。佛學經典浩如煙海，但在人倫一點的看法卻很中庸、平和、通達，認為是很自然的事，先生認為《華嚴經》中的偈語“心如工畫師，能出種種相”可以修正科學絕對真理的觀點。此偈亦可解釋目前還在中國升溫的氣功熱。他認為宗教之所以在現代仍有立足之地，就是因為科學并不能完全解釋人類已知和未知的種種現象。對于中國文化的命運，先生持樂觀態(tài)度，這種信念使他生活得充實。
  　　 這種充實感是長期的讀書習慣換來的。先生讀書勤奮，美名在外。幾年前，我聽在外省工作的一位中文系學長講，50年代他念大學，西師流傳一句話“×××最有才氣，曹先生最勤奮”。才氣和勤奮并不是不可兼顧的，但先生之勤奮確實很突出，而他的勤奮又是那么超脫，不帶利害關系。他晚年讀書，涉及面之廣，令我輩自愧弗如，西方的海德格爾、叔本華、尼采、弗洛依德、伽達默爾的各種學說……無不涉及。三聯書店出版的《讀書》雜志上介紹的新書，重慶無售，則必郵購一睹為快。我90年在京學習，常大街小巷逛書店，出門懷中必揣有先生開列的書單，遇則購之寄回。91年他郵購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佛學叢書費用就達600余元。如此讀書為哪樁？為消磨時間嗎？顯然不是，否則可以去讀武俠言情熱點追蹤。先生是在求道。他讀最傳統(tǒng)最古老和最現代最新潮的書都是如此。這是真正的“為己”之學，為了充實自己、完善自己。正是有了這等修養(yǎng)，先生才能真正做到淡泊名利，怡然自得。這種重內輕外的品格，熟識他的人無不為之感動。
  　　 我曾問過先生，回首往中，有什么遺憾的嗎？他沉吟片刻說：“‘朝聞道，夕死可矣！’要說有遺憾，就是尚未聞道，從而大徹大悟，進入極高的思想境界。蘇東坡曾云：‘垂死方聞道’，而自己尚無此體會，所以遺憾。除此之外，并不遺憾。人生如大海中一個波浪，起起伏伏，轉瞬即逝。過去的腳印不必珍惜?！?br /> 　　
  　　 嚴師、益友、哲人；博學、剛毅、睿智——這就是我對曹先生的印象。
•   附文非常好，我喜歡
•   真長。
•   @迷糊兔：師爺爺確實有獨到之處，但閣下不是一位好徒孫。別人說曹先生“功夫好，見解平平”，你不去以SYY的識見和獨立判斷正面回應之，卻只會扯出“艱苦卓絕”這樣的“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的淡話，真是不肖。
•   呵呵。強辯之已經是理虧了。何況徒孫天資愚鈍，干嗎自個兒拼命拔高？
•   薛老師是我的老師哈，這樣說來我們也算是同輩的間接同門了哦
  曹老師的學問，絕對沒說的，我聽某位教授說，曹老師一輩子寫的文章多是考證而不做理論，可能這是老輩學問之手段吧；沒想到曹公晚年也看了這么多西方理論著作呢，佩服!
•   關于思想與藝術的思考
  我們說思想性與藝術性是一對孿生姊妹。詩歌這種文體因其獨特的形式，一直以來都被視作文學藝術的明珠，其藝術性可以說是無與倫比的。是不是我們就可以擯棄掉詩人的思想而談其詩藝呢？沈宋的思想性一直被人們所詬病，但其對于初唐律詩之完成也頗有貢獻。那么我們是不是可以因此而反論出詩歌的思想性與藝術性的分道揚鑣呢？答案是否定的。唐初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他們的應制之作雖然思想性并沒有什么價值可言，但正是這種應制之詩使他們更加追求詩歌的藝術，其應制之作屬對精工、聲韻諧美，對于律詩的成型起到了促進作用。撇開其應酬詩作，宋之問在流貶中不也寫出了“近鄉(xiāng)情更怯，不敢問來人”這樣“德藝雙馨”的詩句嗎？曹慕樊先生的大作《杜詩雜說》正是先論杜甫的思想，再論其詩歌的藝術。他說：“論杜甫的思想、為人，就必須先知道杜甫的生活。論杜甫的生活、思想，也就是論杜詩的思想性。目的即在論杜詩的藝術性”。也正是這種原因，曹作在對于杜甫的論述時，偏重于杜甫詩藝的探索，而對于其思想性的論述總要給杜甫戴上一頂“地主”的帽子，多用馬克思主義學說來解釋距今已一千二百多年的杜甫。當然，除卻這類論述，還有一些觀念也直接影響了后來的學者。如劉老板的大作《杜甫研究論集》。其對于杜詩藝術性的探索就不同了，學生獲益匪淺。程千帆先生說：“思想性乃是真正的藝術性”。兩人的觀點貌似對立，前者認為我們的目的在于研究作品的藝術性，而后者更看重作品的思想性。（程先生對于杜甫，也是用馬克思主義階級論來解釋杜甫詩歌中的庸俗成分。（見《讀馮至先生＜杜甫傳＞》））對于這兩種觀點，我更傾向于同意后種。我認為不論是何種文體形式，其目的都在于傳播思想，其藝術性是傳播這種思想的物質外殼。但是我也不否認曹先生的觀點，對于詩歌藝術性的研究探索不正是我輩在做的事情嗎？說簡單點，思想性與藝術性當為孿生姊妹，他們共生共滅。這是我關于思想與藝術的一點小思考。
  Ps.他們老一輩對杜甫思想性的解說強硬地加上馬克思的觀點，或許是時代的傷痕吧。
  (我這篇評論就放這吧)
•   @老實巴交饾饤兔 這個寫在這了
•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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