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梁祠

內(nèi)容概要

　　《中國古代畫像藝術的思想性》的研究回應從以往武梁祠研究中生發(fā)出來的四個主要方面，每一方面對于未來學術的進展都極為重要。第一方面是對武氏家族墓地的遺存進行清點和著錄。盡管這些遺存對研究東漢圖像藝術是極重要的資料，但相互矛盾的斷代、祠堂歸屬以及編目等諸多問題仍然存在。此外如錯錄銘文等問題更使人迷惑。通過重新檢驗發(fā)掘記錄、以往著錄以及復原設計等材料，本書希望為武梁祠和它原本所處的環(huán)境，即武氏家族墓地，提供更完全、準確的信息。

作者簡介

作者：(美)巫鴻 譯者：柳揚 岑河巫鴻，早年任職于北京故宮博物院書畫組，金石組，獲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碩士。1987年獲哈佛大學美術史與人類學雙重博士學位，后在該校美術史系任教，1994年獲終身教授職位。

書籍目錄

總序序導言上編 千年學術研究第一章 武氏墓地遺存的發(fā)掘和初步研究祠堂的配置與復原祠堂主人及建造日期祠堂及東漢墓地結構第二章 武氏祠研究的歷史回顧傳統(tǒng)學術19世紀以來的綜合研究現(xiàn)代研究對意義的探尋考古學的啟示結論下編 武梁祠：宇宙之圖像第三章 屋頂：上天征兆祥瑞形象及圖錄風格征兆圖像的流行武梁和征兆圖像第四章 山墻：神仙世界西王母與“陰”西王母與昆侖山西王母：從神仙到宗教偶像偶像之表現(xiàn)：西王母及其仙境第五章 墻壁：人類歷史墻壁圖像的一般解讀漢代的史學觀古帝王和歷史進化“三綱”與列女、義士君主與臣民之責拜謁場景：君權的表現(xiàn)歷史學家的自我表現(xiàn)跋：武梁祠石刻畫像的思想觀念附錄一榜題、圖像志、文本征兆古帝王列女孝子和義士忠臣刺客二武梁祠研究年表三武氏祠畫像石詳目四引用文獻目錄五索引

章節(jié)摘錄

書摘宋代以后，經(jīng)過大約五百余年的古器物學的低潮期，武梁祠研究重又復興。此次復興是在清代乾隆年間(1736—1795年)古器物學興盛的背景下發(fā)生的。黃易于1786年對武氏祠的發(fā)掘，以及隨后搜尋石刻的熱潮，乃是這一知識和學術潮流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結果是清代古器物學精神又一次決定了研究武氏祠畫像的主要方向。    盡管與上隔元明兩代的宋代金石學有別，清代金石學在本質上仍是前者的延續(xù)，依然格外重視以實物作為研究證據(jù)。正如清代金石學先驅者顧炎武所說，研究古代石刻的基本原因是因為石上所刻之史實，即其“抉剔史傳，發(fā)揮經(jīng)典”的作用。1121相較于宋代金石學家，清代金石學家更重視古代金石文字在證經(jīng)補史方面所扮演的角色?，F(xiàn)代學者朱劍心解釋說：“顧炎武、朱彝尊輩重在考據(jù)，以為證經(jīng)訂史之資，此風一開，踵事者多，凡清人之言金石者，幾莫不以證經(jīng)訂史為能事?！?   別具意味的是，對大多數(shù)清代學者來說，“史”是可以檢驗和糾正的，而“經(jīng)”卻不容新材料的挑戰(zhàn)。這一態(tài)度深刻影響了清代武梁祠石刻的研究。1789年，也就是黃易完成其發(fā)掘和保護武氏祠畫像的那一年，翁方綱刊行了《兩漢金石記》，標志著新一輪武梁祠研究的開端。八年之后，阮元出版了更為詳細的《山左金石志》，這兩本書代表了具有濃厚儒學傳統(tǒng)的清代金石學主流。到清末之際，三十多名學者步其后塵，殫精竭慮，投身于記錄和評論武氏祠石刻畫像的工作。一旦這些學者將石刻視為證經(jīng)補史的材料，對美術形象的解說便不可避免地建立在文獻學基礎之上。舉“孔子見老子”石刻來說(圖25)，阮元在《山左金石志》中的解說盡力使圖畫與儒家文獻中有關的記載相吻合。比如他認定畫像中孔子的馬車夫是其學生南宮敬叔，而另一個身形稍小者則為孔子的隨從，憑據(jù)為這兩個人都在史書中有載。阮元還以為畫像中孔子所執(zhí)之鳥必為斑鳩，因為他拜訪老子時的身份是史，而據(jù)《周禮》，官吏在正式會晤時需執(zhí)一只相應的鳥以示身份。但阮元在發(fā)展這種解釋的時候也面臨一個難題：畫像中孔子見老子的地點是在路上，與文獻所記載的場所不同。為了調(diào)和這個矛盾，他自圓其說地認為老子一定是在去都城謁見魯昭公的路上遇見了孔子，而后者是魯昭公派遣去向老子問禮的。    由于這批清代學者知識淵博，儒學根底深厚，他們的考證極大地豐富了對武氏祠的研究。從現(xiàn)代藝術史的角度來看，他們對形形色色的畫像主題的識別大致上等同于圖像志研究(iconographical study)。然而，清代學者之工作目標是為了將新的考古發(fā)現(xiàn)納入到那無所不包的儒學研究的框架中去。這一宗旨甚至在其觀察及記錄視覺材料的方式上也顯現(xiàn)出來。對于這些學者來說，文字著錄遠比視覺表現(xiàn)更重要。當檢驗一幅畫像的時候，他們一般首先著手尋找和釋讀銘文，因為銘文可以有效地幫助他們在圖像及古文獻之間搭起橋梁。假如孔子及老子的名字沒有被鐫刻于“孔子見老子”一石的主要人物旁邊，清代學者將很難斷定這幅畫像所繪乃是這兩位先賢之會晤。如果不是根據(jù)這些榜題，他們中少有人敢于忽略圖畫中諸如會面地點這些不符合文獻記載之類的疑點。我們可以認為清代學者實際上視漢代石刻為“文獻”，并竭盡全力把圖畫轉化為文學形式。    因此毫不奇怪，盡管有清一代金石學家都贊美武氏祠石刻畫像，視其為無價之寶，但這些畫像石在出土后的幾十年間卻從未被出版印行過。反之，這其間卻有超過十位重量級的學者在其金石著作中，以文字的形式詳細描述和評說武氏祠畫像石。他們記錄下每石的形狀，以及上面所刻的建筑、樹、動物和鳥。對他們來說，描述畫像遠比復制它們來得重要。因為只有在文字的層次上，這些畫像石才能與寫在紙上的儒家經(jīng)典相聯(lián)系和對應。    P43-44

媒體關注與評論

書評以山東嘉祥武梁祠的石刻畫像為典型，通過深入剖析漢代祠堂畫像藝術的共性和個性，生動而深刻地揭示了漢代的喪葬藝術的本質和演變規(guī)律，為讀者展現(xiàn)了一幅漢代社會鬼神信仰的撲朔迷離的畫卷。

編輯推薦

　　本書以山東嘉祥武梁祠的石刻畫像為典型，通過深入剖析漢代祠堂畫像藝術的共性和個性，生動而深刻地揭示了漢代的喪葬藝術的本質和演變規(guī)律，為讀者展現(xiàn)了一幅漢代社會鬼神信仰的撲朔迷離的畫卷。全書資料翔實，邏輯嚴密，圖文并茂，是研究漢代畫像藝術的經(jīng)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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