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時間:2008-1 出版社:倪震、 程季華 中國電影出版社 (2008-01出版) 作者:倪震 著 頁數: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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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吳印咸是20世紀中國攝影史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吳印咸在1900年生于中國東部江蘇省沭陽縣,直至1994年在北京辭世,是一位拿著攝影機的世紀同齡人。在漫長的人生歲月中,他經歷了中國歷史巨變的許多關鍵時刻,目擊了重要政治人物和歷史事件的真實場面。他以高度的歷史感悟力和攝影敏銳性,記錄了這些重要的瞬間。所以,吳印咸成為20世紀中國攝影史的重要代表,首先是由于他對中國當代歷史影像建構的貢獻。他于20世紀40年代進入當時的革命根據地延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民眾堅持抗戰(zhàn)、倡導民主的過程中,成為一名投身戰(zhàn)火的戰(zhàn)地攝影師。他用手中的攝影機記錄了中國共產黨在十分艱難的情況下,領導民眾從抗日戰(zhàn)爭到解放戰(zhàn)爭、由小到大、由弱變強,直至取得完全勝利的歷史進程。他的攝影生涯和藝術成就,清晰地表明了一個正直的愛國者,一個癡迷于純藝術探索的攝影家,怎樣投身到歷史的洪流中,確立了民族歷史影像建構者的新身份,成為一個與人民共命運的攝影家的過程。攝影是一門年輕的藝術。對于中國而言,20世紀20_30年代,是照相技術不斷發(fā)展,完善攝影作為藝術的初創(chuàng)時期。吳印咸當時是一位勇于嘗試的年輕人,是中國攝影史的早期問路者之一。在他的早期的攝影作品中,就表現(xiàn)出對黑白光影處理的藝術敏感和多方試驗,跟同時代的世界攝影潮流相互呼應。今天,當我們回顧與他年齡相近的各國攝影藝術家,如出生于匈牙利的布拉塞(Brassai,1899-1984),美國攝影家安瑟·亞當斯(AnselAdams,1902-1984),英國攝影家畢爾·布蘭德(:BillBrandt,1904-1983),尤其是享譽世界的法國攝影家昂利·卡蒂一布列松(HenriCartientBresSOIl,1908-2004)的歷史足跡時,從他們在20世紀30年代所拍攝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黑白攝影全盛時期的光影探索和時代風格。吳印咸早期作品中與之呼應的明顯特征和本土風味,顯示出他對中國攝影藝術開拓時期的個人貢獻。就中國而言,另一位早期攝影的開拓者郎靜山(1892-1995),也是一位與吳印咸年齡相近而影響出眾的先軀者。但是,郎靜山的攝影主題隨后轉向禪學意味、靈虛寧靜的意境追求和合成技巧的銳意嘗試,與吳印咸投身革命洪流面向大眾的藝術轉向,形成了一種明顯的對照。吳印成一生最突出、最有歷史價值的藝術創(chuàng)作,是于1938-1945年這7年間在延安完成的。他為中國革命和抗日戰(zhàn)爭的許多真實場面留下了寶貴的影像史料,并且是在攝影器材十分短缺、拍攝條件極其困難的狀況下完成的。他的這份貢獻受到了許多論者的充分肯定和評價。吳印成從一個早期攝影探索的唯美主義者和精湛的技術研究者,轉變成為一個政治上信仰共產主義、藝術上具有戰(zhàn)地攝影家特點的創(chuàng)作者。他的早期藝術積累、他在黑白攝影方面的造詣,對他在延安時期的攝影創(chuàng)作的保證作用,卻較少被人論述。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蘇聯(lián)早期的藝術發(fā)展史中,不乏這樣的先例。詩人馬雅可夫斯基、雕塑家穆希娜和電影導演愛森斯坦,在十月革命之前,都曾在各自的專業(yè)領域中經歷過現(xiàn)代派和形式主義的洗禮。但在十月革命之后,轉入蘇聯(lián)早期的文化建設時,他們所創(chuàng)作出來的作品,不但具有鮮明的思想性和時代感,而且在藝術形式上也是具有獨立的創(chuàng)新意義和恒久的文化價值的。比如愛森斯坦的電影《戰(zhàn)艦波將金號》和《十月》,并不因為蘇聯(lián)的解體而喪失其歷史意義和文化價值。我想指出的是,這樣的評價,同樣適用于吳印咸延安7年的攝影活動。吳印咸延安時期的攝影創(chuàng)作不只具有政治意義和文獻價值,而且具有攝影藝術上的價值。青年時代,他在上海時期探索黑白攝影形式。延安時期雖有其他各位攝影師同樣參與了歷史記錄的攝影活動,而唯有吳印成的攝影作品兼具突出的文化價值和藝術成就,原因就在于此。這樣,我們不僅把吳印咸的攝影創(chuàng)作活動,置身于中國革命史和中國攝影史的流程之中進行了考察,而且也將他置身于20世紀的世界政治史和攝影史的發(fā)展之中做出了比較。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回眸的目光也不應該僅僅局限在一個民族自身的文化空間之中,只有觀覽世界語境,才能夠對一位作者做出較為全面的分析。吳印咸不但是一位杰出的圖片攝影家,而且是一位電影攝影家和電影教育家。他貫穿一生的攝影理論寫作——主要是在攝影藝術教材和技巧理論方面的著述,說明了他也是一位攝影理論方面的不倦建設者。所有這些創(chuàng)作和理論活動,都表明了他貫穿一生的對攝影藝術的摯愛,并且隨著時代的演進力求不斷更新的執(zhí)著欲望?!侗持鴶z影機走向延安》在寫作過程中,立足于既有吳印成生平的歷史文獻資料和他的同事、戰(zhàn)友及親屬的回憶,還有吳印成本人的回憶錄。另外作者在寫作準備中,又對許多與吳印咸共事過的同事和親友進行了采訪,力求使《背著攝影機走向延安》比以往的吳印咸傳記增加更多的第一手資料、事實和細節(jié)。但限于作者的能力和寫作水平,特別是有許多吳印咸的重要親友和同事已在此前先后辭世,因此,增加了在搜集資料上的難度。但是,作者還是盡力彌補這種缺陷,在全書的后半部,從吳印咸在東北電影制片廠和創(chuàng)建北京電影學院以及在新中國時期的攝影創(chuàng)作活動等各章中,加入了不少以往的傳記中所未有的史料和事實,力求使《背著攝影機走向延安》對反映吳印咸一生的創(chuàng)作和學術生涯,有更豐富和更詳盡的展現(xiàn)。謹此表達對于中國攝影界一代宗師吳印咸的深切敬意和不盡的思念。
內容概要
吳印咸不但是一位杰出的圖片攝影家,而且是一位電影攝影家和電影教育家。他貫穿一生的攝影理論寫作——主要是在攝影藝術教材和技巧理論方面的著述,說明了他也是一位攝影理論方面的不倦建設者。所有這些創(chuàng)作和理論活動,都表明了他貫穿一生的對攝影藝術的摯愛,并且隨著時代的演進力求不斷更新的執(zhí)著欲望?! ”緯趯懽鬟^程中,立足于既有吳印成生平的歷史文獻資料和他的同事、戰(zhàn)友及親屬的回憶,還有吳印成本人的回憶錄。另外作者在寫作準備中,又對許多與吳印咸共事過的同事和親友進行了采訪,力求使本書比以往的吳印咸傳記增加更多的第一手資料、事實和細節(jié)?! 吨袊娪凹覀饔泤矔肥着鷪D書,選擇約20余位電影家為對象,包括從事編劇、導演、表演、攝影、事業(yè)管理等工作的電影家。通過對于他們流金歲月的回顧、生活歷程的展示,描述他們的人生閱歷,記錄他們?yōu)橹袊娪鞍l(fā)展所做出的卓越貢獻。同時,也可以對一些重要的電影歷史進行過濾和補正,增加電影研究史料的積累,達到以史鑒今之功效。 吳印咸是20世紀中國攝影史中的一位杰出代表。本書將在對吳印咸深入采訪以及搜集補充相關的歷史材料的基礎上,以紀實文學的筆法,對吳印咸的演藝生涯、政治生活、家庭生活等方面,進行往事的梳理和不脫離事實范圍的文學描寫。全書既有一定的學術性,又具有較強的文學色彩;既有個人傳記的縱向特點,又不完全拘泥于瑣碎細節(jié),而注意展示所述重要作品、重大事件橫切面的寬闊歷史背景;既嚴格尊重歷史事實,又大膽進行具有一定想象力的文字發(fā)揮。
書籍目錄
出版前言前言第一章 世紀之初古城沐浴春風吳門新秀志在華夏千里第二章 海上求夢磨礪少年意志鏡語青春初嘗藝術甘辛第三章 《風云兒女》影人矢志救國《馬路天使》寫盡百態(tài)眾生第四章 民族危亡書生不畏烽火不惑之年品味延安風采第五章 南泥灣里體驗戰(zhàn)士情懷寶塔山下銘刻革命春秋第六章 電影團千里跋涉輾轉東北迎風雪人民電影初寫新篇 第七章 受委托籌建電影學院盡愛心培育攝影人才第八章 嘔心瀝血耕耘攝影教材六十高齡再譜銀幕華章 第九章 十年動亂承受雙重壓力漫漫長夜不忘攝影實踐第十章 人生百年紀錄華夏巨變畫卷人品長留后世人間附錄吳印成年表后記
章節(jié)摘錄
第一章 世紀之初古城沐浴春風吳門新秀志在華夏千里 在如今的江蘇沭陽縣城內大街有一條小巷,叫郝巷。巷子很小,地面為青條石鋪成,長約一百二十步,寬三步,南連城內大街,北接城內后街;巷西側正中間有一個小院子,院墻有門,院內有坐北朝南麥穰繕頂的三間草屋,另有同樣的兩間西屋?! ∵@就是中國攝影界一代宗師——吳印咸的故居。 此處院落至今仍保存完好,雖經多次修繕,還保持著一百多年前的風貌。房屋結構仍為四梁八柱,所不同的是,歷經幾十年風雨的草屋頂變成了小瓦,泥土墻改成了青磚墻?! 」猯900年9月21日,這年是閏八月,農歷八月廿八日。凌晨,吳家的院落沒有了往日的寧靜,伴隨一陣緊張的忙碌后,主人吳鐵秋的妻子杜氏平安地生下了第二個兒子。按照族譜,吳鐵秋將孩子取名蔭誠,字至甫。后來改名為印咸。
后記
為了紀念中國電影誕辰100周年,在回顧歷史和弘揚先驅者的意義上,編著中國攝影家吳印咸的傳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吳印咸是20世紀中國攝影藝術的重要代表。海外有的論者稱他為中國新聞攝影之父,這是名至實歸的評價。吳印咸對中國攝影藝術的貢獻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首先,他是中國革命史的影像記錄者和見證人,他在延安時代拍下的革命根據地和抗日戰(zhàn)爭的珍貴鏡頭,永垂史冊;其次,他又是一位在圖片攝影和電影攝影上獨具風格的藝術家,特別是早期黑白攝影中的貢獻,有拓荒探路的歷史意義;其三,他又是一位堅持不懈、培養(yǎng)后進的忠誠的電影教育家,為建立新中國電影和圖片攝影教學體系,付出了畢生的精力。他孜孜不倦的藝術探索和勤奮勞作,延續(xù)了整整一個世紀,直到94歲的高齡才平靜地逝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不息地堅持著攝影著述的工作,體現(xiàn)了一個為攝影而生、為攝影而死的奉獻者的虔誠和執(zhí)著。撰寫吳印咸傳記最適合的人選,是北京電影學院前院長沈嵩生教授。他既是吳印成親密的學生和助手,在吳印咸身旁直接聆教和協(xié)助寫作有年,又是精通攝影和文藝理論的學者??上?999年也已逝世。攝影系張益福教授和鄭國恩教授也是最了解恩師的吳門弟子,也都是著作等身的攝影理論家,可惜都過分謙讓,未能承擔此書的寫作。這項任務落在我的身上,一方面,內心中既有責無旁貸、難辭其托的情感,另一方面,也有一種困難重重、忐忑不安的擔心,擔心自己能否圓滿地完成這本傳記的寫作任務。我于1960年考入北京電影學院美術系,畢業(yè)后也曾多年在母校執(zhí)教。所以,我也是一名在吳老教導下的學生,曾在學院中多次聆聽他的講話和教導,在校園中看到他慈祥的身影。但畢竟很難如攝影系諸師長對吳老的了解那樣深入和透徹。而傳記文學不僅要求史料的確鑿、觀點的正確,更要求細節(jié)的豐富和旁側材料的翔實,只有使傳主的性格心理、音容笑貌躍然紙上,才能達到文情并茂、信達兼?zhèn)涞男Ч?。在策劃《背著攝影機走向延安》寫作之時,吳老已經仙逝10年,他的夫人和重要戰(zhàn)友也都在此前辭世,因此,直接采訪有關史料的工作,遇到了很大的困難。首先要感謝的是吳印咸先生的女兒吳筑清女士,她提供了翔實的史料、資料匯編、吳印成先生的文稿、諸多親友的回憶錄以及海內外的評論文字。這些資料都是寶貴而系統(tǒng)的。由于吳老本人就是一位細心嚴謹的學者,他生前自己整理的文檔就相當系統(tǒng)。而吳老的各位子女,也是慎重、科學地對待史料保存的研究工作者,因此吳老的作品和文字資料成為一份可供后世研究查閱的寶貴文獻,這為《背著攝影機走向延安》的寫作提供了重要的保證。其次要感謝的是吳老生前的戰(zhàn)友和學生。特別是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的各位教授。在《背著攝影機走向延安》寫作的準備時期,我先后重訪了攝影系鄭國恩、劉國典、任杰、張益福、孔祥竺、楊恩璞、周坤、顧文愷各位教授。有的教授如張益福、鄭國恩都接待了我三、四次,十分耐心、周到地向我回憶當年與吳老共事時,在他的言傳身教下成長的歷史過程和動人細節(jié)。張益福教授向我提供的文獻和攝影作品資料尤其豐富,令我內心非常感激。另外,北京電影學院前黨委副書記魯明,對我的采訪也給予了很大的支持。他雖然不是攝影系的老師,但他在延安時代和東北電影制片廠時代,都與吳印成先生有過直接的共事經歷和師生關系,他不但提供了準確的史料和真實的細節(jié),而且對當下一些著作中的訛傳和錯誤,提出了有力的修正和史實證據。這也為《背著攝影機走向延安》的寫作提供了重要的幫助。此外就是通過查閱吳印咸先生共事的戰(zhàn)友和同時代人士所寫的回憶文字,在旁證中獲取有關史料,來豐富和加強傳主的生平足跡及時代氛圍,盡量傳達出吳印成攝影事業(yè)和人生流程的真實面貌。在《背著攝影機走向延安》寫作之前,已經出版過多種有關吳印咸的傳記著作、親友回憶和學術論評集。所以《背著攝影機走向延安》只是在某些方面,做出了補充和完善。我個人認為,在敘述和反映吳印成生平的后期,亦即東北電影制片廠,尤其是北京電影學院時期的工作狀況和攝影創(chuàng)作方面,《背著攝影機走向延安》提供了比以前的相關著作更為詳盡而豐富的史料和細節(jié),也提供了我對這一時期吳印成攝影作品的評價和分析。這是因為,這一時期也是我個人的年齡和經歷能夠直接面對的歷史階段,有一些相關于吳印成的歷史事實,更是自身直接參與的,比如就讀于北京電影學院和經歷文化大革命的歲月,吳印成副院長當時的處境和表現(xiàn)是我親眼目睹的。因此,寫作起來自然就落筆有據和分寸自如。我深有感觸的是,跟當下年輕的文友和讀者交流起來,這些歷史對他們來說,已感到相當陌生。由此可見,由我這樣經歷有限的著者去回述延安時代的電影活動和創(chuàng)業(yè)生涯,恐怕也會使當年的親歷者感到意猶未盡吧。因此,我想說,《背著攝影機走向延安》對吳印咸后期人生和藝術軌跡的敘述和描寫,是有別于他者的一種補充。如能對讀者提供一些新的信息和認識,對中國電影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史料和事實,這就是我在這件工作中的一份貢獻了。在《背著攝影機走向延安》寫作過程中,我曾兩度身患疾病,特別是眼睛有病,導致了出版計劃的一再延遲,使我內心十分歉疚。在身患眼疾的時期,深得上海同濟大學電影學院教師閆凱蕾博士的關心,為《背著攝影機走向延安》前幾章的寫作和修改,提供了大力的幫助。因此我內心中認為她已不是一般的協(xié)助,而是《背著攝影機走向延安》的合著者。但閆凱蕾博士十分謙讓,堅持不受合著的身份,我在此對她表示十分的感謝和敬意。此外,在采訪過程中和寫作過程中,也得到過上海華東師大講師沈嘉熠女士和北京師范大學博士馬聰敏的幫助,特在此一并致謝。此外,我還要感謝中國電影家協(xié)會主持《背著攝影機走向延安》寫作計劃的前輩程季華先生、中國電影出版社李夢學副總編輯、責任編輯李晨曦女士,在《背著攝影機走向延安》寫作過程中給予的指導和幫助,在我患眼疾期間延遲出版《背著攝影機走向延安》而給予的關心和寬容,深致內心感激和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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