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逆旅

前言

《自傳》(編按：指第一部《生長年代》和第二部《流浪年代》)和《耄耋隨筆》實際上都是我的傳記，當然，兩者在時間上相差了二十多年，這在我《隨筆》開頭兩篇《開場白》和《自傳的回避》中都有說明，有興趣翻一翻的朋友，開卷就明白了。每種書一般都有序、跋，由于兩者其實是同一個人的傳記，所以我在《自傳》前寫了《前言》，在《耄耋隨筆》之末寫了《后記》，在這里交代一下。    1970年代之末，在廣場上排隊“垂頭喪氣”的知識分子，心里是有一旦寬松之感的。接著是受囑“按既定政策辦”的人也下了臺。特別是1978年《光明日報》發(fā)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類的文章以后，有些人竟至于“想入非非”。不過我在這方面倒是比較清醒的，經過一場“史無前例”其實也是“世無前例”的倒行逆施，比方一個人生了大病，不下幾劑重藥，怎能“調理”身心呢？我曾收到后來想必?？摹稌}》主編古農先生的約稿信，他要刊出一期“1976年特刊”，信中說：因為這一年是個劃時代的年代。但是我謝絕了他的約稿，只寫了封為什么謝絕的信。我說：“1976年確實是個很重要的年代，但并不是‘劃時代’的年代?！苯Y果，古農先生把我的這封復信改動了一下，以“關于翻譯的一點回憶”為題(因為我是1973年因國務院的一個文件被從“牛棚”提出去搞翻譯的)，在此刊2007年第8期發(fā)表了。    從事翻譯工作的事是確實的。一位省出版局“革委會”的成員由杭州大學“革委會”的副主任陪同前來，當時，地理系的全部二十幾個“牛鬼”已經都從“牛棚”出來，進了我們私底下稱為“小牛棚”的地方，即是一間舊教研室的小房間，上午關起門讀“紅寶書”，下午從事各種苦役，晚上可以回家。我是在讀“紅寶書”的一個上午被工宣隊提出來叫到辦公室，而省出版局那位居然稱我“陳先生”。給我看了一張國務院文件，全國只有九個省市輪得著這份差使。杭州當時有四所大學，而負責此事的省出版局，居然選定我這個“牛鬼”主持此事，實在令我惶恐萬狀，不敢接受，但學?！案镂瘯备敝魅蝿t厲聲吩咐：這是命令。    我手上有了大來頭的文件，出版局管錢，我總算比別的“牛鬼”(我的身份，當然仍是“牛鬼”)幸運，可以暫時離開杭大，出版局其實也不上班，我可以在國內到處走動了。在九個省市分配翻譯地域時，因為有人提出我學過一點梵文，所以把南亞的這些國家(因英文中夾有梵文)劃給了我。而其實，我的梵文水平很低。當時古先生所說的“劃時代”剛剛過去，打聽到全國梵文首屈一指的北大季羨林先生也早已出了“牛棚”，并且擔任了北大的東語系主任，于是就到北京向他求教。    季先生確實是一位學問淵博、誨人不倦的學術大師。我是請我熟悉的侯仁之先生陪同去東語系的，當季先生聽完侯先生的幾句簡單介紹以后，立刻滿面笑容地接待、贊賞并鼓勵我。我學的梵文是用比較難寫的天城體字母寫的，他看我用這種字體書寫，滿口稱贊，溢于言表。我從此得到了一位名師指導，實在三生有幸。不久以后，我們二人都成為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我每次赴京開會，總是帶著不少有關的疑難問題，而他都諄諄教導。有一次赴京，適逢我翻譯的《馬爾代夫共和國》出版，我當然簽名恭贈于他。他對此特別欣賞，在東語系當著許多老師說：當前，社會上還有些人并不知道世界上有這樣一個國家呢，但陳先生都已經翻譯出來了，真是值得表揚。雖然，在南亞國家的英文原著中，涉及梵文的內容是較少的，但我卻因此而得到了這樣一位名人大師的贊賞，實在是我從事學術過程中的一種永生難忘的幸遇。所以在《前言》的開頭特此記敘此事。    因為國家從嚴密的“閉關鎖國”改變?yōu)楦母镩_放，許多長期以來希望訪問中國的外國學者(當然也有其他行業(yè)的)，開始紛紛到來，頗有些“獵奇”的味道。稍后又出現(xiàn)了另外一種情況，即是外國大學(以美國為多)的高年級學生到中國大學舉辦中國文化學習班。1980年夏季，美國東部的匹茨堡大學就有四十多位高年級學生到杭州大學舉辦這種文化學習班，為時兩個月。具體的聯(lián)系情況我們并不清楚。他們來之前兩個月，我們這邊主持這項事務的一位姓張的副校長，專門到我家與我商量此事，主要是要求我用英語講課。因為我們?yōu)樗麄儼才藕玫氖嚅T課程中(課程都是較簡短的)，能用英語講課的，包括我在內只有兩人。其余都要由外語系的一位教師一起登臺，講課近乎說相聲。而且他也知道，外語系的教師擅長外語，但不懂專業(yè)，不一定能讓這些美國人滿意。其實我也長期沒有說英語了，但他的要求，已近懇求，我只好勉強同意。分配我的課程是“杭州地理”，這實在是這個文化班的入門課。我是地理系教師，在杭州也已將近三十年，但由于歷來課程與“杭州地理”都沒有關系，所以不僅要備外語，而且還得備專業(yè)。好在我當年學的口語就是“美國英語”(《隨筆》中有此一篇)，而且在講課中穿插了幾次田野考察，到了拱宸橋、六和塔和錢塘江沿若干地方。學生多數(shù)對此感到滿意。在最后一次全體教師和學生的座談會中，竟有學生提出“杭州地理”是講得最好的，讓我頗感得意。當然，別的專業(yè)課也都是選擇名師講出的，大概還是翻譯的問題。外語系教師也都是經過挑選的，但畢竟“隔行如隔山”，他們不懂得專業(yè)，翻譯難免詞不達意。關于這方面，后來我到北美講學時很有體會。    在我開始得到一些朋友們的鼓勵寫《自傳》之時，正是我為外國大學生講課之時。學校又給我一間專用辦公室，專門接待外國學者到我的研究中心從事進修研究工作。當時確實有把《自傳》中該寫的都逐一寫入的想法。但后來因為有一位老于世故，又在這方面受過教訓的朋友的忠告(《隨筆》中敘及于此)，才讓我注意了這個問題。原來的確想把我這個平凡的文化人，從出生寫到朋友們開始提出此事的上世紀80年代之初，但考慮一番以后，才覺得其中確實有難處，因為這中間有“十年災難”，我自己又是地理系“牛棚”中的頭號“牛鬼”，這十年如何落筆，總不好用文天祥《正氣歌》中的“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吧。所以終于只寫到抗戰(zhàn)勝利。    在《自傳》中，我沒有多寫祖父。在近年寫的《隨筆》中，也沒有為祖父專寫一篇，實在是很大的遺憾。但我其實對此有很大的難處，因為假使寫祖父，可以寫成一部起碼十萬字的大書。憑我的這點記憶力——事實我都回憶得出來，但按我的年紀和精力，卻已經沒有這樣的能耐了。    他從小獨攬我的讀書大權，有關我讀書的事，除了他的得意門生孫福元(伏園)的一個重大建議他全盤接受外，其他任何人的意見，包括有秀才功名的二叔祖的話，他都絕不接受的。我讀什么書，當然是由他指定的，至于讀書的方法，就是一個“背”字。而且要背得滾瓜爛熟。他的講解很簡單，或許他自己也知道，我并不懂得這些文章的意思，但還是要我照“背”不誤。后來接受了孫伏園先生的建議，同時也讀英語，但方法仍然是“背”(我的英語家教壽先生也主張“背”)。所以到了高小畢業(yè)，我已經差不多“背”完了供初中三年用的開明《英語課本》三冊。他自己是一個字也不識的，但一聽到我讀英語，他就顯得很高興。    孫伏園先生是對我有大恩的(《隨筆》專有一篇)。由于他的建議，我讀完初一，八一三上海戰(zhàn)場開啟，紹興全城多數(shù)“逃難”下鄉(xiāng)。我家避在破塘上埠，我竟用字典在會稽山的一個小山坡上，背誦在鵝行街的書攤買到的一本破舊不堪的原版《短篇小說選》，照樣硬背，莎翁的好幾個名篇以及其他如《項鏈》等等，約有二十篇左右，“逃難”七八個月中，雖不懂(有的一知半解)，卻背得朗朗上口。由于年幼時有了這番背誦功夫，“詩日子云”也好，莎翁名篇也好，到年長起來以后，就一篇一篇地都能理解了。所以按我的體會，“背”實在是個學習的好方法，我在《隨筆》中敘及于此，我實在是依靠“背”起家的，而這種讀書方法，則完全得自我的祖父。    祖父的性格相當開朗?！伴L毛舉人”的事，對他完全是一種“莫須有”。但是他還是聽舅父和父母的話，下鄉(xiāng)坐館一年。后來二叔祖曾說起，此事與他無關，他完全可以不走。而且事實證明，此事一直沒有影響他舉人的功名。幾年以后，一位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的豪富和權威人士馬謨臣，為此專程到省上，請來一位官銜不低的大員到我家為此事“正名平反”，搭棚，鋪地毯，請戲班演戲，花了幾天時間，事情寫起來要花許多筆墨，所以我只在《隨筆》中提了幾句。    祖父性格的另一方面是服膺于教書育人。五叔祖曾與我讀起，在省里大員尚未來過以前，就有福建與江西的朋友，邀他到那邊“入仕”，但他毫不考慮，而是應王聲初先生之聘，到離城十幾里的敬敷學堂(是一座建在全縣富村袍瀆的著名學堂)執(zhí)教。王先生為了拉住他，為他專備了一艘腳劃船，供他需要上城時隨時使用。他在敬敷五六年，教出了不少好學生，《隨筆》中記及的孫福元(伏園)，即是其中之一。盡管腳劃船在身邊，但此時我曾祖父母已故，他是這個大家庭的家長，到底不方便，結果由他的另一位好友陳津門，托馬謨臣把他聘到城內的第二縣校(即后來的縣立第二小學)，又教出了一批高材生。由于馬謨臣的一個兒子馬世燧(以后成為紹興的第一批著名律師)也在該校就讀，馬謨臣曾去該校視察了一次，其感慨是：手執(zhí)粉筆在上頭，有椅子也沒有坐的時間，又講又寫一個鐘頭，這種差使還不如“坐館”，不是這位舉人老爺做的事。正好馬此時創(chuàng)辦紹興電話公司，就在公司特辟兩間講究的房子，內室安床供休息，外室置文案供寫作，名為“文牘部”，其實是供祖父養(yǎng)老(當時年過五十就算老人了)。并且隨即為我家裝上一架電話(磁石式的老話機)，所以我家是全縣最早一家有電話的家庭。    祖父對我，除了讀書之事由他獨攬以外，其他方面是十分寬容和疼愛的。對于家庭成員包括家里雇傭的仆人(紹興人叫嬤嬤)，也是禮儀周到的。但從小要我把他教的背熟，這是他的不可改變的教學方法。而且明知我對內容并不懂得，他總是說：讀熟了必有用。平時還常常教育我：立德、立功、立言。慚愧的是，他要我熟讀的，現(xiàn)雖年已近九，我基本上還能“背”得出來，但立德、立功、立言之訓卻沒有做到，只好請他在泉下諒解了。    由于我畢生讀書的基礎，以及以后在“子日詩云”以外的讀書方法，包括讀外文的方法，都是繼承他的衣缽的，就是一個“背”字，所以就寫這幾句作為我這篇《前言》的結尾吧。

內容概要

　　陳橋驛，原名陳慶均，著名歷史地理學家。1923年出生，浙江紹興人，浙江大學地球科學系終身教授，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yè)委員會主任，國際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yè)委員會諮詢委員。
　　陳橋驛教授在歷史地理學、酈學、歷史地圖學、地方志和地名學研究、城市研究、古都研究以及翻譯等方面造詣精深，成就卓著，曾赴日本、美國、加拿大、巴西等國多所大學訪問講學，并被聘為日本關西大學等多所大學客座教授。出版著作70本，共2000萬字。有《水經注研究》（一集、二集、三集、四集）、《酈道元評傳》、《水經注校釋》、《水經注校證》、《酈學札記》、《紹興地方文獻考錄》、《吳越文化論叢》等學術專著近30種。
　　陳橋驛先生這本自傳包括“成長年代”、“流浪年代”、“耄耋隨筆”三個部分。陳先生出身書香門第，祖父為清末舉人，孫伏園、陳建功都是他祖父的學生。陳先生兒時是紹興的“神童”，少年時代便已聲名卓著，青年時代為了求學流浪異鄉(xiāng)，歷經坎坷，同時也為其日后著書治學奠定了基礎。這本自傳文
筆生動流暢，為我們展現(xiàn)了一代歷史地理學巨擘非同尋常的成長歷程，同時也折射了時代的變遷。

作者簡介

陳橋驛，原名陳慶均，男，1923年12月10日出生于浙江紹興?，F(xiàn)為浙江大學地球科學系教授，是我國當代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和“酈學”研究權威。 陳橋驛先生在酈學研究領域與以紹興為中心的吳越史地研究方面有精深的造詣，在歷史地理學、歷史地圖學、地方志和地名學研究、城市研究、古都研究以及翻譯等方面亦取得卓著成就，相關學術成果對社會各界有廣泛的影響。有《淮河流域》、《祖國的河流》、《水經注研究》(一集、二集、三集、四集) 、《酈道元評傳》、《酈學札記》、《紹興地方文獻考錄》、《浙江災異簡志》、《陳橋驛方志論集》、《吳越文化論叢》、《水經注論叢》等學術專著30余種；主編《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中國七大古都》、《中國歷史名城》、《中國都城辭典》、《浙江古今地名詞典》等書籍20余種；點校注釋《水經注》多種，如武英殿本《水經注》、《水經注疏》、《水經注校釋》等；另有點校、今譯古籍及外文翻譯作品20 余種；并在《中國社會科學》、《地理學報》、《歷史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光明日報》等報刊上發(fā)表各類論文數(shù)百篇。

書籍目錄

前　言
第一部　生長年代
　一、出生和出身
　　童　年
　　啟　蒙
　　“長毛舉人”
　　上小學
　二、四時記樂
　　緣　起
　　春
　　夏
　　秋　
　　冬
　三、艱難曲折的中學歷程
　　考中學的挫折
　　承天中學
　　蘆溝橋事變前夕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
　　逃難(一)
　　逃難(二)
　　埋藏和“掘藏”
　　到城里“白拿”
　　“白拿”的結局
　　省立紹興中學
　　轟炸
　　花明泉(一)
　　花明泉(二)
　　花明泉(三)
　　別了，花明泉
　　回紹興當“q匝民”
　　《水經注》
　　喜出陷城
　　蘭溪的厚遇
　　重返廿八都
　　廿八都(一)
　　“警報袋”的覆沒
　　三返廿八都
　　廿八都(二)
　　第二次當“順民”
　　粉筆登場
　　“喝兩口水”
　　上　任
　　阮社小學
　　告別阮社　
　　準備出行
　……
第二部　流浪年代
第三部分　耄耋隨筆
后記

章節(jié)摘錄

夏    記得生母教過我：“清明吃艾餃，立夏吃櫻桃?！卑溤谇迕魇潜爻缘?，因為上墳船里有這種點心，立夏吃櫻桃就較難保證，不過我父親每晚從錢莊回家，總能多少買回一點應應景。在立夏這一天，我家的例行節(jié)日活動是用抬秤稱人。在后退堂門框上架一桿抬秤(紹興人叫杠秤)，下掛一只大籮筐，讓每人都稱一稱有多少斤。夏季就從此開始了。    不過夏季值得回憶的還是端午節(jié)，這天一早就有叫賣菖蒲和艾葉的小販沿街設攤和挨戶求售。各家門框上和床前都要插上此物，床上并貼起一副紅紙小對聯(lián)：“艾葉為旗招來吉慶，菖蒲作劍斬盡妖魔?！泵總€門框上則貼一條紅紙，上書：“姜太公神位在此，百無禁忌，諸邪回避?！庇械娜思疫€有另一副對聯(lián)：“五月午時天中節(jié)，赤口白舌盡消滅?！?   端午節(jié)實在是一個夏令衛(wèi)生節(jié)，一個春天下來，紹興人每家都吃過許多竹筍和蠶豆(紹興人叫羅漢豆)，筍殼和豆殼都堆曬在庭院里，就在這天拿來作為煙薰的材料，把它們放在冬季取暖的火爐里，每個房間里角角落落地薰，有的還要撒上一些雄黃，實際上起了消毒和殺滅蚊蠅的作用。    對于孩子們來說，端午節(jié)的吸引力之一是掛香袋。家長們事前要用彩色綢布縫制如老虎、雞心、葫蘆之類的小小裝飾，內裝從中藥鋪購來的香料，用絲線掛在孩子身上，說可以“避邪祟”。    這個節(jié)日的最大樂趣在于“五黃”，即雄黃、黃魚、黃鱔、黃瓜、黃梅。這一天要吃雄黃燒酒(白酒)，并用它在孩子腦門上寫一個“王”字。其他四黃，也是家家必吃之物。雖然“五黃”并非佳肴美食，價錢也便宜，例如黃魚，當時只賣兩毛多錢一斤(2001年去舟山開會，那里的一位領導告訴我，野生黃魚現(xiàn)在每斤要一千元。市場上的黃魚都是人工養(yǎng)殖的，沒有黃魚的風味)，不過由于這類事，這一天全家既忙碌，又熱鬧，特別是對于孩子們，這實在是整個夏季最饒有興趣的節(jié)日。    對于紹興來說，這一天還有一個特殊節(jié)目，紹興雖然是水鄉(xiāng)，但并不流行龍舟競渡，而是上府山(龍山)“看蜒蚰螺”。這天午前，許多人競登府山，我家就打開樓上北窗看這種熱鬧的場景。當時府山上少有樹木，許多人在望海亭及其以東的山崗上，人頭攢動，人聲鼎沸，小販們也紛紛上山做生意，在我家北窗可以聽到各種叫賣聲。“蜒蚰螺”在紹興話中就是蝸牛，到底為什么在這一天登府山，到底看了什么“蜒蚰螺”，說法不一，都是不經之談。最流行的說法是，不少人由于登山奔走花力氣，上山后就脫掉衣服打赤膊，這就是“蜒蚰螺”，意即蝸牛出殼。假使真的如此，則其俗實在不登大雅之堂。但我的孩提時代，每年都能在家里看一次“看蜒蚰螺”的人，也算是一種樂趣。    端午以后便漸入盛夏，其間沒有什么快樂的節(jié)日，值得回憶的是在大明堂(正廳外的大天井)中納涼。太陽落山時，先請嬤嬤在旁邊井上汲水潑上幾桶，以消石板道上的暑氣，晚餐以后，祖父坐在藤椅上，我坐在小紡花椅(一種竹制小椅)或木條凳(紹興人稱為長凳)上，可能還有我的堂兄弟姊妹。祖父有說不完的故事，其中后來知道有的出自《水經注》，我在1980年代寫了《我讀水經注的經歷》(原載《書林》，收入于我的《水經注研究》一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一文，曾經詳敘其事。但其他還有大量故事，包含了許多學問。當時有很多不理解，但后來回憶仍感得益甚多。從小學到初中，多少個暑期，他在納涼中所給予我的，實在無法計量。有不少篇文章，如前后《出師表》、《赤壁賦》、《滕王閣序》、《陳情表》等等，都是在納涼時隨著他的吟誦而背熟的，所以我雖沒有像念“四書五經”和《唐詩三百首》一樣地專門念過《古文觀止》，但此書中的許多文章我至今尚能背誦。此外還有許多國學知識，例如什么是《二十四史》，《資治通鑒》是怎樣修成的，《康熙字典》和《佩文韻府》是怎樣來的(他對這兩部書十分熟習)等等，又如用沈約“天子圣哲”的掌故和《康熙字典》卷首“平聲平道莫低昂”一詩教我區(qū)別每個字的平仄之類，以后對我都畢生有用。    至今我閉目凝神，還可以清晰地回憶他在納涼中的形象。與白天為我講課時不同，白天是嚴肅的，晚上卻是輕松的。他手執(zhí)芭蕉扇，閉上眼睛，有時背經書：“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庇袝r念古文：“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庇袝r則念唐詩：“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無論為人為學，我一生得之于他的實多。他不僅飽學，而且為人方正儉樸，雖然因曾祖父的“長毛”而受累，但畢生寧靜澹泊，一直受到社會的尊重?？上砟晔苋哲娗致灾?，珍貴藏書在移存中全部喪失(他至死不知此事)，去世時，紹興已經淪陷，我又正在嵊縣念書，所以房中的一般藏書也散佚殆盡，言念及此，能不愴然？    P26-28

后記

通常一本外文書，卷首的《序》以下，往往有一篇《感謝》。因為我也幾次被這些外國漢學家的著作列入《感謝》這一篇的名單之內，所以對這種程式頗有體會。    在這部自傳的《前言》中已經提及，《自傳》(編按：指第一部《生長年代》和第二部《流浪年代》)和《耄耋隨筆》，前后二者在寫作時間上雖然間隔了二十年光景，但后者不過是前者的補充，二者其實都是我的傳記。所以在序跋的程式工作上做了點變通，把《前言》列于《自傳》之首，而把《后記》置于《隨筆》之末，《后記》有些模仿外國漢學家著作的《感謝》，我也在此篇中表達了一些對幾位女士和先生的感謝之意。    不少我的真正朋友在1980年后就促我寫自傳。我當時也比較天真，也有一切敞開的思想。所以這里首先要感謝的是我不提姓名，但現(xiàn)在仍然健在的一位先生，盡管他并不知道不少正直的朋友希望我寫自傳的事，但或許是因為他聽了我在某些公開場合的發(fā)言，所以鄭重地提醒我：不要單看當前輕松自由的一面，也不要專門重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類的文章，這些當然都是好事，但還得看到，在我們的制度下，再來一次“文革”仍是可能的。這實在是按他自己的遭遇對我的愛護和忠告，確實是一番值得感謝的好意。    香港科學儀器公司董事長(兼那邊的紹興同鄉(xiāng)會永久名譽會長)車越喬先生，他是我的省立紹興中學校友(他人此?；蛟诳箲?zhàn)勝利以后，屬于我的晚期校友)，在紹中九十五周年的慶祝會上，與我一見如故，并且知道我的一點經歷，他不僅是我寫自傳的鼓勵者，而且在當時就我來說，即使寫成初稿，諸如打印裝訂之類的設備都一無所有。他慨然承諾此事，從此以后，我每寫幾篇，就托便送港，打印當然不是他的事，但他都先做細讀，錄出我原稿的錯漏，每次都與打印件一起送回。他的辛勤和關愛，使我的這部大約三十萬言(編按：指本書第一部和第二部)的稿本，得以基本無訛。    在香港，還有一位值得感謝的是吳天任教授。他與曾任中文大學副校長，顧頡剛、洪煨蓮先生的高足鄭得坤相善。鄭是受顧先生之命而從事《水經注》研究的，是成就卓著的酈學家。所以有好幾部酈學著作，都是他們二人共同署名的。吳氏除酈學研究外，并且是一位著作豐碩的名人年譜學家，其中《楊惺吾先生年譜》(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實為眼下流行的幾部楊守敬年譜的翹楚。我曾于1969年應陳布雷先生哲嗣陳礫先生(當時任天津人民出版社社長)之邀，去天津圖書館閱讀全祖望《水經注五校鈔本》，消息傳開，而又適逢禁錮解除，他才知道我是杭卅I大學中人，隨即將他與鄭得坤合作及他個人獨著的約近十種著作郵寄給我而我當時還沒有大部頭的酈學專著可以回報。但從此二人信件往來開始了。他是唯一撰寫并出版《酈學研究史》(此書由我作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0年)的學者，一部五六十萬言的巨構，把世界各國的酈學研究寫得如數(shù)家珍，而其中對我的研究推崇備至，令人不敢當?？上Т藭霭婧蟛痪茫鸵虿≈x世，我們算是神交。    他與車越喬先生并不相識，而不知為何知道我的自傳正在港地打印，曾懇切地寫信給我，希望得到一本，并要求我同意在臺北藝文印書館出版。我確在臺灣出版書，但均是純學術著作，與此書不能相比。復書婉轉謝絕，而他的雅意還是值得感謝。此后，我應臺北中研院之邀，由夫人陪同前去講學，曾在該院的“傅斯年圖書館”讀書四五天，其間也曾有兩三家書局專程前來求取自傳，我都禮貌謝絕。車先生為我打印的稿本，現(xiàn)在收藏于紹興市為我建成的陳橋驛史料陳列館中。    我當然更要感謝我的家鄉(xiāng)父老朋友，因為我從出生到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一直居住在城內家中。后來日寇開始濫炸不設防城市，1939年5月，省立紹興中學倉橋校舍被炸兩處(我們已因當時政府的通知，于4月分開將分級早出晚歸到郊區(qū)上課)。而學校不得已于1939年暑假以后，遷往諸暨及嵊縣(今嵊州)鄉(xiāng)間，但寒暑假時期仍然回城度假。直到《自傳》第二部分《流浪年代》，日寇投降，戰(zhàn)爭結束，我的“流浪”也就結束，回家完婚，并準備到紹興縣立初中任教。所以這年(1946)年初，又在老家合家團敘，過了農歷年。要不是后來情況改變，我或許畢生能在家鄉(xiāng)工作呢。遺憾的是，由于職業(yè)上的幾度播遷，最后被省教育廳授命，安頓在浙江師范學院，從此(1954年初)，我就一直供職杭州，失去了為家鄉(xiāng)服務的機會。但每年仍有幾次回家，其中有多次是因公返鄉(xiāng)，所以我對家鄉(xiāng)的感情實在是非常深厚的。    我家住在明隆慶五年(1957)狀元張元忭的府第中，這是清嘉慶年間張氏后人出賣給陳氏的。在我懂事時，我們的大家庭由我祖父(清末舉人)當家，我自幼的讀書事宜，也由他包攬(雖然堂親兄弟姊妹有約十人之多)。而狀元府第內的一切講究裝置，我在城建檔案館長屠劍虹研究員的專著巨構《紹興老屋》(西泠印社，1999年)卷首的《緒論》中已經大體概括了。盡管這座明代的古宅在“文革”中幸存了下來，因為我國的文化精深而廣大，“文化大革命”雖然以破壞為主要目的，但由于要受命破壞的文化太多，一時還來不及破壞比最高指示次一等的事物。但各地其實都有“文革派”潛伏下來，時至1992年，他們秉承這種“革命”的旨意，下了一道“紅頭文件“，以改建美國式的華爾街(金融街)為名，把狀元府第所在的這條稱為車水坊的長約400米的街道(其間還有如王氏“人瑞”、吳氏“大夫第”等不少古代建筑)一舉夷平。這些潛伏的“文革派”頭上戴了權力極大的烏紗帽，但帽下的腦袋瓜兒上除了“破四舊”、不要“溫良恭儉讓”等等“其樂無窮”的教條和行徑以外，根本沒有其他知識。    但當時與那個“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的時代畢竟因為沒有了帶頭人而有了區(qū)別，拆街毀屋，還得給受害者一定的補償，讓這些失去故居者搬到另一處他們指定的地方去。我家早在杭州落戶，但府第中仍有我們關門落鎖的一套，至于其他家族(叔伯兄弟)，多數(shù)都還住在那里，當然只好服從命令，匆促搬家。我家按理也有他們指定的一套。我原來準備放棄，一個在“牛棚”中受盡折磨的人，“牛鬼蛇神”的人生烙印，是畢生無法解脫的。當年“造反派”進來，可以隨口罵你，隨手打你。眼看“棚人”一個個跳樓、懸梁、服毒，一套房子的事算得什么呢？但我們大女兒和大女婿，卻認為不能放棄。他們也忙，一位在大學里教書，一個在銀行里當行長。但還是擠出時間，自己用小轎車一次又一次地跑。最后終于把一切該裝置的設備都完成了，我們是紹興人，在紹興還算有一套房子，而我和夫人的確回“家”去住過幾次，事前通知我妹妹，我們一到，一位鐘點工也到了，所以還算便利。當然，我們并不以在家鄉(xiāng)還有一個居處而高興，因為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知道值得保留的這座明朝的狀元府第，卻滿足了這些潛伏者的“其樂無窮”而影跡全無了。    我在這里還有一件事必須深深地感謝家鄉(xiāng)的父老朋友。那是2007年，家鄉(xiāng)政府的哪一個部門，專門派人來到杭州舍下。告訴我，紹興是個名市和大市，特別是這個市的文化淵源，深厚而悠久，所以市領導考慮要讓它成為一座文化特強名市。在紹興，已故的名人故居、紀念館已經不少了，所以人們又想到要為一位在世“名人”建一座館。而也是以文化為這座館的特色，他們認為我已經出版了大量專著和譯著，手上必然還有許多文稿，又是人事部1994年下文所“封”的(新中國成立以來僅此一次)的所謂“終身教授”。所以市里經過研究，要為我在新建的文化街(原倉橋街)造一座“陳橋驛史料陳列館”。我當然感到承當不起，當時就婉言謝絕。但家鄉(xiāng)的父老朋友卻很堅持，隨即由紹興市城市建設檔案館館長屠劍虹研究員統(tǒng)籌，傾全力建館，籌館期間組織省、市的不少知名人士對陳列館的文化架構，在紹興進行了多次討論(有詳細的《討論會紀要》)，最后由市里發(fā)文，決定建立此館，并在《浙江日報》(2008年7月5日)刊登報道：“紹興為在世學者樹碑。”陳列館的設計、裝飾則是請了紹興在這方面最有才華和經驗的大師負責。不久以后，據(jù)紹興來杭的目擊者相告，一座全盤紹興式的新樓已經落成了。我的全部著作、譯作、點校書，包括我為別的學者卷首作序的文獻，都由他們先后搬運到該館，屠劍虹研究員還千方百計地到處搜羅我各個時代的照片之類，在館內做了精心的布置。最后由這些熱心人士商量，決定于我的2009年生日(12月10日)舉行開館儀式。我真是既感激，又慚愧。但一切安排均已就緒，我也唯有恭敬不如從命了。    開館這一天，浙大由一位副校長領隊，送我的研究生和在杭的家族等悉數(shù)赴紹興參加，館上高懸“陳橋驛先生史料陳列館開館儀式”的大紅橫幅，我在紹興的家族和親朋好友也都來到。接著，紹興市委一位副書記和其他領導也紛紛到達。由于馬路上人多擁擠，我們就在臺階上舉行了一個簡單的儀式，市委副書記等幾位領導都致了簡短的賀詞。我當然也應該講話，由于時間和心情激動，以我這樣的年齡，只說了少年時代在《贊美詩》上唱到的“趕快工作夜來臨”這一句。儀式結束，打開大門，擁擠在街上的許多人就立刻擁入。他(她)們除了參觀以外，都要與我合影。我當然接受并感謝，所以整個上午，我實在是在與朋友們(許多是不相識的)的合影中度過的。    中餐以后，從杭州去的需要返回，所以隨即離開。但外地參觀者仍很擁擠，并且還不斷地有新客到來。這天，也有來自香港和韓國的賓客，實在使我更不敢當。由于展館有常駐的管理人員，并且包括雙休日在內，都敞開接納，據(jù)說參觀者最多的一天逾千人。特別要感謝劍虹女士，她的本職工作已經很忙，還要擠時間去照顧此館。她曾把參觀者的留言題字復制寄我，其中并有外賓以外文書寫的。我于是立刻掛電話謝她，并告訴她此后不要再復制寄來，這會增加管理人員的許多工作量的。    此日以后，由于市外縣邑的若干媒體和電視臺等，當日未曾趕到現(xiàn)場，有些女士、先生們在參觀了以后，索性又趕到杭州舍下，與我合影，又與我研討我的寫作工作。我雖然歡迎，但畢竟年歲已高，一連多日，上下午連續(xù)接待，實在力所不勝。加上我在文化界的朋友以及在遠處工作的研究生不少，那幾天我家電話也接連不斷。電話有來自港、臺的，我當然要認真接聽回答，確實有筋疲力盡之感。但是想到所有這些都是家鄉(xiāng)父老朋友們給予我的榮譽，我實在由衷感謝這個生養(yǎng)我、培育我的家鄉(xiāng)。    紹興確實是個著名的文化之邦，家鄉(xiāng)對我的厚遇，我雖然明知逾格，但絕無稍有“蜀中無大將”的想法。因為不久以后接著又發(fā)生了另外事件，浙江大學于今年5月27日評定我榮膺四年一度的“竺可楨獎”，此事首先發(fā)表于浙大網上，次日才見于報章。讀“網”的人到底還是不多，但家鄉(xiāng)立即傳聞，見網之夕，家鄉(xiāng)的父老朋友，掛電話祝賀，直到十一時以后，也或許是他們體諒我年老需要休息。幾天以后，學校在玉泉校區(qū)正式向我授獎，雖然不少媒體如著名的《光明日報》都有報道，但家鄉(xiāng)的電視臺和其他媒體，都是親臨現(xiàn)場的。不僅報道了現(xiàn)場的過程，而且穿插了當時的照片。校長對我的褒詞中有“兩岸連山，略無缺處”的話。當代的家鄉(xiāng)記者是有水平的。《紹興晚報》的一位女記者就在報道中指出：校長說了《水經注》上的話，因為我是研究《水經注》的。不錯，這話出于《水經·江水注》。    正是因為家鄉(xiāng)與我的這種唇齒關系，所以在我最近寫成的傳記《耄耋隨筆》中，有不少篇都以家鄉(xiāng)為題。當然，其中有的是題在家鄉(xiāng)而意有另寓。但總的說來，我實在感謝家鄉(xiāng)對我的厚愛。    在這篇《后記》末尾，還有一件重要的事必須說明。我年已近九十，里里外外的雜事仍然不少，做點有關學術的事，實在已經力不從心，我眼下的一切稍涉學術的工作，完全是依靠我的大女婿周復來君襄助的，他與我大女兒雖然都算是出于書香門第，但大女兒畢業(yè)于“四校合并”前的浙大，退休前也是浙大的教師，對我的這方面是難于幫忙的。周復來的父親周采泉老先生是唐詩專家(特別是對杜甫的研究)，并兼長版本目錄之學。他曾經贈我?guī)撞慷旁娧芯繉Ｖ?，由于搬了家，在逾萬藏書中，眼下只找到《杜詩書錄》上下冊，近九十萬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當年他擔任杭大圖書館的古籍部負責人，杭大古籍由于承受了幾所大學的收藏，所以十分豐富，當年是國內具有“館際互借”的少數(shù)幾所圖書館之一。但他管的是“舊”，我求的也正是“舊”，“舊”在當年是最犯上事，所以我們不在館內討論什么。在那個年頭，學術上有同好的人，假使自知不符上意，只好道路以目而已。    復來與我大女兒是同班同學，但是因為出于這種“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家庭(其實我們都一樣)，當然屬于“上山下鄉(xiāng)”的料子，被遣送到一個稱為“兵團”的農場里去服苦役了。此役整拾年。    知青返城后因學的是經濟管理，便在杭大財經金融系工作并任系辦主任，后又調入杭州商業(yè)銀行，在分行行長任上退休。    我因為是國家明文規(guī)定不退休的教授，所以校內外的工作實在不少，加上家鄉(xiāng)對我的逾格厚遇，其實早已力所不勝。幸而復來雖然最后從事金融界的工作，但畢竟家學淵源，功底相當深厚，許多事都得依靠他的襄助，特別是最近十年以來，所有我的工作，都有他的貢獻在內。多年前的《自傳》和近年的《耄耋隨筆》，也都經過他的整理、修飾和電腦處理。    他為我做的這類工作實在不少。譬如紹興市的“陳列館”開館，他當然也盡了力。開館后不幾天，我國的最大出版機構，即北京的人民出版社，聯(lián)系要為我出版全集的事，這是我事前毫不知情的。問題是，《陳橋驛全集》，字數(shù)逾千萬，而且其中有不少已由“陳橋驛史料陳列館”存于紹興，我手頭已無復本。學校雖然隨即提供了不少支持，但此事實非容易，結果如此龐雜的工作仍然是在他的調度指揮下才得以完成的。為了穩(wěn)妥可靠，全稿集中以后，也是由他指派的人員專程攜赴北京。他在此《全集》上付出的精力，實在很難計算。    此外，由他經手的我的其他學術著作尚有不少，例如北京中華書局正在排制一部我當年所編但字跡潦草的工具書(《地名匯編》)，都是由他直接與中華隨時聯(lián)系的。此書的規(guī)模較大，他已經花了不少精力，而中華書局也很信賴他的工作。    以上就是我在這篇《后記》中必鄭重說明的事。    陳橋驛    201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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