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時間:2011-1 出版社:中華書局 作者:王學典,孫延杰,李梅 頁數(shù):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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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概要
《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增訂本)是一部以聞名中外的“古史辨派”為研究重心的現(xiàn)代學術史著作。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學術史著作,而是著眼于陳述和分析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師生之間的關系。首論顧頡剛的學術造詣、影響和品格,次及他的育才之方,主要講述了顧頡剛和他的五大杰出弟子——何定生、譚其襄、童叔業(yè)、楊向奎、劉起釪——之間的關系,五大弟子都曾緊緊追隨顧頡剛,但又都因各種的原因與顧頡剛在學術上產生分歧甚至分道揚鑣,師生之間的分分合合,其原因除個人心性、氣質上相異之外,社會環(huán)境的影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1949年之后的各類政治運動,對人們心靈的扭曲,在顧頡剛與童叔業(yè)一章里,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
作者簡介
王學典,山東滕州人。1979年9月考入山東大學歷史系;1986年7月該系史學理論專業(yè)研究生畢業(yè),獲碩士學位并留校任教。1996年晉升為教授。曾任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院長。2006年調任《文史哲》雜志主編,兼任中國史學理論研究會副會長。主要致力于歷史哲學和史學理論研究、中國現(xiàn)代學術文化史研究,尤長于中國現(xiàn)當代史學思想及史學思潮研究。 已出版《歷史主義思潮的歷史命運》、《二十世紀后半期中國史學主潮》、《翦伯贊學術思想評傳》、《20世紀中國史學評論》等多部專業(yè)學術著作。
書籍目錄
增訂本引言初版本小引第一章 為學而學嗜學如命——顧頡剛之學術與學品 一、“禹”訓為“蜥蜴”激起軒然大波 二、古史辨:一場偉大而深刻的“古史革命”的發(fā)動 三、“邃于經學”:古典學研究新天地的開拓者 四、中國現(xiàn)代民俗學的奠基人 五、主編《禹貢》首開現(xiàn)代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先河 六、學問:情感和生命的存在方式 七、以有涯之生追無涯之知第二章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播種學術的顧頡剛 一、愛徒高足遍被學林 二、泛濫成“災”的惜才之心 三、尋求學術傳人的教學方法 四、因材施教 五、經濟資助 六、學術胸襟 七、編雜志:甘為青年作嫁衣裳第三章 始于愛而終于離——顧頡剛與何定生 一、《山海經》把何定生帶到了顧的身邊 二、《(尚書)的文法及其年代》 三、獎學金風波 四、追隨恩師到北平 五、《關于胡適之與顧頡剛》導致胡顧關系危機 六、恨鐵不成鋼揮淚逐愛徒 七、海峽兩岸的牽掛第四章 “弟子不必不如師”——顧頡剛與譚其驤 一、早年的激進文學青年 二、決定終生道路的師徒辯難 三、聯(lián)袂主編《禹貢》半月刊 四、圍繞著辦刊、治學諸問題而針鋒相對 五、顧譚為學、為人風格之差異第五章 亦步亦趨,至死猶“疑”——顧頡剛與童書業(yè) 一、天生的一顆“讀書種子” 二、“世家大族”的子弟 三、“顧老板”的“私人研究助理” 四、“古史辨派”的后起之秀 五、大師的崇拜者 六、戰(zhàn)亂歲月涂抹的“歷史污點” 七、初來青島山東大學 八、“過情之打擊”:兩度批顧 九、精神分裂:面對“肅反” 十、《春秋左傳研究》:依然走在“疑古”的路上第六章 “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顧頡剛與楊向奎 一、顧頡剛的得意門生 二、楊向奎的性格 三、從農家子弟走向最高學府 四、《禹貢》:楊向奎的學術搖籃 五、“因夏族起源問題與傅斯年爭吵” 六、與“古史辨派”撲朔迷離的關系 七、顧頡剛是“今文經師”嗎? 八、對“古史辨派”的整體評價 九、酸甜苦辣:1940年后的師生關系 十、最后的結論:“《古史辨》對中國史學有偉大貢獻”第七章《尚書》研究前仆后繼——顧頡剛與劉起舒 一、新舊教育混合下的“童而習之” 二、在顧師的指引下由文而史 三、九鼎銘詞事件及其余波 四、多年困而后學 五、顧頡剛為何重視《尚書》學 六、顧頡剛兩次受命整理《尚書》 七、劉起釬的兩次調動 八、化經學為史學的《尚書》學研究 九、備經交困撰成《尚書校釋譯論》 十、“古史辨派的后勁”:劉起釬對顧學的傳承與弘揚初版本后記增訂本后記
章節(jié)摘錄
版權頁:八、人格分裂:兩度批顧應該說,童書業(yè)在從“實驗主義史學”皈依“馬列主義史學”之初,有一個問題他是察覺到了的,這就是:假如“馬列主義史學”應該領導、改造“實驗主義史學”,而他自己已經皈依了唯物史觀,那么,他將如何處理與還未表態(tài)皈依唯物史觀的顧頡剛的關系?童在最初的兩年,苦口婆心地勸導顧,當然一方面是出于初皈依者的真誠,另一方面,很可能是更主要的方面,是童自己緩解內在緊張的舉措:假使也能促動顧先生皈依唯物史觀,那么他師徒倆就又是同一個戰(zhàn)壕里的戰(zhàn)友了。否則的話,在“親不親階級分”的氣氛下,他如何協(xié)調“階級立場”與“師生感情”的矛盾?!對這兩方面看得都很重的童書業(yè),可能時刻有一種被撕裂的痛楚。后來,可能當他得知顧頡剛以“無暇”為由拒絕閱讀流行一時的唯物史現(xiàn)書籍,也可能是當他被撕裂感折磨得堅持不下去的時候,他致信顧,開始用“階級分析方法”來反省“疑古學派”的“階級屬性”了:兩年來學習馬列主義之結果,覺得日日考據(jù)之學確為形而上學者,尤其是正統(tǒng)派考據(jù)學確欠辯證。如以辯證法掌握考據(jù)學,考據(jù)學當有大進步。我?guī)熍f日之考據(jù),在考據(jù)學界中已為比較能把握全面者,已為比較能有發(fā)展觀點者。如能再進一步,掌握矛盾統(tǒng)一觀點,成就必更大。然吾人過去所以不能掌握辯證法,不能了解真正唯物論,實由于吾人階級意識作祟。吾人舊有之史學確是資產階級之史學。當五四運動前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比較發(fā)展,疑古思潮確負有若干反對封建傳統(tǒng)使命。故疑古思潮之真正來源,實為工廠及商店,并非憑空由頭腦產出者,吾人代表民族資產階級說話而不自覺耳。吾人著述中雖亦有若干唯物論成分(如承認經濟決定政治、文化),然只是機械只唯物論(經濟史觀),離辯證唯物論尚遠。及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受卷土重來之外國資本主義之壓迫,疑古思潮遂見低落,吾人之史學轉與封建主義妥協(xié),至抗戰(zhàn)后期,吾人已完全喪失進步性而變成封建主義與買辦資本之附庸。吾人必須承認過去吾人之民族資產階級立場之不穩(wěn)定,經自我檢討后,始能接受無產階級思想而改造故我。把“疑古派”的“階級屬性”定位于“民族資產階級”,并且強調“疑古派”隨政治形勢的變化,時而“左”些,時而“右”些,但最后終于“完全喪失進步性而變成封建主義與買辦資本之附庸”,也就是說變成“反動一幫”,說明童對當時流行的“階級分析方法”的理解與運用,完全純熟,也說明他對“疑古派”的反思已達到系統(tǒng)化的程度。但見不及此的顧頡剛,對童書業(yè)的這番議論,大概不愿接受,且可能比較生氣,故在眉批上寫道:“此丕繩自道耳。我則學由宋人來,不至如此隨時代變化也。”與童書業(yè)正積極地、義無反顧地丟棄過去完全不同,這時的顧頡剛則正在為捍衛(wèi)過去而進行“垂死掙扎”。他們師生之間的沖突勢所難免。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在1949年后,經歷了多座精神煉獄,從1951年開始至1952年形成高潮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是他們通過的第一座煉獄。無論多高級的知識分子,他們中的絕大多數(shù),在這兩年里,可以說都低下了他們一貫高昂的頭,都彎下了他們素來挺直的腰,都交出了他們平時不容傷害的自尊心?!肮攀繁妗迸沙蓡T這時簡直像熱鍋上的螞蟻,急躁、焦慮、惶恐不安。在上海學院參加思想改造運動的顧頡剛,1952年7月9日在日記中說:“此次學習,可怕者三:天正熱,不堪炎蒸,一也。刺戟太甚,使予接連不得安眠,二也。開會太多,無寫作自我批判之時間,三也?!睂τ诤笠稽c,顧頡剛又在致友人的信中說: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種運動,剛無不參加,但每一運動皆過于緊張迫促,無從容思考之余地,而工作同志要人對馬列主義一下就接通,以剛之愚,實不知其可。童書業(yè)的日子似乎比他的老師還難過。1956年3月山東大學有關組織所寫的《童書業(yè)補充鑒定材料》透露了這方面的信息:三反、五反運動中,他表示擁護,但抱著與己無關的態(tài)度,怕惹是生非,在會議上不敢大膽發(fā)言。思想改造運動中作過九次思想批判,但未被通過,情緒上煩躁,經耐心幫助,自己反復斗爭后,才寫出了較為接觸思想的思想總結,主要是批判他自己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所涉及的方面有,最初他是陳獨秀經濟史觀的信徒,并依此寫了春秋史,后來自己獨創(chuàng)“三合史觀”,認為經濟、地理、民族性三者為歷史的重心。后又放棄“三合史觀”,主張地理、經濟史觀。這些東西都是屬于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史學體系的。在考據(jù)學方面則批判了他一向崇拜顧頡剛、胡適的實驗主義,同時也初步批判了自己為反動報刊寫的反動性文章,如“雙十協(xié)定”前后污蔑我黨無和平誠意等。在“有何政治歷史問題、結論如何”題下,《鑒定材料》說:童交待解放前尤其是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和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的時期思想反動,學術上一貫用“三合史觀”猛烈攻擊唯物史觀,辱罵擁護馬列主義的人,如,“妄人”“重復歐美資產階級御用哲學,互助論”;反對我黨領導的抗日戰(zhàn)爭,主張蔣介石的獨裁政治,對我黨進行嚴厲鎮(zhèn)壓;仇蘇親美,說:“中共認蘇聯(lián)為祖國”,中共就是實行蘇聯(lián)法西斯獨裁政治,發(fā)表了許多反共文章,得到當時上海國民黨非常器重,被稱為反共英雄。經查對與本人交待基本相符、運動中對其進行了批判,撤銷對他的懷疑:在僅有一頂“資產階級史學家”的帽子就足以將人壓倒的“思想改造”背景下,竟還有這么多“反共”言論在,童書業(yè)所感受到的思想壓力之大、政治包袱之重,完全可以想見。而且,當思想改造運動如排山倒海之勢洶洶而來的時候,過去與舊政權有過這樣那樣聯(lián)系、曾與馬克思主義或相對立或相疏離的士子們,對這一運動究竟會進行到什么程度,大都心中沒底,因而惴惴不可終日。許多人(當然包括童)當時思慮的焦點,可能并不是真正改造自己——“思想而能改造,在我的舊腦筋里簡直是一件不能想象的奇事”,而是如何干方百計使自己“過關”。至于朋友、老師怎么辦,對這些急于過河的自身難保的泥菩薩們來說就顧不了那么多了。能“出賣”的且“出賣”,能拉來墊背的且拉來墊背。童書業(yè)的出路看來必須是當機立斷,與老師顧頡剛劃清界限,把自己從“古史辨”派的陰影中撇出來。何況顧頡剛亦已經與他的老師斬斷葛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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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增訂本)》:學術者,非研鉆故紙、墨守陳言之謂,要在觀往知來、聞一知十,察天人而處順變。故圣人常在憂患者,為其學術深至也。我們若為自己成名計,自可專做文章,不辦刊物;若知天地生才之不易,與國家社會之不愛重人才,而欲彌補這個缺憾,我們便不得不辦刊物。我們不能單為自己打算,而要為某一項學術的全部打算。假使你在青年期沒有練習發(fā)表意見,你到了壯年以后就不會發(fā)表意見。假使你在青年期沒有練習容納別人的意見,你到了壯年以后就不能容納別人的意見。你的胸中在青年期沒有幾個問題,壯年以后,腦筋越來越僵化,思想越來越枯澀,更沒有發(fā)生問題的希望了。不少師友以為我有個人野心,想做“學閥”來和別人唱對臺戲,于是對我側目而視,我成了眾矢之的??箲?zhàn)前,北平流行著一句話;“北平城里有三個老板,一個是胡老板胡適,一個是傅老板傅斯年,一個是顧老板顧頡剛?!皬男问缴峡?,各擁有一班人馬,好像是勢均力敵的三派。其實,胡適是北大文學院長,他握有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美庚款)當然有力量網羅許多人;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他一手抓住美庚款,一手抓住英庚款,可以為所欲為。我呢,只是燕大教授,北平研究院歷史組主任,除了自己薪金外沒有錢,我這個老板是沒有一點經濟基礎的。——顧頡剛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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