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

出版時間:2009-7  出版社:中華書局  作者:王明珂  頁數(shù):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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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是我關于中國民族史系列研究中最新的一本著作。它與我過去的兩本著作《華夏邊緣》以及《羌在漢藏之間》,皆有密切關系與延續(xù)性。對《華夏邊緣》來說,這本書可稱是其續(xù)篇,更具理論與體系地說明華夏與其邊緣區(qū)域人群經(jīng)由歷史互動,而形成今日中華民族格局的過程。對《羌在漢藏之間》來說,本書是其反思篇。由羌族研究中認識到“弟兄祖先歷史心性”之后,我重新理解有關黃帝、炎帝、蚩尤等英雄祖先歷史,視之為一種與前者不同的“英雄祖先歷史心性”產(chǎn)物,以此解釋“炎黃子孫”與“弟兄民族”的深層歷史意義.《羌在漢藏之間》是化陌生為熟悉,而本書則是化熟悉為陌生,經(jīng)由此過程而使得反思性新知得以重生?! ∫虼?,這本書是新的學術視野與現(xiàn)實關懷下的中國民族史著作,也是我所提倡的反思史學研究的一部分。反思不同于解構(gòu),反思性研究也不同于后現(xiàn)代研究。后現(xiàn)代研究因其所蘊含的現(xiàn)代主義觀點而忽略歷史的延續(xù)性,強調(diào)過去與現(xiàn)在間的斷裂,因而也對政治社會現(xiàn)實常采批判與解構(gòu)觀點。至于解構(gòu)之后如何再造社會現(xiàn)實,或如何促進國家、民族、階級。

內(nèi)容概要

在《羌在漢藏之間》一書中,作者是“化陌生為熟悉”。在認識到“弟兄祖先歷史心性”后,在《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中,作者“化熟悉為陌生”,以“英雄祖先歷史心性”解釋自古流傳的黃帝、炎帝、蚩尤等英雄祖先之歷史,及其對華夏邊緣人群造成的影響,藉此作者說明“歷史”塑造華夏及當代中國人認同的歷史過程。經(jīng)由“化陌生為熟悉”與“化熟悉為陌生”所產(chǎn)生的反思性新知,作者期望《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能增進人們對歷史與民族的了解。

作者簡介

王明珂,1952年生于臺灣,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現(xiàn)為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曾在臺灣大學、臺灣政治大學、臺灣東吳大學等校教授歷史與人類學相關課程。1994年以來,多次到川西地區(qū)進行羌族田野調(diào)查。主要研究范圍是羌族及西南少數(shù)民族,北方游牧社會之歷史與人類學研究。主要著述:《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蠻子、漢人與羌族》、《羌在漢藏之間》、《尋羌——羌鄉(xiāng)田野雜記》。

書籍目錄

原序與謝詞前言:中國民族起源與形成  一 中原核心、多元一體、想像社群  二 本書主旨與研究方法第一章 邊緣與異例  一 邊緣異例  二 弟兄祖先故事  三 歷史心性第二章 英雄祖先歷史與華夏意識初萌  一 新石器時代晚期黃土高原邊緣的人類生態(tài)變遷  二 商、周王朝出現(xiàn)的人類生態(tài)意義  三 華夏與華夏邊緣的出現(xiàn)  四 凝聚華夏的各種“根基歷史”方案  五 黃帝與炎帝:弟兄或敵手  六 “英雄祖先歷史心性”下的黃帝第三章 《史記》文本與華夏帝國情境  一 《史記》中的黃帝:血緣、空間、時間與政治權(quán)力  二 《史記》中的黃帝子孫  三 “正史”與華夏帝國:文類與社會本相第四章 蜀之華夏化與方志文類  一 典范中國史中的古蜀歷史  二 被遺忘的“過去”——三星堆文化  三 歷史學者對“三星堆文化”的解釋  四 漢晉蜀人對“過去”的失憶  五 蜀人成為黃帝子孫  六 被遺忘的歷史心性  七 “方志”文類的出現(xiàn)及其意義第五章 英雄徙邊記:邊疆史的模式化情節(jié)  一 正史中的四種“英雄徙邊記”文本  二 “英雄徙邊記”文本分析  三 “英雄徙邊記”與華夏邊緣第六章 反思英雄徙邊記:朝鮮與東吳  一 反思性  二 東北邊緣:箕子、朱蒙與檀君  三 神話與歷史  四 高麗之本土歷史建構(gòu)  五 東南邊緣:太伯成為本土英雄祖先第七章 反思英雄徙邊記:滇與西羌  一 西南邊緣:莊躋記憶被忽略及再喚起  二 沙壹與竹王  三 佛僧與祖先:《南詔圖冊》中的大封民國認同  四 大理王朝至明清時期的白人與九隆族  五 莊跬復出于“方志”之中  六 西北邊緣:三苗與無弋爰劍受冷落第八章 北疆與南薯的英雄祖先記憶  一 漢晉以來北方華夏邊緣的炎黃子孫  二 北朝、隋、唐時的炎帝子孫  三 南方的廩君、盤瓠子孫  四 盤瓠與盤王子孫——本土觀點  五 南方的蚩尤祖先  六 另類歷史:南方的“弟兄祖先”祖源記憶  七 黃帝子孫與南疆“漢人第九章 華夏社會邊緣的英雄祖先記憶  一 家族譜系之文字記憶  二 文字譜系記憶的民間化與族譜文類之興第十章 近代中國炎黃論述  一 國族歷史建構(gòu)初期的炎黃子孫記憶  二 “英雄徙邊記”與近代中國邊疆史  三 新文類“民族史”下的華夏邊緣再造  四 英雄祖先與弟兄祖先第十一章 多重邊緣交會:索土司的祖源  一 瓦寺土司的家族史  二 多種邊緣之交會  三 三種土司家族史的文本解讀  四 歷史記憶下的個人動機、意圖與情感結(jié)語 歷史中的表征與本相  一 文本、表征與情境、本相  二 歷史心性、文類、模式化情節(jié)  三 邊緣、異例、斷裂與符號  四 符號與結(jié)構(gòu)之間:模仿與攀附山  五 反思與反省的歷史參考書目索引

章節(jié)摘錄

  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數(shù)十年間,民族學、語言學、考古學、體質(zhì)學與國族史學等,皆先后隨西方及日本勢力進入中國。這些學科知識之累積,都涉及必要的長期田野研究,然而即使是在20世紀4。年代之中國,各學科之田野工作仍只在起步階段。雖然如此,當時民族史著作已大量采納這些相當初步的學科知識,與一些新學術名詞概念——這些學科知識與相關名詞概念,是構(gòu)成“民族史”文類的重要因素。譬如,在前面我曾提及,傅斯年等學者以考古學、體質(zhì)學、神話學等,證明上古東北各部族在血緣、文化上與中國有密切關系?!叭朔N”、“體質(zhì)”、“考古文化”等概念,頻繁出現(xiàn)在他們的論述里。又如在王桐齡之《中國民族史》中,作者稱東南“吳越”民族有斷發(fā)、文身之俗,與漢族在語言、血緣上都有差別。呂思勉的《中國民族史》中,作者認為“粵族”也就是“馬來族”,其文化特征為文身、食人、斷發(fā)、裸身等。這些由古文獻或奇風異俗志中摘取的刻板知識,顯示作者們已深受“民族文化”概念之影響?! ∫苍诖艘粫r期及略晚,考古上的“龍山文化”、“仰韶文化”,體質(zhì)學上的“蒙古人種”,語言學的“泰撣系”、“苗儒系”等學科分類與范疇概念,都被用來與“民族”范疇相結(jié)合。因此,雖然對絕大多數(shù)的滿、蒙、藏等邊裔族群而言,黃帝或炎黃子孫歷史記憶之意義不大,然而“蒙古人種”、“漢藏語系”與“仰韶文化”、“紅山文化”、“北方青銅器文化”等體質(zhì)學、語言學、考古學范疇之知識建構(gòu)與它們彼此間的聯(lián)系,廣泛被用以描繪國族邊緣與強化國族內(nèi)部凝聚。到了2。世紀下半葉,與上半葉的早期“民族史”相比,顯然語言學、體質(zhì)學、民族學與考古學等之相關知識內(nèi)涵增加許多;相對地,“黃帝”或“炎黃”的歷史,以及太伯、莊趼等“英雄徙邊記”歷史,逐漸失去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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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評論 (總計26條)

 
 

  •   王明珂先生是我一直很想了解的人類學者,《英雄祖先與兄弟民族》是其名作之一,這次終于有機會讀完了。閱讀之后只有一個感覺,就是真是一本好書!充分借鑒了布爾迪厄和??绿岢龅摹瓣P注邊緣群體的記憶心性的形成”——以本書而言就是關注“為何他們宣稱自己是誰”的社會記憶及其構(gòu)建、重建。
    王明珂先生很有意思,一上來就既為自己的學術研究尋找西方哲學理論背景(即布爾迪厄、福柯),一方面又為自己尋找中國史學的根源(王先生追溯到了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派”史學)。
    這本書的觀點,概括起來即華夏源于“炎黃民族記憶共同體”,一群群主要是今天中國南方的其他族裔的人群因為其生產(chǎn)方式與位于今天中原一帶的華夏先祖接近而被華夏先祖通過英雄祖先(征服者)之后(被征服者)或失敗英雄徙邊(被征服者)被整合(甚至是重建)起來,構(gòu)成了越來越擴大的“華夏”(其實“炎黃子孫”這一說法即是明證:最早只有“黃帝子孫”,是北朝游牧人群強調(diào)“炎帝子孫”并重建炎帝黃帝關系而整合起來的)。與之相反的是南方少數(shù)民族保留其祖與華夏祖先為“弟兄”,最后華夏先祖得到優(yōu)待的“弟兄祖先”記憶。
    實際上,這就把“漢族是‘文化認同’而非‘血緣認同’”的觀點給坐實了。
    本書尤其有意思的是提供了這種整合失敗的范例,即朝鮮民族通過拒絕被納入箕子之后而自行建立“檀君—朱蒙”傳說體系,以及羌族部落對華夏提供的華夏英雄譜系邊緣化地位的冷淡而轉(zhuǎn)歸藏族提供的藏族英雄譜系。
    而在近代,面對外國勢力分割中國邊疆的企圖,中國學者(主要是漢族)原本想再次利用這種“英雄祖先之后或失敗英雄徙邊”模式重建“中華民族”認同,只不過這一次失敗了(藏族、蒙古族、維吾爾族、回族均有了強大、清晰的自己的民族記憶,難以再被收編了)。
  •   收錄了幾個典型的少數(shù)民族與中華炎黃的交融歷史,史料非常豐富,對少數(shù)民族文化感興趣的話可以讀進去
  •   王老師的書就差羌在漢藏之間沒有了。
  •   心靈的歷史,新歷史主義的作品
  •   王明珂的經(jīng)典著作之一,對我研究民族史起到了很大幫助,謝謝!
  •   王明珂的書值得閱讀和收藏~
  •   算是對王明珂先生之前學術的一個總結(jié),大部分內(nèi)容與觀點,之前都已在不同的場合有所闡述,此書把他們進行了梳理,充分體現(xiàn)了王明珂先生的學術思想。附:發(fā)現(xiàn)**亞馬遜的價格比當當便宜啊
  •   王明珂的大作
  •   在今天這個浮躁的社會里,還有幾位能像作者這樣辛勞做滿功夫的調(diào)研者???!
  •   書的內(nèi)容很發(fā)人深思,整個系列內(nèi)容的書都很好,強烈推薦
  •   王老師的書,值得一看,贊一個
  •   真正的學術著作,好好地讀吧。
  •   有折的地方
  •   王明珂著力于從多聲的歷史角度去作研究。他寫道:“歷史不是只有一種聲音,這就是為什么我在羌族地區(qū)做研究的時候,不像傳統(tǒng)的人類學家那樣呆在一個所謂最典型的羌族村子,我要跑很多地方,聽不同的故事,觀察不同的文化?!边@一點,對我很有啟發(fā)。在《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根基歷史的文本與情境》一書之序言中,王明珂指出,當代歷史學者,特別是后現(xiàn)代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歷史學者,常批評單一、典范與線性的歷史,強調(diào)歷史有多元的聲音。然而這樣多元、多線的歷史,經(jīng)常仍是對“過去”的選擇性建構(gòu),或為對“過去”眾聲雜沓的爭鳴,而未見及“歷史”與人類社會間巧妙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更有甚者,批評單一的線性歷史,解構(gòu)某種體制與認同下的典范歷史,如此,學者——在對自身的文化與學科偏見與相關優(yōu)勢權(quán)力毫無自覺的情況下——所提出的“解構(gòu)性知識解構(gòu)性知識”常為對他者的侵犯與侮辱。無論如何,在各種權(quán)力主體以“歷史”相互解構(gòu)中,邊緣的“歷史”仍然靜默。因為關鍵不在于誰的“歷史”更正確、更全面、更多元,而是,只要“歷史”仍是“歷史”,“神話傳說”仍為“神話傳說”,我們便不可能認識自身與他者的“歷史”,也不可能認識為“歷史”所塑造的社會情境。王明珂博士寫道:“中國人常以‘豐富的歷史文獻’而自豪。我認為,值得自豪的不只是那些以漢文字書寫的‘歷史文獻’,而更應是在各地人群長期交流、交鋒下產(chǎn)生的以各種媒介表述的‘歷史記憶’,包括被視為‘民族神話傳說’的那些記憶。突破自身各種文化、學術與社會認同‘框架’(邊緣),發(fā)掘我們文化與社會生活中深藏的各種知識建構(gòu)范式(如PierreBourdieu所稱的unthoughtcategoriesofthought)PierreBourdieuandLo?cJ.D.Wac****t,AnInvitationtoReflexiveSociology,Cambridge,UK:PolityPress,1992,p.40.,我們或能了解這些豐富、多元記憶的內(nèi)在含意,及其形成與變遷的社會情境。如此具反思與反省的‘歷史’新知,不但有助于中國各民族對彼此之了解與民族內(nèi)外族群關系之改進,也將是中國歷史記憶對世界的貢獻?!边@一觀點,是非常有穿透力的。
  •   王明珂的書蠻好 結(jié)合羌在漢藏之間看
  •   這書配著另一本他的著作《羌在漢藏之間》一起買的 老師讓看 很有一看的價值
  •   說實話我很喜歡作者的文筆,常常有一些受益匪淺的章節(jié),但是從全書看來作者對漢族和羌族的了解勝過其他民族,所以有時候會無意識的把漢羌引入到其他民族的章節(jié)中,我認為沒完整 獨立的表現(xiàn)出其他民族。而且全書還是以漢民族為主體。這樣的書,應該是平等的介紹各民族,不要一介紹某個民族就把一些“主流”傳說拿出來作為證據(jù),每個民族都有他獨特的地方,并不都是炎黃體的分支,作為少數(shù)民族來讀這個書,心情是壓抑的! 中華民族今時今日的成就是整個中華大地各個民族相互融合發(fā)展的結(jié)果,是多數(shù)民族和少數(shù)民族共同的努力!
  •   差評??!
  •   打折時搶購的
  •   一部讓人不忍釋手的書
  •     《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根基歷史的文本與情境》,是我看過的王明珂先生的第二本書。第一本是他的田野札記《尋羌》,印象大好,他所研究的的民族學,特別是對羌族的研究,正是我所知甚少又極感興趣的領域。由是又去買了這本書來讀。
      
      王明珂在此書中,則以歷史心性入手,探討了華夏與周邊蠻夷之間的關系。在書中,他先是討論了華夏民族形成的過程,結(jié)合歷史,分析黃帝這個英雄祖先是如何樹立起來,并為民族共同記憶的。然后,他又例舉了蠻夷與華夏的關系,剖析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的構(gòu)建情形。從民族的失憶,到英雄的徙邊,華夏周邊諸蠻夷其實已經(jīng)定位了與華夏的關系。而各民族對于華夏加諸于其民族記憶之上的祖先的態(tài)度,也決定了該民族與華夏的親疏?;颖茏叱r,太伯奔吳,莊蹻征滇與無弋爰劍,這是作者在書中重點敘述的四個案例,他們構(gòu)成了諸蠻夷與華夏共處的四種模式?;雍髞碓诔r被稟君代替,而無弋爰劍在西戎無人提及,莊蹻在云南也是幾經(jīng)反復,只有太伯在吳越一帶被視為民族的祖先。在這幾種模式之中,華夏與蠻夷之間,對于其祖先的來源,有著有趣的互動。華夏總是將英雄徙邊的故事加諸于蠻族,而諸蠻夷也是似迎還拒。最后博弈的結(jié)果,成功抗拒了徙邊故事的,則永久成為異國,如朝鮮及西戎;而選擇了徙邊祖先的,則融入到華夏之中,如吳、滇等地。至于作者最早探討的蜀,則早已將祖先從記憶中抹掉了,只留下三星堆在那里讓后人費思量。
      
      看此書時,一直縈繞于我心中的,是何以在中國少數(shù)民族都居住在華夏邊緣的問題。打開中國的地圖,我們會發(fā)現(xiàn)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在中國版圖之內(nèi),除了零星點綴著的近代移民之外,漢人基本居于中間,而漫長的國境邊緣,居住的基本都是少數(shù)民族。這與世界諸國的情形,形成鮮明的對比。實際上,這也與中國自古已有的“四周蠻夷,華夏居中”觀念是一致的。何以會形成這么一種現(xiàn)實,或者說形成這么一種觀念,探究一下是挺有意思的。
      
      但這樣的題目要探究,認真想起來也是相當麻煩的。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在中國的語境之中,其實國家與民族及文化這三者,是相互摻雜在一起的。三者之間很難有一個準確的界限,很多時候是混同的。在提中國之時,究竟是指中國這個國家,還是指中華民族,抑或指的是中華文化,很多時候提者聽者都是很含混的,因此在許多問題上都會出現(xiàn)分歧。再往細說,即使是國家、民族及文化,也有著不同的含義。國家究竟指的是什么時候的國家?先秦的,還是漢唐的?成吉思汗的,還是努爾哈赤的?抑或是現(xiàn)今中國版圖之內(nèi)的?這些都只能在各種情境之下,才能有較為清晰的界定。中華民族亦是如此。我們現(xiàn)在所指的中華民族,大家都覺得很明白,那就是指的是現(xiàn)在版圖之內(nèi)的以漢族為主體的五十六個民族。但如果將此概念放到歷史中去,則又讓這個概念變得混亂不堪了。漢族形成于何時?是單一的民族還是由什么民族融合而成?對此問題學術界一直爭論不休。且現(xiàn)在歸屬于中華民族的民族,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曾是當時主體民族漢族的對手甚至敵人。中華文化則更是無法精確地界定,哪些文化可以且應該歸于中華文化,細究起來也是問題。
      
      定居在這片土地上的主體民族究竟起源于何處?也是爭議頗多。大多認為,我們的祖先即是來源于這塊土地,只是在不斷地融合著其他的民族,從而形成了現(xiàn)今的中華民族。從歷史的記述到民族的記憶,均支持此說。認為黃帝一脈是中華民族的始祖,后來又與炎帝部落融合,從而形成了現(xiàn)在民族的主體。當然,在其后漫長的歷史過程之中,還不斷地有其他民族的血液融入進來,給這個本來已經(jīng)很混雜的民族,又增添著其他的基因。這種融合前期是靠征服,強大的民族吞并弱小的民族。后期則是靠文化,優(yōu)勢文化融合了弱勢文化。另一種起源理論則是西來說,認為我們的祖先來自于西方,來自于文明的搖籃中東地區(qū)。他們一路東行,來到了中原地區(qū),并在這里不斷地征服。而原住民則被不斷地向四邊驅(qū)散,有的則被融入主體民族之中,形成了現(xiàn)在的中華民族。也有專家猜測,或許這些先進的民族是從印度通過西南過來,然后再向中原擴展。不過,讓人遺憾的是,這個民族忘記了自己所自何來,而將民族的記憶湮沒于歷史深處了。我們只能從歷史文獻中,尋找出一些蛛絲馬跡。
      
      有趣的是,無論是起源于本土,還是從西而來,經(jīng)過一代又一代的拓疆擴土,原來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土著民族,最后要么是被融合,要么是被驅(qū)趕至中華的邊疆,且這種過程在不斷地進行之中。中國的領域在不斷地擴展,中華民族也變得越來越強大,而未被融入的蠻族則被趕至人跡罕至之處,被驅(qū)入深山峽谷荒漠戈壁之中。這個過程如海潮一樣,一波一波的,皇恩普播,無遠弗屆。因此,在居住于中原地區(qū)的華夏民族來說,他們的邊疆是沒有清晰界限的,野蠻民族所在地,則是華夏帝國的邊疆。華夏民族與這些蠻族達到一種相對的平衡,其實他們的邊界也是模糊不清,也是犬牙交錯的。東夷、北狄、西戎和南蠻,環(huán)伺于中華的四周。這樣,華夏就在不斷地與各方的蠻族,進行著長遠的斗爭,在這種無助于文明發(fā)展的互動中,消耗著中華文化旺盛的血脈,最后變得沒有任何進取心的文化。而周邊的蠻族,亦如王明珂先生在書中所描寫的那樣。一些邊疆蠻族攀附著華夏的祖先,讓自己找到了英雄的血脈,從而接受中華文化,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另外一些則抗拒著這種同化,在民族的傳說中去另尋祖源,雖然接受了中華文化的影響,但仍保持著民族的獨立性,朝鮮即是典型的例子;而像西部的廣大蠻族,則游離于這種文化之外,中華文明對于他們的影響,如風過耳,不留痕跡。
      
      另一方面,中華民族向外拓展的過程,也如清掃園地,只是將園子里的石子向外推掃,讓這些石子圍在了園子的周邊,形成了一種屏障,阻礙著華夏與其他文明的接觸與交流。這樣,中華文化也就成為文明的孤島,失去了外界文明的刺激和滋養(yǎng),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獨立發(fā)展。不像西方文明那樣,雖然爭斗不斷,但畢竟相互地促進與借鑒。一個文明衰落,另一個文明又在原有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我們文明這樣發(fā)展數(shù)千年的結(jié)果,就如近親繁殖,也如溫室中的花朵,沒有了活力。而四周蠻夷的結(jié)果,也給予了華夏這片土地上的民族以錯覺。我們沉浸于中央帝國的美夢之中,認為整個世界皆是蠻夷之地,只有中華文明之燭在熊熊燃燒,除了中華之外,世界一片黑暗。只有在近世,當西方的文明繞過四周蠻夷的屏障,從海面上進入中華帝國之時,我們的唯一文明上國的迷夢才開始破滅。我們才忽然地發(fā)現(xiàn),華夏文明之光并未澤被世界,被我們視為荒蠻偏僻之地的地方,文明早已躍升到更高的層次。他們來到中國,并非是來向中央帝國進貢,并非是來叩謝浩蕩皇恩的,而是來打通貿(mào)易壁壘,是來向我們傳播現(xiàn)代文明福音的。誰是蠻夷,誰是文明,到此已是毋須多言了。華夏之國的開疆拓土,中華文明的福音遠播,華夏民族的華夷之分,只是讓我們自己劃地為牢,困守孤城。
      
      四周蠻夷,華夏居中。這種觀念與現(xiàn)實,只是使這個民族收獲了一點優(yōu)越感,而失去了整個的世界。
  •     以下不是書評嘿嘿
        臺灣版本為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大陸版本為中華書局2009年第一版。我偶然把倆版本對照了一下 發(fā)現(xiàn)一處不同,在第11章,某處注釋中:
        臺版P187:“愿將花雨洗蠻風”是清乾隆時石泉(北川)縣令姜炳章所作《白草歌》中之句﹐表現(xiàn)漢人縣官對蠻夷之俗的鄙夷﹐及其期望以漢文化教化蠻夷的用心。
        大陸版P225:“愿將花雨洗蠻風”是清乾隆時石泉(北川)縣令姜炳章所作《白草歌》中之句﹐表現(xiàn)漢人縣官期望以漢文化教化“蠻夷”的用心。
        二者比較之下,可見后者刪去了“對蠻夷之俗的鄙夷”之句。看起來,中華書局的編輯認為,漢人縣令“對蠻夷之俗的鄙夷”是政治不正確的,或曰不和諧的;于是編輯就給咔嚓掉之!這一招剪刀手,雖沒有曲解原意,但如此之“謹慎”,簡直到了怯懦的地步,讓我覺得可悲可笑——我簡直要出離憤怒了。我不憚于惡毒的猜測,該編輯的這種“謹慎”只是出于自我審查而已?;蛟S人家長久以來不得不自我審查,以致于自審慣了,思路已經(jīng)完全被同化掉,已經(jīng)跟出版總署完全同步,達到了出版社與出版總署天人合一的境界?也許我不該憤怒,而該同情??難道這是中華書局的苦肉計么???
        大陸的紙版書如此不靠譜,簡直是逼我放棄紙版轉(zhuǎn)投電子版嘛,可我實在不習慣在電腦上看長文,那么是不是需要搞個kindle之類的試試咧。。。所以我再次不憚于惡毒的猜測,這編輯是kindle的托兒嗎?照我看,kindle的大陸市場,托了這種編輯們的福,完全有理由比原產(chǎn)地還紅火的呀
  •     所謂“歷史”,無非是已經(jīng)發(fā)生的事情。因此長期以來傳統(tǒng)史觀均傾向于認為,著史便意味著對這些事件確切、客觀的記述,強調(diào)秉筆直書。然而人畢竟有著主觀意志,任何“事實”總是受到人們觀念和立場的制約,根本沒有完全客觀的事實“擺在那兒”——電影《羅生門》已經(jīng)揭示了這一點:每個當事人對事件的回憶都有一套自己的敘述,有著不同的細節(jié)和強調(diào),以至于根本無法判斷誰說的才是真相。而史學家同樣是人,純粹客觀敘述的史學也是不存在的。
      
      這種紛繁多線的歷史敘事,在各種彼此歧異的傳說中尤其顯著,因此以往人們常常感覺對此無從措手,只能將之視為荒誕不經(jīng)。王明珂則引入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他從社會記憶入手來理解這些看似一團亂麻的故事——與“歷史”不同的是,記憶是人們相信發(fā)生的事情。因此問題就在于:一個什么樣的社會,需要這些故事?
      
      記憶是一種需要
      
      在他對羌族的研究中,王明珂發(fā)現(xiàn)一個反復出現(xiàn)的敘述模式:同一條溝的三個村莊,都傳說其祖先分別是一起來此開荒的三兄弟。在他看來,“兄弟”這個符號暗示著這幾個人群之間既合作、又區(qū)分和對抗的關系:他們共同享有和分配當?shù)刭Y源的同時,也存在著競爭。為了對應這一社會現(xiàn)實,人們的記憶和歷史敘述就被如此設想了。
      
      從這一點推延出去,他意識到這類傳說的廣泛存在,例如根據(jù)布朗族的傳說,開天辟地時天上漏下四兄弟,佤族是老大,老二布朗和拉祜是雙胞胎,漢族老三,傣族老四——這樣的情節(jié)在西南各族中廣泛流傳,雖然細節(jié)時有不同。常說的“五十六個兄弟民族”實際上并不僅僅是當代強調(diào)民族團結(jié)的口號,它也是“一種古老歷史心性與記憶的遺存”,有其不容忽視的內(nèi)在力量,這也是它為何能一直流傳至今的根本原因。
      
      在這樣的歷史記憶中,幾個祖先弟兄的后裔往往涵蓋本地“所有的人”,在這種“歷史”所造就的社會族群關系中,沒有征服者與被征服者、老居民與外來者,各族群處于對等的共有、區(qū)分與競爭關系之中。而對“過去”的記憶、敘述本身又造就和強化了這種群體關系和社會現(xiàn)實——幾群人出自同一祖先這一“事實”暗示了所有人,他們本來是聯(lián)系緊密的一家人,而兄弟之間關系的主要特征顯然并不是劇烈對抗。它不但將現(xiàn)有社會關系合法化了,事實上也阻止了這種關系的惡化或極端化。
      
      同時,一個所有人共同相信的“起源歷史”,對群體的凝聚至關重要——王明珂將之稱為“根基歷史”。基于此,這種祖先起源的模式便具備一種功能性價值:例如自《史記》的經(jīng)典書寫之后,漢人普遍自視為“炎黃子孫”,英雄祖先在這樣的歷史敘事中占據(jù)一個核心地位。而上古傳說中蚩尤等帝王與黃帝的關系,將整個中國大地上不同地域和部族的祖先結(jié)合成為一個整體。事實上如果不是通過這樣的記憶網(wǎng)絡不斷的編織,幾千年來中國很難維持一個長期統(tǒng)一的局面,因為這有賴于所有人的認同和記憶;反過來,這種統(tǒng)一局面又促成了相關歷史記憶的生成。
      
      自從黃帝被設想為華夏族的共同祖先之后,以他為祖源的記憶便開始逐漸向外擴散傳播,例如原本是異族的拓跋鮮卑建立北魏之后,就宣稱自己的祖先其實也源出黃帝。這種宣示本身沒有歷史依據(jù),但正因此它才耐人尋味:為什么需要構(gòu)造這樣一種聯(lián)系?答案是:這種歷史記憶的改變可以賦予當事人現(xiàn)狀以合法性。日本古代貴族都將自己的祖先追溯至最初輔佐天照大神的神靈,這使得他們的社會地位顯得更加理所當然。唐朝時幾乎所有姓氏都聲稱源出上古帝王或大臣,以至于武則天曾幽默地詢問:這么說來,難道上古沒有百姓嗎?
      
      當然,這種擴散本身也有賴于人們的主動認同。隨著社會的發(fā)展,所有的邊緣都出于社會認同感而卷入到這種歷史記憶的構(gòu)造中來——不論是文化邊緣(初民、土著)、空間邊緣(邊疆)、時間邊緣(古代),還是社會權(quán)力邊緣(社會下層)。明清時西南各地的大姓和土司都聲稱自家源出內(nèi)地名人,例如廣西壯族土司常常攀附說先祖是北宋名將狄青的部屬,本是山東青州人。這些模式化的情節(jié)普遍存在,正說明了相應的社會情況也普遍存在。通過這樣的建構(gòu),邊緣的歷史就被編入和整合進一個統(tǒng)一的大歷史中來,原本的歧異被掩蓋,而共有的認同得到了強調(diào)。
      
      反過來,對不同歷史記憶的選擇,也與群體心態(tài)有著密切互動。這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便是朝鮮的兩個起源傳說:在很長時間里,人們都相信朝鮮最初是殷商時代的仁人賢臣箕子東遷后才立國的,朝鮮本國文士也長期因此自稱“君子之國”、“小中華”,這深深影響了中原王朝對朝鮮半島政權(quán)的政治態(tài)度;但近現(xiàn)代的朝鮮民族知識精英則更崇信檀君為開國君主——傳說他是天神與熊女所生,這個神話長期被視為荒誕不經(jīng),但它的本地起源色彩更適合于朝鮮人建立起一個擺脫華夏的自我認同的情感需要。
      
      連瑞枝《隱藏的祖先》一書中曾同樣運用社會記憶理論來詮釋云南大理的歷史:在崇信佛教的南詔大理時代,人們發(fā)起一連串的尋找佛陀圣跡的活動,佛教氣氛籠罩整個社會思想;而到元朝在云南建立文廟之后,一個思想上頗為不同的地方社會就被逐漸建立起來,到了明清時代,云南當?shù)啬怪局芯苑Q祖先是元明時有功名官職者,祖籍常常是南京或江西。所有這些歷史都昭示著一個事實:不同的社會需要不同的記憶——記憶不僅僅是對已發(fā)生事實的客觀陳述,更是對現(xiàn)狀的認可和解釋。
      
      想象的聯(lián)系
      
      雖然對相關歷史記憶的剖析使我們意識到,任何一種集體記憶都不是單純地保存往事,而往往是根據(jù)現(xiàn)在來重構(gòu)“過去”。但王明珂的目的并不是為了解構(gòu)這一點,并指出那些歷史記憶都是虛構(gòu)的謊言;他仍認為這些是值得尊重且耐人尋味的敘述,因為事實上沒有一個人能完全不帶自我觀念地去回憶,而且,這些看起來互相歧異或不合理的記憶本身,正折射出一個普遍的心態(tài):任何社會秩序的成員必須擁有一個共同的記憶,否則他們就無法共享經(jīng)驗。
      
      這正是現(xiàn)在許多族群沖突中最突出的問題,例如中日對南京大屠殺的記憶和敘述分歧很大,這使得兩國人民和政治家都無法達成共識,造成嚴重問題,正因此才要倡導東亞共同編寫歷史教科書。在現(xiàn)代民族主義沖突中,族群邊界在競爭中愈發(fā)顯得清晰明確,而這又導致了對立雙方往往無法采取妥協(xié)的立場。在所有現(xiàn)代族群沖突中,無論是巴以還是北愛爾蘭,對立雙方都有一套截然不同的歷史記憶來支持己方的行為。與這些殘酷而長期的沖突相比,西南各族的弟兄祖先傳說在強調(diào)區(qū)分、對抗的同時更強調(diào)像一家人似的合作,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族群關系,這種想象的聯(lián)系能作為一個強有力的紐帶使人們感覺生活在同一個生活世界之中。正如王明珂在書中所強調(diào)的,反思這種發(fā)生在邊界的多元、模糊、跨越、漂移的現(xiàn)象,能很好地有助于我們反思各種社會情境和人的處境。
      
      以往經(jīng)典的人類學理論常常認為個人認同的某些方面是“給定的”,不可能輕易改變;例如血緣、語言、種族聯(lián)系都是所謂“原始關系”,人們由此發(fā)展出自我認知,并成為政治忠誠的基礎。王明珂的研究已經(jīng)證實這些也并非完全不可更改,通過對歷史記憶的重新設定,人們跨越這些邊界都是可能的,至少使這些邊界顯得模糊化了,而這反過來倒是更有利于一個共同秩序下和諧共處的族群關系。無獨有偶,另一項對尼日利亞約魯巴人的研究也證實:“約魯巴族人為了更好地配置經(jīng)濟和政治利益,長期以來很有策略地重塑了他們的祖籍城邦認同”(《找回國家》)。這一案例可以有力地佐證中國歷史上相似的現(xiàn)象:西南各族明明是土著,卻自稱祖先是南京、孝感或江西遷移而來的漢人。
      
      哈布瓦赫的經(jīng)典著作《論集體記憶》中曾說:“聲名流傳下來并為后人記住的祖先,只是那些對他們的記憶已被人們變成了崇拜對象的先輩,他們與這些先輩至少保持著虛構(gòu)的聯(lián)系。而其他的祖先,則變成了默默無聞的大眾的一部分?!贝_實,人們與祖先的聯(lián)系,往往是一個英雄形象的符號的聯(lián)系,這也是群體凝聚的需要。這與其說是事實記憶,不如說是一種情感記憶:在這里,事實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那個符號性存在。就像康有為自稱祖上十三代均是讀書士人,從未做過其他行業(yè),雖然這與事實明顯不符,但這反映了他自身的價值認同。
      
      今天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持續(xù)進行,世界已越來越成為一個整體,“全球史”第一次真正成為一種可能。此前歐洲統(tǒng)一進程也伴隨著一種將歐洲視為一個整體的歷史記憶,這使得年輕一代越來越多地將自己視為“歐洲人”而不僅僅是英國人或法國人;很快,我們就有必要構(gòu)造一個屬于全人類歷史的記憶,“弟兄民族”的記憶在某種程度上倒正暗示著那個人類很久以來的和平夢想——天下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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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好,心理學上的選擇性記憶的擴大化。
  •   很好的文章,但是要是擺在現(xiàn)在的中國貌似不是有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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