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繪畫史

前言

　　王曉平　　日本人(包括從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遷徙到列島的人們及其后裔)，至少從我國南北朝時代便揭開了研讀中國典籍的歷史，而伴隨中國文化進入日本所產(chǎn)生的一系列文化現(xiàn)象，諸如寫經(jīng)抄書、創(chuàng)造假名、宮中講經(jīng)、發(fā)明訓讀、朗詠流行、設明經(jīng)文章諸科博士、藏典修史等等，構成了人類文化交流史上壯觀的奇景。日本人審視中國的同時，也在成就著自身。不論是出于何種目的，從廣義上講，日本人研究中國，幾乎經(jīng)歷了一千多年的歲月，但學界真正把研究中國的學問稱為“中國學”，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的事情?！　￠L達一千五百年以上的中國研究史，是與日本文化的開創(chuàng)和發(fā)展緊密聯(lián)系的。尤其在近代以前，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完全拋開中國學術史，便沒有完整的日本學術史可言。但是，從明治維新以后，日本人研究中國的目的方法和態(tài)度發(fā)生了徹底的變化。盡管中國傳統(tǒng)的考據(jù)學、文獻學的影響依然存在，但與西方學術同時也與本土固有文化研究建立的聯(lián)系，遠比與中國同時學術的聯(lián)系敏感、緊密而又牢固。不論如何，從古至今，日本學界產(chǎn)生了眾多研究中國的大學問家和名文名著。　　日本人對中國的研究與中國自身的學術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主導這門學問的根本課題，是島國日本如何面對大陸中國。它們不僅植根于異質的文化土壤，從屬于日本文化體系，反映或者作用于當時日本的包括民族主義思潮在內(nèi)的各種社會思潮，在日本學界獲取評價，而且根本目標在于發(fā)展日本文化。所以盡管它們有時與中國本土學問面臨著同一對象，然而兩者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性質和價值?！　≡谑澜缥幕叱龈髯苑指顨v史階段的今天，國外中國學與中國的國學共同構成世界的學術中國觀，而又各屬不同的學術體系，發(fā)揮著不同的文化功能。對于我們的國學來說，國外的中國學可以說是不宜回避的“他者”，日本的中國學便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　∵M一步說，日本中國學除了具有其他國家中國學的共性之外，還有一些特殊性。這些特殊性，離不開一個“近”字。例如，由于許多業(yè)已散佚的中國文獻通過抄本或者刻本保存在日本，使得日本成為域外最重要的中國文獻資料庫之一；又比如日本擁有傳統(tǒng)的閱讀和訓釋中國文學的特殊手段等等，這給中國文獻的傳播和解讀帶來正反兩方面的影響。同時，由于中日兩國學術交流源遠流長，日本中國學與日本學研究的關系特別緊密，也使得它在考據(jù)和比較研究這兩方面，有著更多的資源和課題?！　≡谌毡?，對日本古代學術文化的研究，常常不能與對中國的研究一刀兩斷，再加上現(xiàn)代學術謀求溝通的大趨勢，便使得日本中國學者，例如內(nèi)藤湖南、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等人的著述的影響超出了中國學的范圍；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日本學的著述，例如明治時代的民俗學家、最早的環(huán)境保護運動力行者南方熊楠，有“知識巨人”、“時代代言人”之稱的加藤周一，“文化功勞者”稱號獲得者中西進等人著述中涉及到中國學的部分，也都有一讀的價值?！　∪毡窘詠碓谀承┭芯織l件或手段上不同于中國本土，日本學人多重實聞親見，不尚空談，長于細讀深究。他們在某些領域，例如中國宗教文化、敦煌文學、中外關系史、藝術史以及中國戲曲小說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曾給中國學人以啟迪。日本從奈良、平安時代起逐漸形成一些接受中國文學的熱點，如《文選》、《白氏文集》、《唐詩選》、《古文真寶》等，對這些作品的研究積累了豐富的資料和成果，對中國學者的研究有著互補互鑒的作用。這些都使得中國學者對日本中國學報以熱眼。學人多以“他山之石”、“鄰壁之光”來強調這種關注的借鑒意義。　　與此同時，中國學術界又從很早便有了對盲目追隨日本學人態(tài)度的批評。早年章太炎先生對這種態(tài)度給予的辛辣諷刺，雖不免言之有偏，卻仍不失警戒之功。前輩學者對于當年那些所謂“支那通”的揭露，更不該忘記。在中國學者對日本中國學展開系統(tǒng)研究的時候，仍有必要反對任何形式的食而不化與人云亦云現(xiàn)象，強調中國學研究的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的統(tǒng)一，葆有學術自信和識別眼力?！　〗裉?，更要看透那些變樣翻炒“中國崩潰論”與“中國威脅論”的所謂“中國通”，他們往往將歷史和現(xiàn)實作短線連接，憑借現(xiàn)代媒體和出版業(yè)，朝論夕改，張大偏見，僅就學術手法而言，也實不足為訓。應該說，這些人雖然不是日本中國學界的主流，但是他們頭上也頂著“大牌教授”、“中國問題專家”和“社會名流”的帽子，近年來忙不迭煽乎所謂“厭中”(討厭中國)情感，就很有些拉著輿論走的能量?！　∪欢荒懿恢赋龅氖?，我們對日本中國學研究的價值，絕不止于“借鑒”，也不應該停留在“此優(yōu)彼劣”的結論上。對日本來說，日本中國學是日本意識形態(tài)的一部分，從整體上講，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某一時期日本人的中國觀、中國形象、中日關系。日本的知識界，往往通過它們認識中國、理解中國。研究中國的專家們，以及有些并非專門研究中國的思想者寫的關于中國的著述，對短期或者較長期的社會思潮，有時甚至對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都起過某種作用。言說中國的學術話語與官方話語、媒體話語及民間話語等共同營造著中國形象，而其中學術話語的影響則更為長久深遠?！　×硪环矫?，對于中國學人來說，通過這些著作來了解日本文化、認識日本人、解讀日本人的中國觀，或許也不失為一條途徑。同時，我們對日本社會文化看得越透徹，就可能對日本中國學研究得更為深入。　　總之，在中日文化雙方不能不互相正視的今天，對待格外重視師承流派、沉淀深厚、做派繁復、多變多樣的日本中國學來說，草草一瞥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需要的是原始察終，辨源析流，叩同問異，進而學會平等地與其展開卓有成效的學術對話。既是對話，那當然不是只“知己”就行了，還必須“知彼”，而且不是一般的“知”，而是要深知熟稔。所幸我們已經(jīng)有了《日本中國學史》、《日本漢學史》等專門的著述，讓我們看到了日本中國學乃至國際中國學研究的廣闊前景?！　H文化交流發(fā)展到今天，在人們對吸收外來文化傾注著空前熱情的時代，面對別種文化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就顯出更大的必要性。這種聲音，不是自說自話，而要有往有復。因而，加強對國際中國學的研究，必然會與我們的“中國學”走向世界相聯(lián)系。在這一方面，日本學界可謂先行一步。為了推進國外的日本學研究，十多年以前，日本便建立了對外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最近又在法政大學中設立了國外日本學研究基地，其中一項重要內(nèi)容，便是對國際日本學研究展開分析。以此反觀我國知識界的一般認識，有些人多只看到那些操著怪腔怪調漢語的外國人在該國學界沒成什么大氣候，又愛發(fā)些對中國隔靴搔癢的議論，就輕看國際中國學研究的意義。這不能不使我們感到工作的緊迫性?！　∽x書或可睹人。推進學術交流，化解誤解誤讀，減少文化摩擦，出書、讀書、品書與人員交流對話，是有力的兩翼。我們閱讀日本中國學著述的時候，如果不只停留在聽他們述說什么，而進一步思考為什么會那樣說，和同時期中國本土研究有哪些不同，那么，這些材料就可能演化為我們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和外國文化研究兩大領域更有用的思想資源。　　對于收藏在日本的中國文獻，日本學者已經(jīng)對文本作過比較深入的研究，但我國學者卻常因為無法與原件謀面而深感遺憾。有些日本學者抱怨中國學者對日本存藏的中國文獻抄本、刻本評價過低，而實際原因是這些資料一般中國學者很難看到。面對涉及各類學科的日本中國學著述，切實了解它們的最好方法無疑是閱讀原著，而且是系統(tǒng)閱讀，因為翻譯有時難免會模糊兩種文化的細微差異。然而，在很多有興趣的學人還沒有條件做到這一點的時候，翻譯就顯示著特殊的必要性?！　∥覀冞x擇一些篇幅不長、適于閱讀的名篇名著、新人新作介紹給讀者，就是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日本中國學的多種面孔。我們在堅持學術規(guī)范的同時，也不應排斥學術研究的個性化與多樣化，這些研究和寫作方法的異色，或許能幫助我們擴大眼界?！　∥覀冞@套叢書，沒有選擇像斯波六郎所著《文選李善注所引尚書考證》，或者太田次男所著《以舊抄本為中心的白氏文集本文的研究》那樣大部頭的專著，它們學術價值很高而讀者面很窄。這些書很重要，等條件具備，也應該譯介過來。我們先要做的，是希望讀者能認識一批比較好接近的客人，也就是一批學者為非中國學專業(yè)知識分子寫的書?！　∪毡疽恍┭芯恐袊鴮W的名家，很重視為一般讀者寫書。吉川幸次郎曾提出讓學問回歸大眾的口號，白川靜總結自己的學術生涯，也強調在孤詣獨往苦苦求索的同時，要努力使學問返回到“一般”，即回報于社會。像青木正兒等人文筆之好，在學界早有定評，他們關于中國文化的學術隨筆膾炙人口，幾十年來一直是書店的常銷書。　　我們選擇的書目，除了幾部新人新著外，都是“大家”寫的“小書”。或側重其保留中國文獻資料的價值，或側重對中國本土研究的補闕，或側重于對中日關系研究的歷史作用，或側重于其在日本學界的影響。取其一點，不必求全，積少成多，不拘一格，兼顧學術性與可讀性。通過這套叢書，讀者便可陸續(xù)與那些久聞其名而未見其文的好友見面，共享日本中國學之景觀。

內(nèi)容概要

　　《中國繪畫史》是日本中國學著名學者內(nèi)藤湖南先生關于中國繪畫史的論述集成，譯自《內(nèi)藤湖南全集》第十三卷（筑摩書房，1973年），其中《中國繪畫史講座》部分涉及漢至明前期的繪畫，是他在京都帝國大學講演的筆記，其他散論包括元末四大家、清朝繪畫史等方面內(nèi)容。

作者簡介

　　內(nèi)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號湖南。出生于日本秋田縣鹿角郡毛馬內(nèi)町的武士家庭。早年跟隨父親學習漢學。1885年畢業(yè)于秋田師范學校，并在北秋田郡的小學擔任教師。1887年前往東京，之后長期活躍于報界，先后擔任過《明教新志》《三河新聞》《日本人》《大阪朝日新聞》等報刊雜志的記者、編輯以及評論員。1907年受聘擔任京都帝國大學新開設的歷史專業(yè)講師，主講中國古代史和清朝史課程。1909年被破格提升為教授，曾以京都中國學泰斗的美名飲譽日本學界。1926年退休后隱居京都，主要從事著述和演講。1934年病逝。其著作、講演錄、書信等匯輯成《內(nèi)藤湖南全集》十四卷?！　∽g者簡介：　　欒殿武，日本城西國際大學國際人文學院副教授，兼任日本研究中心副所長。1963年生，曾就讀于天津師范大學外語系日語專業(yè)和南開大學研究生院外國語言文學專業(yè)，1992年獲文學碩士學位，并先后在天津師范大學和華南師范大學任教。1994年赴日留學，在國立千葉大學研究生院攻讀日本近代文學碩士和博士課程，2000年獲得文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方向是日本近代文學和中日近代比較文學。主要著作有《夏目漱石與魯迅的傳統(tǒng)和近代》（勉誠出版，2004年）等，譯著有《縱談十二生肖》（中華書局，2006年）等。

書籍目錄

中國繪畫史講座一 漢代以前的繪畫二 六朝時代的繪畫三 唐朝的繪畫（上）四 唐朝的繪畫（下）五 五代的繪畫六 北宋的畫家以及畫論七 南宋的繪畫以及畫論八 元代的繪畫九 明代的繪畫（初期）清朝的繪畫元末四大家四王吳惲清朝繪畫小史南畫小論——論中國藝術的國際地位關于高句麗古墓的壁畫插圖目錄譯者后記

章節(jié)摘錄

　　中國繪畫史講座　　一　漢代以前的繪畫　　中國最早關于繪畫的記載是描述服飾的花紋，見于《尚書》中最可信的部分《今文尚書》?！陡尢罩儭罚ü盼姆Q為《益稷》）中記述稱：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　　火粉米黼黻締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關于這段文章的意思，古漢語學者和現(xiàn)代漢語學者有不同的解釋，因此內(nèi)容并未確定。不過文章大意講述的是以五彩絲線刺繡出各種物象，這一點無可置疑。一般稱之為“虞書十二章”，出自舜執(zhí)政時代，但是該時代的故事主要是經(jīng)傳說流傳于世，文字記載大多都是戰(zhàn)國以后，因此可以認為這些圖案就是當時服裝上的花紋。由文字可以推測出那些物象包含天地、動物、植物等，大概類似于我們今天見到的青銅器花紋。換句話說這只是花紋，有關花紋以外的實物，《左傳?宣公三年》中記述了夏朝的文物：　　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　　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　《蓬A注解“遠方圖物”是“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鑄鼎象物”是“象所圖物，鑄之于鼎”，而所謂“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則解釋為“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zhèn)渲?。?jù)此，似乎可以認為當時已經(jīng)有圖畫，不過《左傳》講述的是發(fā)生在春秋時代的事，但是其中的記載是根據(jù)戰(zhàn)國時代的傳說，因此很難確定哪些是史實。

編輯推薦

　　內(nèi)藤湖南是日本近代中國學的頂級學者之一，在日本漢學界，內(nèi)藤湖南享有“東洋史的巨擘”之美譽，他的思想和學術遺產(chǎn)還被列入“日本經(jīng)典名著”和“日本思想家”的行列。 本書譯自《內(nèi)藤湖南全集》第十三卷（筑摩書房1973年初版發(fā)行本），該書是內(nèi)藤湖南關于中國繪畫史的論述集成，譯本選擇了該書的大部分文章。根據(jù)原著的介紹，《中國繪畫史講座》的內(nèi)容是根據(jù)內(nèi)藤湖南在京都帝國大學文學系所做的特別講座的筆記整理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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