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平城到洛陽
出版時間：2006-9 出版社：中華書局 作者：逯耀東 頁數(shù)：302 字數(shù)：26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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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nèi)容概要
逯耀東先生1932年生于江蘇豐縣，后隨家遷往臺灣。1953年考入臺灣大學歷史系，在勞榦先生指導下，完成畢業(yè)論文《北魏與西域的關系》，初窺魏晉南北朝史門徑。1961年考入香港新亞研究所，得親聆錢穆、牟潤孫、嚴耕望先生等諸魏晉史學大家的教言，由牟潤孫先生指導，完成碩士論文《拓跋氏與中原士族的婚姻關系》，畢業(yè)后留任助理研究員，繼續(xù)研究拓跋氏與中原文化的接觸與轉變，其成果后結集為《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1968年，考入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班，得親近沈剛伯、李宗侗、姚從吾諸先生，以裴松之《三國志注》為研究范圍，論文由三位先生親自指導。其間曾先后入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平岡武夫研究室，再赴香港新亞研究所任副研究員，完成博士論文《魏晉史學的特色——以雜傳為范圍所作的分析》，獲臺大歷史系首屆文學博士學位，遂受聘任教于臺大歷史系、輔仁大學歷史系。1977年，受香港中文大學之聘，入新亞書院歷史系任教，時牟潤孫、嚴耕望先生甫退休，逯先生繼任講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中國史學史”、《史記》、《漢書》、《三國志》等“史學名著”及“中古史料”等課程，執(zhí)教新亞十四年之久。1991年，辭聘香江，重返臺大歷史系，講授“中國大陸史學”、“傳統(tǒng)史學序論”及“中國飲食史”等課程，直至1998年夏退休。 逯耀東先生的研究范圍集中于魏晉南北朝史、中國史學史、現(xiàn)代史學、飲食文化史，擅長歷史隨筆、文化散文的寫作，一生勤于著述，筆耕不輟，歷年所撰史學論集、散文集二十馀種。近年，逯先生將其新舊史學論稿與文稿分別輯為《糊涂齋史學論稿》、《糊涂齋文稿》，由東大圖書公司陸續(xù)在臺北出版，其中史學論稿已出版《魏晉史學及其它》、《胡適與當代史學》、《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四種，文稿已出版《窗外有棵相思》、《出門訪古早》、《那年初一》、《似是閑云》、《肚大能容——中國飲食文化散記》五種。此外，《肚大能容——中國飲食文化散記》、《寒夜客來——中國飲食文化散記之二》由北京三聯(lián)書店分別于2002年、2005年出版，以其文采粲然、膾炙人口而深受大陸讀者的喜愛。 《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二書是逯先生魏晉史學和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代表作，廣為學界所知?！稄钠匠堑铰尻枴匕衔何幕D變的歷程》以拓跋魏進入長城建立的首都平城及孝文帝遷都后的洛陽為基點，討論拓跋魏進入長城后近一個世紀文化變遷的歷程，對兩種異質文化交融所形成的“文化邊際”進行了深層次的分析。魏晉處于漢唐之間，是一個解構與重組的時代，儒家思想失去其原有的權威地位，經(jīng)學籠罩下的學術紛紛脫離經(jīng)學的羈絆而走向獨立。《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著重考察這一時期史學主流之外出現(xiàn)的一系列非儒家價值體系的新史學寫作形式，并結合中國傳統(tǒng)史學的發(fā)展流變，探討這些新史學寫作形式的思想根源和社會基礎。
作者簡介
逯耀東，（1932-2005）江蘇豐縣人。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畢業(yè)于臺灣大學歷史系首屆博士班，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臺灣大學、臺灣輔仁大學等。從事歷史教學與研究工作四十馀年，范圍集中于魏晉南北朝史、中國史學史、現(xiàn)代史學、中國飲食文化史。擅長歷史隨筆、
書籍目錄
序導言北魏前期的文化與政治形態(tài)崔浩世族政治的理想《崔氏食經(jīng)》的歷史與文化意義北魏孝文帝遷都與其家庭悲劇北魏平城對洛陽規(guī)建的影拓跋氏與中原士族的婚姻關系北魏與南朝對峙期間的外交關系附錄 試釋論漢匈間之甌脫
編輯推薦
本書以拓跋魏進入長城建立的首都平城及孝文帝遷都后的洛陽為基點，討論拓跋魏進入長城后近一個世紀文化變遷的歷程，對兩種異質文化交融所形成的“文化邊際”進行了深層次的分析。魏晉處于漢唐之間，是一個解構與重組的時代，儒家思想失去其原有的權威地位，經(jīng)學籠罩下的學術紛紛脫離經(jīng)學的羈絆而走向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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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評論 (總計30條)
- 中國歷史自魏晉以后，邊疆民族不斷涌入長城和漢民族進行接觸與融合，使中國歷史的發(fā)展更加多姿多彩，也使?jié)h民族文化增添了更多的新內(nèi)容。其中，拓拔氏部族進入長城后的文化轉變，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從太祖拓拔圭創(chuàng)建平城作為北魏前期的首都（406）到高祖拓拔宏為了遷都規(guī)建洛陽（493）城，前后將近一個世紀。這一個世紀是拓拔魏文化轉變的重要時期，由最初胡漢雜糅的文化形態(tài)，轉變到最后完全放棄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融于漢文化之中。
本書是50、60年代研究拓拔氏與中原文化接觸與轉變的論文集結，經(jīng)過了作者前后30年的修改與重寫。書中，圍繞胡漢雜糅的文化形態(tài)變遷這個主題，在不同階段所產(chǎn)生的不同問題，不斷加以討論和探索。不過，最后仍然沒有得出肯定的結論。因為作者無法確定對拓拔部族本身而言，這種變遷的結果是圓滿或是悲劇性的。
書中的《北魏前期的文化與政治形態(tài)》《崔浩世族政治的理想》《北魏孝文帝遷都與其家庭悲劇》《北魏平城對洛陽規(guī)建的影響》《拓跋氏與中原士族的婚姻關系》《北魏與南朝對峙期間的外交關系》都是研究和探索拓拔魏與漢文化直接接觸后，在不同的轉變階段，所產(chǎn)生的不同問題和影響。
在草原與農(nóng)業(yè)文化過渡地帶的長城外沿，在歷史上形成了許多半農(nóng)半牧的邊緣地帶?！对囜屨摑h匈間之甌脫》一文，即是探討這些地區(qū)建立的經(jīng)過，及草原民族進駐這個地區(qū)后，文化與社會形態(tài)轉變的過程。
拓拔氏部族也曾在這些邊緣地區(qū)居停，而且居停了較久時間?！侗蔽呵捌诘奈幕c政治形態(tài)》即討論了拓拔氏部族在這個地區(qū)文化轉變的過程，及其進入長城建立國家后所產(chǎn)生的作用和影響。
《崔浩世族政治的理想》分析了崔浩為實現(xiàn)自己的文化理想，在殘酷的政治斗爭中犧牲了個人和他的家族，還有一大批追隨他的中原士大夫的悲劇及其所形成的背景。崔浩之死不僅是崔浩個人的悲劇，也是一個由文化的沖突轉變成殘酷政治斗爭的悲劇。崔浩的悲劇發(fā)生后，他為維系漢文化持續(xù)而作的一系列著作的的都遭禁錮而失散，但他所記錄其家族日常生活的《崔氏食經(jīng)》，卻意外地留存下來。通過《崔氏食經(jīng)》，我們可了解到崔浩對中原士族生活的堅持，同時也對崔浩之死提供了另一種解釋。
孝文帝拓拔宏對當時胡漢雜糅的文化形態(tài)所做的調(diào)整與重組的過程中，最重要也是最艱難的一次決定，就是放棄原來的首都平城，而遷都到洛陽。《北魏孝文帝遷都與其家庭悲劇》，討論拓拔宏遷都的艱難歷程，以及因遷都所引起的政治斗爭中，犧牲王位繼承人，造成了家庭的悲劇。孝文帝為了自己的理想付出了很高的代價，不僅犧牲自己的王位繼承人，而且放棄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接受另一種意識形態(tài)。完全放棄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投入另一種文化之中，就這種文化的本身而論，總是可悲的。
孝文帝倉促間選定洛陽為他的新都，又迫不及待的從平城南遷，到他死后洛陽的建構工程還沒有完成。參與洛陽新都建筑計劃的人，也是拓拔宏最初改建平城時，各項工程的主持人。因此，平城都市建筑的某些特色，對洛陽新都的規(guī)建發(fā)生了影響。這是《北魏平城對洛陽規(guī)建的影響》一文所要討論的問題。并且借此說明，在文化的轉變過程中，某些文化的因素未被轉變而保留下來，可能醞釀出新的文化成分。
在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化接觸過程中，首先受到影響的是生活方式，其次才是意識形態(tài)的轉變。這兩種通過互相的婚姻關系而完成融合。《拓跋氏與中原士族的婚姻關系》討論的是拓拔宏利用政治力量，斬斷中原士族社會牢不可破的婚姻鎖鏈，使北方貴族和他們通婚。以徹底消除草原與農(nóng)業(yè)文化殘余的矛盾，提高北方貴族的社會地位。
南北朝時，南北雙方處在敵對的狀態(tài)中。但事實上，這種敵對的狀態(tài)并不是一直存在的，彼此間仍有間歇的和平共存，并且維持著外交關系，透過使節(jié)額的往來，使得南北間貿(mào)易與文化的交流不致中斷，對拓拔魏文化的轉變也發(fā)生了積極的作用。這是《北魏與南朝對峙期間的外交關系》所分析的主題。
- 逯先生的作品得以出版還真虧了兩岸學術交流的放松，我們比上一被學者還是幸福了很多，青年時就可以看到臺灣學者的成果，免得學術沖突哦~
- 臺灣學者沒有一元論的約束，多視角的觀察會給讀者很多啟發(fā)。
- 幫朋友買的，他喜歡。
- 好東西，
- 國朝的博士到八十年代才開始招生，臺灣則要等到六十年代，反正史學博士，除了在擴招的年月里，始終不多，不過拋開在美國培養(yǎng)的史學博士外，我們應該將土博士的論文和著作收集起來，看看到底是海龜?shù)馁|量高，還是土鱉的質量高。
當然，也可以將老博士的論文和新博士的論文拿出來，對比一番，都是有意思的。 - 逯先生的書大陸好像就除了三四本，，只得買
- 觀點新穎，但是覺得作者的每個觀點都應該再發(fā)發(fā)力更深入一些，讀得我有些意猶未盡，而且貌似某些章節(jié)的敘述有點兒重復。
- 可能看看他寫的飲食書會有沒那么沉悶
- 內(nèi)容觀點還不錯，年代方面有些硬傷
- 行文粗疏，結構散亂，洞察欠缺，頗有散文之風，當以隨筆視之。唯書名佳妙，惜乎名實不符。北魏文化變遷自有其地理、政制、外交、貨幣、賦役、均田、部族勢力與建國理想之要素在焉，以婚姻、家庭、飲食、胡漢心理之角度懸揣，豈不淺乎？
- 寒假在家，吃喝玩樂的誘惑太多，以至讀書的精力與速度大不如前。一本僅300余頁，內(nèi)容不算佶屈的《從平城到洛陽》，竟讓我讀了10天。想來頗為慚愧。此書是臺灣學者逯耀東的代表作，在大陸學界可謂聲名早著。但正應了那句古語：“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我讀畢此書，這一點感受是最突出的。
本書所要研究的問題，副標題已揭示的十分明晰——“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實際上是探討游牧文化與農(nóng)耕文化接觸、對抗、融合所產(chǎn)生的一系列問題。這樣一個主題，其實并不新鮮，中國傳統(tǒng)稱此為“夷夏之變”，研究的學者很多，但路數(shù)大都相近，比較側重農(nóng)耕文化對游牧文化的改造和轉變。直到晚近，隨著人類學對游牧文化的進一步了解和深入，這種研究才出現(xiàn)了新的變化，最新且具體的成果可參見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一書。應當說逯氏此書仍然沒有脫離此前研究這一問題的傳統(tǒng)路數(shù)，雖然作者極力避免傳統(tǒng)史家固有的華夏文化優(yōu)越感，對游牧文化并未極力鄙視，但在論述文化接觸產(chǎn)生的問題時，卻把農(nóng)耕文化與游牧文化過分對立，讓人感到兩者的鮮明差別與格格不入，拓跋魏文化的轉變，終究不過是先進文明對落后文明的征服。這樣的論述，在今天看來多少是讓人難以完全信服的，特別是他忽略了對游牧文化與社會本身的關注與體察，使所得結論，不免失之偏頗。又，按作者自序言“這些問題是香港新亞研究所五年讀書與工作，與后來回到臺灣大學歷史系任教最初幾年相繼完成的”，則時間大概是在上世紀80年代左右，人類學的成果還未及時引入歷史學研究之中，故而對此亦不能盡是苛責。
本書名為“從平城到洛陽”，實際上收錄的文章并不是一有機體系，只有《北魏孝文帝遷都與其家庭悲劇》和《北魏平城對洛陽規(guī)建的影響》兩篇直接涉及城市研究。當然，作者名此書為“從平城到洛陽”，約莫乃是以平城指代北魏前期文化形態(tài)，洛陽指代北魏后期文化形態(tài)，由平城到洛陽，正可見拓跋魏文化之轉變歷程。但關于此一命題，實際也無需特意指出，孝文帝改革所含鮮明的“華化”色彩，自然讓人感到北魏前后期文化的不同與演變。倒是作者個別處（如以崔浩、婚姻為例）著力展示此種文化轉變的細節(jié)，讓人感到還不失此名之寓意。
本書共收錄9篇文章，首篇《導言》對此后各篇內(nèi)容進行了概括，讀后可知本書各篇之梗概。附錄《試釋論漢匈間之甌脫》，申明南北朝史籍所見“邊荒”之由來。此外，較初版而言，增添了《<崔氏食經(jīng)>的歷史與文化意義》一文，欲由《崔氏食經(jīng)》證見崔浩之世族政治理想。除此三文外，其余各篇均是與北魏歷史密切相關之專題研究。不過，自我感覺全書所錄文章，有幾篇不是在結論上值得商榷，就是在史料上有待推敲（相較而言，《北魏孝文帝遷都與其家庭悲劇》和《北魏與南朝對峙期間的外交關系》二文尚屬佳作，所論讓人信服），像《北魏前期的文化與政治形態(tài)》、《試釋論漢匈間之甌脫》兩文，其一，論述草原文化與農(nóng)耕文化，區(qū)分過于明確，讓人生疑，將北魏前期歷史理解得過于單一，也不合于史實；其二，將甌脫一詞，硬套現(xiàn)代“非軍事緩沖地帶”一詞，解釋得也有些不倫不類，實際上甌脫、邊荒之詞，用其本意即可，不必大費周折，強加諸多現(xiàn)代成分。又，新增《<崔氏食經(jīng)>的歷史與文化意義》一文，立論頗顯牽強，《崔氏食經(jīng)》與崔浩《食經(jīng)》及《齊民要術》所引《食經(jīng)》是否一致，作者論證得十分粗糙，有文章指出《食經(jīng)》乃南朝作品，羅列史據(jù)，更讓人難以信服作者之見。又，本文主體申言《食經(jīng)》所見南北飲食之不同，末了硬是附會于崔浩的世族政治理想，明顯有偏題之嫌。凡此種種，皆是我對此書所論備以歧見之原由。
本書所論各題固然可以讓人爭鳴，作者之說亦可自成一家之言。但讓我由衷失望的是，本書史實錯誤極多，常有前后不一、人名訛誤、年代失次、族望缺考、統(tǒng)計不當之虞。例如:
拓跋恂代拓跋恂（當為宏）前望祭吊，p15;
代郡是今山西蔚縣（當為河北），p34；
《吊比干碑》，碑陰共分四十列（當為四列），p138，頁下注2；
司衛(wèi)監(jiān)河南郡忸于勁（當為萬忸于勁），p142；
《世宗紀》正始二年（521年）的詔書稱“男女怨曠，務令媾會”（當為正始元年，504年），p183；
拓跋氏的婚姻范圍的界限，并不十分嚴格，統(tǒng)計神元至孝文前期后妃的姓氏，共有五十五人，其中功勛八姓十二人，漢人十七人，其余三十二人則屬于內(nèi)附諸姓與四方諸姓，詳見本章附表。（按12＋17＋32≠55，我查附表知功勛八姓只有7人，如此總數(shù)為56人，仍多一人，不明何故），p190；
以《新唐書》卷六十二《宰相世系表》校之，則知（盧）植生毓，毓生珽，珽生志，志生諶，諶生偃，偃生玄，玄生度世，度世生敏，敏生義禧，義禧生愻，愻生文構、文機，從植到文構剛好十三世（按此系從植到文構只有12世，中脫盧邈，當為偃生邈，邈生玄，方為十三世），p215；
《元勰妃李媛墓志》（當為李媛華墓志），p224；
定豐王元延明（當為安豐王），p226；
崔逞玄崔休（當為崔逞玄孫崔休），p230；
王肅妻郭氏與陳留公主并列（當為王肅妻謝氏）；博陵崔氏的崔挺、崔休，（按崔休為清河崔氏），p236；
北魏遣殿中將軍法佑通宋（當為殿中將軍郎法佑），p258；
類此種種，不一而足。我不知此是由作者原版訛誤，還是中華書局的簡體版?？笔Р焖?。本書《出版說明》：“編輯過程中，我們盡可能地核對了原書中的引文，對征引疏漏及排校錯誤作了適當訂補和修正。”看來，中華書局的編輯們是只注重了引文，忽略了正文。
此外，本書在學術規(guī)范上也顯得十分粗略，諸多引文未標出處，使讀者難以自核；前人研究成果引述亦不到位，只略微談及了逯氏的幾位業(yè)師之作，讓人難免不起門派之見。這些都使我對此書的評價大打折扣，故而引用“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來概括本書讀后之感。
在讀本書之前，我曾翻看了田余慶先生的《拓跋史探》，對北魏早期歷史有了一個模糊的認識。田先生于史料極為貧乏的拓跋部落時代，鉤沉發(fā)微，充分發(fā)揮已有史料之內(nèi)涵，詳加考辯，在此之上并加以合理推測，勾勒出北魏早期歷史之輪廓。其論雖不免爭議，但至少在學術規(guī)范與引文核實上讀者無可置喙。相比逯氏此書，二書一論北魏早期歷史，一論北魏晚期歷史；一者側重政治、軍事，一者側重文化、社會，一則揭示拓跋由部落而國家，一則揭示北魏由草原而農(nóng)耕。覽此二書，對于北魏一朝之大事當有一簡要了解。無奈，逯氏此書水平略遜，加以舛錯特多，故而不作特別推薦。
ps：我在讀本書《導言》時，有一鮮明感受，若讓田先生以逯氏之筆名之其書，或可叫作《從盛樂到平城》，與本書恰為姊妹篇。
- 《崔氏食經(jīng)的歷史與文化意義》是逯先生的一篇名文，并收入『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之《生活與文化》卷，可見也被認為是臺灣學者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代表作之一。
逯文有兩個基礎性的論斷：
一是認為《齊民要術》所引《食經(jīng)》即是崔浩所作《崔氏食經(jīng)》。
二是認為《食經(jīng)》中常見的『奠』是指『祭祀時的供品』。
由此展開，逯先生對崔浩的儒學家風和世族理想作了頗多發(fā)揮。
不過，在我看來，這兩大論斷全都有問題，至少缺乏必要的考辨。
《齊民要術》所引的《食經(jīng)》不著撰人?！端逯尽分兴d食經(jīng)，除《崔氏食經(jīng)》四卷外，尚有佚名《食經(jīng)》十四卷、二卷、十九卷三種，《食饌次第法》一卷（欒調(diào)甫認為即《要術》所引《食次》），《四時御食經(jīng)》一卷，《太官食經(jīng)》五卷，《太官食法》二十卷等，多為南朝作品。何以證明《要術》所引必為崔氏所作？
《齊民要術》研究專家繆啟愉先生即認為此《食經(jīng)》并非崔浩所作。原因有三：1.《食經(jīng)》用材多南方物產(chǎn)，菜肴多南方食品，南人口味更濃厚。2.《食經(jīng)》多吳越方言。3.《食經(jīng)》濫用假借字，行文簡闕不明。另外，《北戶錄》卷二《食目》中載有許多『南朝食品』和『《經(jīng)》云』的食品，有不少和《食經(jīng)》相同。因而《齊民要術》所引《食經(jīng)》不可能為大儒崔浩手筆，當為南朝人作品。（詳見《<食經(jīng)><食次>的作者和時代問題》及《齊民要術校釋》相關注文）
逯文對這個問題沒有深入探討，作針對性的反駁，實在是一大缺陷。
『奠』字在《要術》中，集中出現(xiàn)于所引的《食經(jīng)》、《食次》文字。逯文以為是指『祭祀時的供品』，同樣值得懷疑。關于這個相當費解的字，繆啟愉先生辨之頗詳，茲不俱引，僅列其結論：『奠是裝盛食物的容器，因亦稱其裝盛法為奠?！喾N的奠法，無非是各種不同的盛供方法而已?！唬ㄒ姟洱R民要術校釋》相關注文）
繆先生并沒有指明『奠』是何種器物。其實，『奠』即是后世之『碟子』。《北戶錄》所載與《食經(jīng)》相近的文字中有『果奠合子』一詞，即『果碟盒子』，是在盒子中放置多個小型的果碟?！稌x書·桓溫傳》：『溫性儉，每宴唯下七奠盤茶果而已』?！浩叩毂P』，即是《書抄》卷142引《志怪》所謂『七子盒盤』，與六朝史籍中常見的『五盞盤』、『五盌盤』相似，都是大盤子中放置小碟子，數(shù)目有五、七之不同而已?，F(xiàn)已有出土文物證明其制。連盒（或盤）帶碟，稱之為『樏』。余嘉錫先生云：『樏之為器，其形似盤而有蓋，又似盒，中分數(shù)隔。一隔之中，別置小盤以盛菜，如今之碟子，為其便于洗滌液，故謂之樏。樏之為言累也。盒為母，而碟為子，幾隔則為幾子?！唬▍ⅰ妒勒f任誕篇》箋疏）
明乎此，則之繆氏所云『奠是裝盛食物的容器，因亦稱其裝盛法為奠』的為確論。逯文不加詳辨，汲汲于攀附儒家祭禮，不亦怪乎？
總之，逯氏此文立論之基礎皆有問題。以此出發(fā)，敷衍大文，吾未見其明也。
- 一本書，又不厚，又不是非常之學術……為毛，為毛這么貴，為毛？
不過看一看揚之水的新書，那么薄薄一本￥66，字小行稀……于是我忽然釋然了，超脫了，出離了……難道揚之水老師現(xiàn)在已經(jīng)到了神仙級別？好了我說這種話怕老師的擁躉揍我。還不如文革呢，自然社科好書很多，又都很便宜。。這話又欠揍了。雖然上次在數(shù)典參加專家網(wǎng)談會，北大的教授很推此人，但是畢竟我不感興趣……唉扯遠了。
我喜歡這位鮮卑族帝王，一直以為他君臨天下，魄力無雙，夠狠也夠智慧，一切盡在掌握。（大約是小說看多了）但是看看此書分析，也感嘆下，英雄有時候就是被別人逼上梁山的，并且英雄總是人間留不住。作者的一句話我也很喜歡，大意是，孝文帝為了自己國之發(fā)展，把全族推向漢化，這固然有其利于生存的一面，但是對于鮮卑文化本身來說，畢竟是可悲的事。 - 抱著很大的期望來看，但是沒有看到想看的。與想像中的社會文化史研究，有很大的差距。
逯耀東先生是著名的美食家，書中《食經(jīng)》那一部分的確寫得前無古人。
- 本書主要的論題是，北魏入主中原的這段時間內(nèi)，草原文化與農(nóng)耕文化之間的碰撞與融合是怎么形成的。作者以文物典章為經(jīng)，歷史人物和事件為緯；前者主要討論了飲食、婚姻、外交、建筑等方面，后者主要圍繞了以崔浩為代表的中原士族在北魏前期的經(jīng)歷，以及孝文帝遷都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來進行論述。
雖然關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新史料的發(fā)現(xiàn)近年并不很多，但作者在整體研究思路下，能夠對傳統(tǒng)的史料進行富有建設性的解讀，為文化碰撞與融合的討論提供了新鮮的血液。例如，作者對于崔浩被殺一事，在列舉了史料所載的響應南朝和佛道相爭這兩種說法之后，進行了精細的辨析，接下來從崔浩本傳和其他史料中整理分析此人的政治主張和政治行為，發(fā)現(xiàn)了崔浩所介入的政治沖突背后體現(xiàn)出來的代北大族和中原世族兩個政治集團之間的對立，最終得出崔浩的死因，并指出之一事件的標志性意義。
本書對史料的另一處創(chuàng)造性運用的例子是對崔浩所著《崔氏食經(jīng)》的研究。此書當下無傳，但作者經(jīng)過縝密考證，從《齊民要術》中找到了直接引用《崔氏食經(jīng)》的證據(jù)，以這本傳世文獻來研究北朝的飲食文化。通過與其他史籍的比較，作者認為《崔氏食經(jīng)》的寫作帶有文化和政治目的，并從菜品的制作流派和數(shù)量中窺見了北朝世族的日常生活圖景。這是相當不容易的功夫，非要扎實的考據(jù)功底和富有才華的歷史想象力相配合才行。
本書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案例，如何在無法進行田野工作的條件下僅依靠史料進行社會文化史的研究。竊以為要點有二：首先要廣泛占有現(xiàn)存史料，并能夠進行綜合梳理；其次，要有明確的研究目標和成熟研究框架的指導，創(chuàng)造性地利用史料。
- 芝加哥時期以此書為參考書，印象非常粗淺。
- 逐條對過，許多人名時間之類，上下文同引不誤，只一處誤，則明顯是是編輯審核的問題，這很常見，可作勘誤表，拿來評論書就過分了。
“本書在學術規(guī)范上也顯得十分粗略，諸多引文未標出處，使讀者難以自核”---不知所指為何，書中所有引文都用小一號不同字體標出，且與正文上下空出一行，一目了然，就我所見，正文中字句截取引用也都列明出處，態(tài)度是很嚴謹?shù)摹?br />
見解可有不同，虛心受教就是，過于鉆牛角尖，則未免舍本逐末。 - 書裡錯誤真的不少，頗為驚訝。略舉幾例，以警讀者。
P. 227
肅傳稱年三十八歲卒於壽春，時在景明二年（501），由此推溯到太和十七年，則王肅奔魏是年二十三歲。
（王肅生於：501-38+1=464，太和十七年為493， 493-464+1=33歲。當為筆誤。）
P. 227
由此可見王肅受高祖寵眷，而且這時他又年輕，妻子沒有隨同北來，因為奉詔尚陳留公主。
（《魏書》明明說王肅尚陳留長公主不在高祖孝文皇帝朝，而在其子世宗宣武皇帝朝，在499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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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嫁北來的南朝宗室大族的十五位公主中，嫁晉朝宗室後裔的有四個，他們是司馬彌絕、司馬楚之、司馬躍、司馬朏，……蕭齊降魏的宗室如蕭受、蕭烈、蕭權、蕭寶卷等亦公主。
（司馬彌絕為司馬彌陀之誤，蕭寶卷是蕭寶夤之誤。蕭權根本是史無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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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肅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王肅於太和十七年（493）奔魏，其妻亦隨止於壽昌，壽昌為魏所轄，後王肅尚陳留公主，其妻一直留在壽昌，至王肅臨終前才趕來奔喪，可是這確實是十年以後的事了，由此可知，王肅雖沒有因尚公主而出妻，而事實上卻是分居的，在世宗夫人《王普賢墓誌》後，王肅妻郭氏與陳留公主並列，並沒有庶長之分。由王肅妻與兒女被阻入京的情形看來，也可以作為拓跋氏公主下嫁而“出妻”的一種解釋，更可以為拓跋氏初期所行的一夫一妻制作一個註解。
（這裡錯誤連篇：壽昌當為壽春，郭氏當為謝氏，應是筆誤。謝氏沒有隨王肅投奔北魏，隨止於壽春，自然也沒有滯留在壽春一事。王肅明明在壽春去世，謝氏與其子女趕來壽春奔喪，而非如作者所言是“其妻一直留在壽昌，至王肅臨終前才趕來奔喪”。謝氏與其子女被阻入京的事情屬於揣測，沒有歷史依據(jù)。事實是王肅為謝氏在洛陽造了正覺寺，讓其在那裡生活。何來被阻入京一說？）
那些筆誤，不知應該怪中華書局的編輯還是作者本人。對於王肅史料的解讀錯誤，肯定要怪作者本人的了。雖然是小錯，但是讓我很懷疑書中的其他史料，是否也像王肅例子一樣錯誤連篇。把基本的史實搞清楚，不是治史的家們的基本素養(yǎng)嗎？ - 余今讀此文亦頗有同感。陸先生此文所論既有跑題之嫌，又缺乏精密考辯。特別是其對于相關史料之解讀，似乎有先入為主之虞，前人研究成果，亦少有涉及，只提到幾篇業(yè)師的文章，不免使人對其結論提出疑義。今讀在茲兄此文，更增吾之所感。
- 尊師是？？
現(xiàn)在覺得《食經(jīng)》顯然是南朝作品，奠應該是南朝的吳語 - 哦。。。我看到了“業(yè)師”二字，以為你是說你的老師呢，我趕緊一看里面引用的文獻，都是錢穆啊誰誰的。。。
- 我是說，逯先生只提到了他自己老師的幾篇文章，不是指我個人。言語不當，以致誤解。
- 哈哈，嚇我一跳。。。
- 呵呵，我這水平，哪兒能得像賓四先生的師傅。另，如不介意，倒是愿聞在茲兄出于山大何人門下？
- 入了還沒出。。。
- 呵呵，這話答得妙。。
- “『奠』即是后世之『碟子』”。 ——這個話總感覺欠妥
- 揚之水都快文化奶媽2.0了，趕緊拋售。
小紅，你們一個個讀書都讀得那么嗨，我小低谷呢。我讀一本書的功夫我媽都讀了三本多了，這樣下去怎么得了T_T - 所有的在讀，在讀狀態(tài)都能持續(xù)一年以上…………
誰也別嫌棄誰。5555555555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