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展的雙翼

用戶評論 (總計16條)

•   本書是關于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國統區(qū)學生運動的研究，是以往較少涉及的研究領域。一般來說，關于國民黨大陸時期的研究課題，主要是大陸學者或者臺灣學者較多涉獵的領域。本書作者是新加坡學者，可以提供不同角度的觀察。
  
  本書介紹了國民黨在引導和掌握學生運動方面的政策演變和失敗教訓，認為這和共產黨統一戰(zhàn)線積極爭取學生的方式形成鮮明對比，將學生中的活躍分子推向共產黨一方，使反國民黨的力量如虎添翼，導致國民黨最終喪失政權，退守臺灣。這個結論基本上和中共黨史相吻合，中共黨史將國統區(qū)斗爭視為第二條戰(zhàn)線的斗爭。
  
  由于當年學生運動積極分子大多已經作古，所以也就無法獲得相關當事人的訪談和回憶，令人遺憾。本書主要以國民黨檔案作為研究基礎，作者查閱了大量的相關檔案，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寫成本書，客觀地反映了國民黨對于學生運動的政策困境。
  
  整體而言，這是一本很有價值的相關領域的研究專著。如果能夠適當優(yōu)化段落劃分，并在章節(jié)前增加本章提要，可能更便于讀者的理解。
•   中國國民黨面對學生運動的困境與決策，1927~1949年
•   從學生運動中看當時的背景和國民黨的動作，不錯
•   島內反服貿鬧得正兇，三帶頭的學生一個比一個會作秀，國民黨又是焦頭爛額，看看這書正逢其時?。?/li>
•   丈夫買的，對他的研究很有幫助。
•   書中介紹了歷次學生運動時國民政府的反應。但是感覺有點混亂。
•   　　中國二十世紀的校園政治是一條貫穿中國現當代歷史的重要線索。 在辛亥革命之后，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史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始 于「學運」，終于「學潮」。 對于這一條重要線索，一般讀者比較熟悉，也是一般歷史教育比較重視的，是正面的敘述，即學生運動如何起源和發(fā)展，如何向威權提出挑戰(zhàn)，如何與其他社會運動相結合。 當然，「正面敘述」的內容也包括學生如何受更成熟的政治勢力影響甚至操縱，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黨派斗爭的工具，奉獻和犧牲換來的是為人作嫁。 但這條線索的 「反面敘述」則是一般讀者不太熟悉的。 反面敘述的策略就是從威權政府的角度來考察學運的獨立政治傾向和社會影響，以及威權政府如何將學運吸收到政治大動蕩之后的新體制確立和社會經濟發(fā)展之中，最終消解學運作為重要的政治力量對政權構成的威脅。
  　　
  　　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黃堅立教授最近在中國出版了《難展的雙翼：中國國民黨面對學生運動的困境與決策：1927-1949年》（以下簡稱黃著，引用只注頁碼）一書。 此書是黃堅立的博士論文，1990年代就出版過英文版（The Politics of Depoliticiz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Guomindang Policy towards Student Political Activism, 1927-1949 [Bern; New York: P. Lang, 1996]）。黃堅立試圖在書中梳理學運這條線索的另一面，并從這個角度對國共的成敗貢獻提出一些思考。 在今天回顧辛亥革命以來百年中國現代化的過程時，黃著對于華文讀者來說是很有意義的。
  　　
  　　在中國大陸的一般歷史教育中，學生的政治活動或者政治參與似乎一直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聯系在一起。 前者不但為后者準備了干部和組織資源，提供了群眾動員的工具，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們之間的關系成為中共革命合法性理論的一部分，因為這個理論強調具有理想主義情懷和獻身精神的青年學生是在共產黨那里而不是在國民黨那里看到了中國的希望。 最近一些年來，有很多當年從學生運動投身革命的老一輩共產黨人，不但對1949年以來的歷史，而且對1921年 以來的歷史有了很多新的思考。 他們突破了革命話語的束縛，引進了自由主義學理和普世價值觀念；也有從民族國家建構的角度，對民國時期的政治有了新的評價。 但在對當年學生運動的述上，絕大多數新作品還沒有出現與此相應的變化。 一些人對自己青年時期參加學運的回憶仍然是浪漫情懷有余，歷史反思不足。
  　　
  　　黃著強調，作為共產黨的政治對手，國民黨的歷史，尤其是在1920年代國共合作的時期，也是和學生的政治參與密切聯系的。國民黨的軍校以及各種青年和婦女組織都吸收了大量的學生，各地各級學生聯合會也密切配合了國民黨的政治和軍事行動。 各地學聯和國民黨左派的關系尤為密切。 國民黨北伐成功和基本統一中國，是和學生運動的支持分不開的。 至少在當時，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代表了中國的希望，受到了部分青年學生的全力支持。
  　　
  　　大革命時期的學生運動，和工運、農運以及婦運一起支持了國民革命的發(fā)展，形成了強大的歷史慣性。這個群眾運動的歷史慣性在1927年國民黨「清黨」后的相當一段時間，仍然對國民黨政治發(fā)揮影響，并沒有因為統一戰(zhàn)線中極左翼被鎮(zhèn)壓而一夜間消失。這也是今天的讀者不太注意或了解的。黃著指出，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初， 國民黨高層無論是左派、蔣介石集團甚或是右翼西山會議派，都「順應了當時的政治現實」，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和鼓勵各級學運，這是清黨前政策的延續(xù)」（頁35）。 國民黨南京中委會在「四．一二」事變后沒有對學運采取系統的限制政策；武漢中委會在「七．一五」事變參與「清黨」后只是從組織上清理被懷疑是共產黨員的學聯領導人，對學聯本身還是從財政上給予支持（頁31-32）。
  　　
  　　黃著指出，國民黨對學運政策的重大變化開始于1928年春。隨國民黨威權政府的確立，建設民族國家、實現政治穩(wěn)定，逐漸成為國民黨高層比較一致的共識，為此必須放棄大革命時期疾風暴雨的群眾運動的方式。 這個共識也是出于對共產黨在基層群眾運動的動員和組織上仍然有相當影響的擔心，生怕它利用群眾運動來挖自己墻角。在這個轉變中，戴季陶和蔡元培起了很關鍵的作用，黃著稱之為「戴季陶—蔡元培政策路線」（頁54-55、81、217-18）。
  　　
  　　作為國民黨的主要理論家，戴季陶認為中國要解決當時面對的難題，先決條件是必須要擁有一個安定和平的政局，而整個教育體系更應如此。 1927年12月，戴把他擔任廣州中山大學校長時的一系列講演結集成書，題為《青年之路》，該書前言提醒青年專心向學，求學期間不宜參與政治，否則不僅浪費寶貴的學習時光，而且會為養(yǎng)成青年人魯莽的個性埋下禍根。他提出三項建議：（1）政治家決不以青年為工 具，特別是以推動青年運動為托詞；（2）理應采取所謂「保育」政策， 竭力避免讓青年耽溺于政治斗爭之中；（3）必須保證教育體制的穩(wěn)定及改進，同時必須發(fā)展科學和實業(yè)。 戴尤其強調必須立即禁止中小學生參加政治組織和活動。對于成年大學生，他建議可以允許入黨，但必須是以個人而非學?；蚪M織的名義（頁41-42）。
  　　
  　　五四時期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曾提倡「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蔡元培，時任國民政府大學院（后來的教育部）院長，和戴季 陶一起提倡教育的非政治化和校園生活的正?；?。1928年5月，他主 持全國首屆教育大會，為國民政府制訂教育方案，基本以戴季陶起草 的〈維持教育救濟青年〉方案為基礎， 改大學學生聯合會為自治會，確定了禁止學生自治會干預國政校政的原則。作為妥協，學生個人還被允許參加政治活動，但必須接受學校的指導，不得擔任校外官職，不得罷課去參加政治活動（頁49-51）。
  　　
  　　黃著指出，這條「戴—蔡政策路線」被國民黨接受并不順利。以中央黨部民眾訓練委員會為核心的國民黨左派不愿意放棄大革命時期的大眾動員模式，在1928年民眾和學生抗議日軍阻撓中國統一的「濟南事件」后，一度重新強調學生運動的重要性，并和蔡元培等人在8月的國民黨五中全會上發(fā)生激烈爭論。但到1930年，國民黨中央訓練部最后確定對學生聯合會政策進行復審，出臺了一整套有關學生自治會的政策，基本上采取了「戴—蔡」的主張，黃著稱之為學運「去政治化」的路線（頁81-93）。
  　　
  　　學運「去政治化」的目的是將青年學生從政治斗爭的積極參與者轉變?yōu)樾抡嘞轮R和技能的學習者，其主要實行方法是頒布一整套法規(guī)，將學生聯合會轉變?yōu)閷W生自治會，解除或禁止這個組織的政治功能。同時，威權政府還在校園推行黨化教育，灌輸國民黨的政治思想和價值觀，以孫中山的遺訓和國 民黨中央的政策文件為基礎，后來又在學校發(fā)展三民主義青年團（三青團）組織。黃著指出，這種黨化宣傳的目的并不在鼓動和激勵學生參加政治活動，而是相反，要馴化學生，讓他們接受國民黨政權統治中國的現實，遠離政治，一心學習。這一「禁」一「倡」，硬軟兩手，就是國民黨對付學生運動的「雙翼」（頁82-108）。
  　　
  　　后人都知道，「雙翼政策」并沒有奏效。 學生運動在1930至40年代都是中共領導的反國民黨政治斗爭的一條重要戰(zhàn)線。為什么呢？黃著分析，其原因首先在于日本帝國主 義的侵華政策和步驟不斷刺激學生愛國主義的情緒，而在民族主義的強大道德壓力和輿論支持下，國民政府始終無法將校園政治和社會上的民族主義運動用國家權力硬相分離，因此學校中明的和暗的學生組織，以及合法和非法的政治活動始終無法截然區(qū)分。1930年，國民政府全面制訂并推行「去政治化」政策不到兩年，全國學生就發(fā)起了抗議「九．一八」日本侵占東三省的愛國運動；兩年后，「一．二八」運動的規(guī)模甚至更大。這些學生運動不但宣告了官方政策的破產，而且政府本身還成為抗議的對象。1937至1945年由于政府主導抗戰(zhàn)，所以基本沒有發(fā)生學運，但抗戰(zhàn)一結束，學運就在國共爭斗的背景下卷土重來。
  　　
  　　第二個原因是國民黨始終沒有建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能主義政體，不可能在校園全力貫徹這個官方政策，有效地控制青年一代。例如，抗戰(zhàn)初期為了實現「全民抗戰(zhàn)」，國民政府不得不默認或允許很多獨立于官方的學生政治組織的存在。在灌輸國民黨的意識形態(tài)方面，從1920年代末開始，國民黨在高等和中等學校中開設了「黨義」課程，但因其形式生硬，內容枯燥而不受學生歡迎。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高層沒有利用政治權力強化灌輸，反而自亂陣腳。
  　　
  　　1931年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們批評「黨義」課程，說它「不僅收效甚微，而且給多數學生 一個錯覺，讓他們覺得『三民主義』 是空洞乏味，毫無意義的」（頁98）。何況，這門課也缺乏符合條件的師資。因此從教育的觀點來看，這不應該是一門課程，它的內容應該被分散到社會和人文的各門課程中去，于是國民黨領導人決定用「公民課」取代「黨義課」。雖然國民黨意識形態(tài)的一些內容確實被「分散」到很多課程中去，但在思想灌輸上仍然沒有效果，這是因為這些課程的內容本來已經很重?？傊瑥?927至1949年，國民黨始 終沒有實現「將其思想與政策灌輸給新一代，以統一政治觀點的目標」（頁99）。
  　　
  　　在組織上，國民黨掌權后遲至1938年才成立一個針對青年的組織，即三青團。對這個組織，中國大陸一般讀者常常會認為它和國民黨的關系就像共產黨和共青團，是一種領導、服從和配合的關系。其實這是誤解。三青團成立的初衷是為了改造業(yè)已顯出暮氣和腐敗并充滿派系斗爭的國民黨，所以在一開始就有黨團的權力斗爭，直到1948年「團」被「黨」合并。黃著指出，三青團一開始和國民黨在權力機構爭奪成員（當時三青團成員的年齡上限是三十八歲），直到1940年以后才真正將重點轉到學生身上。但統計數字顯示，學校中三青團的骨干份子其實不是學生而是「先生」，是那些成年的學校官員。1943年出席三青團首屆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中大概只有百分之八的學生代表，在學校擔任團干部的學生可能很難超過學校團干部總數的百分之六（頁168-69）。這就是說，三青團的組織雖然針對學生，但團干部的大門對學生開得很小。究其原因，可能還是和國民黨總體上不愿意讓青年學生過多地卷入政治活動的考量有關。
  　　
  　　黃著的結論是國民黨的「去政治化」政策不但未能限制學生參加政治活動，反而將這種消極的限制和共產黨統一戰(zhàn)線的積極策略形成鮮明對比，「反將學生中的活躍份子推向共產黨一方，使反國民黨的力量如虎添翼」，導致自己的失?。?41）。
  　　
  　　黃著討論的是學生與國家、教育與政治之間的關系，這些是和中國現代化過程有關的大問題。讀完全書，筆者有這樣兩點感想：
  　　
  　　第一，學生政治家或學生革命家可能起源于十九世紀下半期的俄國，以俄國民粹黨人和更激進的以暴力反沙皇專制主義者為代表，后來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中很多都是職業(yè)政治學生，列寧和斯大林都是這個出身。職業(yè)政治學生的出現，固然是對社會矛盾和問題的抗議，但也是對現代化過程中社會精英必須走科層化路線——即通過知識和經驗的長期積累，并在官僚或學術機構中長期浸潤和磨練——的反抗。在這個意義上，學生政治家或革命家這條道路對于具有政治抱負的青年來說，是一條參與社會政治活動和分享政治權力的捷徑。
  　　
  　　二十世紀很多激進主義革命的共同特點，是它們都是由求學時代就投身政治的人領導和參與的。而現代化的國家和非現代化的國家相比，其區(qū)別之一就在于科層結構吸收和造就政治精英的能力的強弱，由此產生社會是穩(wěn)定還是動蕩的不同后果。 民國時期的中國顯然屬于后者，而國家內外的危機，更為學生政治家的大量產生準備了肥沃土壤。 國民政府之所以失敗，從這個角度來看是由于它處在這樣一個尷 尬的歷史時期：國民政府承襲了學生運動的歷史負擔，企圖將它消化到國家建設的過程中，但卻不能提供那些還沉浸在學生政治家或革命家的理想和熱情中的青年一條參與政治的捷徑，從而將他們推到了自己的政治對手那邊。
  　　
  　　第二，今天一般都認為1949年以后中國政治的特點之一是群眾運動上升到國家政治的層面。黃著對學生運動的考察提醒我們，其實這個特點可能在1920年代的大革命中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而且對從1927至1949年的中國政治有相當的影響。
  　　
  　　1920年代中期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打破了分工和階級的差別，把所有社會階層（尤其是學生）都卷入政治斗爭之中。國民政府掌權后想建立現代國家各司其職和常規(guī)化的制度，擺脫和最終廢除大眾動員的模式。但群眾運動的歷史慣性仍然非常強大，外部民族主義的壓力又為這種全民動員的模式提供了合法性。具體到對學生和青年的態(tài)度，國家政權想讓他們安于校園生活，遠離政治，完成學業(yè)和人格培養(yǎng)，但這個愿望不但在現實中無法實現，反而在強大的歷史慣性和政治對手繼承和強化這個慣性的政策面前束縛了自己的手腳。良好的愿望反而成為了弱點。
  　　
  　　回顧這段歷史，超越由于國共紛爭帶來的黨派偏見，今天看來，可能還是戴季陶和蔡元培對于學生與國家、教育與政治之間正常關系的理解比較符合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吧？
  　　
•   　　 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后，KMT內以戴季陶、蔡元培為代表的教育界提出要讓學校去政治化，防止學生過多卷入政治運動中。但戴-蔡路線在剛起初時并未在黨內得到廣泛支持。以汪精衛(wèi)為代表的左翼傾向于發(fā)動群眾運動，而此時的蔣介石與汪精衛(wèi)的合作還未結束。（Chapter 2. 政策轉向之議）
  　　
  　　 到了1930年，形勢發(fā)生變化。蔣介石決心與汪精衛(wèi)集團決裂，一直支持民運且以左派為主的民訓會也被中訓部取而代之，后者由戴季陶主管。戴-蔡路線被正式納為使學生運動“去政治化”的黨政路線。（Chapter 3. 政策路線之爭）
  　　
  　　 為了達到使學生、學?！叭フ位钡哪康?，KMT采用了“去政治化”的雙翼策略。首先，是向學生作政治灌輸；其次，是培養(yǎng)親KMT的學生積極分子。后者主要體現在日后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中。（Chapter 4. “去政治化”的雙翼策略）
  　　
  　　 三青團成立于抗戰(zhàn)打響后不久。成立該團的初衷是蔣介石試圖通過這個新的組織，改變黨內政學派、CC派和黃埔系的內斗局面，為整合黨內各派系提供一個新的平臺。此外，蔣介石也希望借此為黨輸入青年的新鮮血液，改變KMT腐敗不堪、精神喪失的局面。（Chapter 5. 抗日戰(zhàn)爭與三民主義青年團之成立）
  　　
  　　 但是，三青團在成立之初并未集中于發(fā)展學生團員。該團在建立時含混不清的自我定位也導致與母黨的諸多矛盾。有傳言稱三青團的成立是為了一朝取KMT而代之，這使黨內的一些領導、黨員對三青團更加排斥。此外，三青團也并未如蔣的期望一般解決黨內的派系斗爭。相反，解散后的黃埔系控制了三青團，而以陳立夫為首的CC派則把持黨的系統。三青團與KMT之間的矛盾在此背景下不斷激化。1940年，壓力之下的三青團將吸收團員的主要目標轉向學生，從而避免與KMT在這一方面發(fā)生沖突。（Chapter 6. 三民主義青年團招收學生團員）
  　　
  　　 抗戰(zhàn)爆發(fā)后，KMT除了在抗戰(zhàn)初期民情激憤時不得不對學運加以容忍外，延續(xù)了對學運“去政治化”的政策。它組織了三青團一次次提高自身政治作用的努力。1947年，三青團與KMT合并。內戰(zhàn)期間，學校內部親KMT的學生干部幫助KMT從事針對CCP的特務活動，鎮(zhèn)壓學運。但這種做法反而使反KMT之勢日盛、盡失民心。但是，沒有充足證據顯示對KMT的敵視態(tài)度轉化為了對CCP的支持。相反，兩次針對學生教師的民調顯示，該群體中的大部分人贊成國共聯合執(zhí)政。（Chapter 7. 戰(zhàn)時對學運的遏制）
  　　
  　　 總的來說，KMT希望將學運“去政治化”、將學生精力從政治運動轉移到非政治性事物上的雙翼策略失敗了。其中，三青團在成立后逐步發(fā)展為實行這一策略的手段之一、自上而下向學生傳達KMT領導層指示和命令，效果卻并不理想。從KMT的本質上而言，它并非看重民運、重視民粹主義的政黨。五四時期，孫中山對當時發(fā)展起的民族主義浪潮并未太多興趣，只是感于民族主義的激情，并希望借此推動北伐戰(zhàn)爭、聯蘇聯共，才決定將民族主義作為號召群眾的口號，并利用民運。但即使在此期間，KMT內部也一直存在反對民運的勢力。1927-1930年是KMT政權的鞏固時期，也正是此時其對民運的態(tài)度重新步入先前的軌道，從利用轉為反對。顯然，執(zhí)政黨的操作方式與在野黨有著明顯不同?！叭晕凑莆照嗟恼h，常通過支持民眾參與政治活動來樹立‘群眾斗士’的民主形象?！保?33）而掌權者一般不愿承受來自民眾的壓力。（Chapter 8. 結論）
•   　　本書主要是從書面政策角度描述KMT對待學生的政策，作者沒有在意識形態(tài)的層面做太多的探討，也沒有從國共兩黨爭奪青年積極分子的角度來分析該政策，KMT在吸引學生上完全敗于CCP，本書一點都沒談到這個問題?？梢詮倪@本書了解到一些基本政策，但欠缺很多應有的分析。
  　　
  　　最近也買了王奇生的“黨員、黨權與黨爭”，今年剛出增訂版，據說里面有些更深入的分析。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139065/
  　　黨員、黨權與黨爭
  　　副標題: 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tài)
  　　作者: 王奇生
•   　　 近代中國的學運乃是一個呂芳上所說“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的歷史過程，其間總免不了政治勢力的操弄（可以參加當事人的回憶錄，此外何炳棣的《讀史閱世六十年》對清華的學運也有記載，其對所謂“華北之大，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的提法，嗤之以鼻。）！國共雙方均有很多精英曾是學運中的弄潮兒。不過一是開風氣之先的學生運動中堅，且在運動過程中與各種政治勢力無涉，最典型的莫過羅家倫；另一則是運動學生的骨干，職業(yè)學運骨干，為校園之外政治勢力所遙控，代表人物則為蔣南翔。
  　　 正如王庚武所說《難展的雙翼》揭示出了這樣一個極具普遍性的規(guī)律：“每當社會與政治制度不健全，時代動蕩不安，權力斗爭白熱化時，學生們都有可能會收到鼓勵應召而起，要求改革或向一方靠攏。一旦政權穩(wěn)固，政治領袖即逆向而行，要求學生埋首書本，掌握必要知識技能，以便投身于富國強民之建設大業(yè)中”。該書首要的貢獻在于其另樣的外生視角。此前的研究主要聚焦學生內部極具戲劇性及功效卓著的行動上，可以稱之為內生的視角。但黃堅立卻選擇從作為執(zhí)政當局的國民黨如何處理控制學運，并力圖通過“去政治化”使之轉變?yōu)橹矣谡墓襁\動，這一外生角度來分析近代中國的學生運動。這也迥異于內地黨史編撰學，主要從配合正面戰(zhàn)場的統戰(zhàn)視角。只有將上述視角結合起來，方能勾勒出近代中國學生運動的全貌，諸如“華北之大，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之類的迷思也才能被打破。黨史編纂學的視角更多是站在勝利者的立場上論證學生運動的合理性、正當性以及其廣泛的群眾基礎。當然，無意中也會泄露出運動學生的些許秘密，但絕少指出熱衷運動者還不到10%左右的事實，更不會提及那些主張學生應以學習為主、反對學生參與政治活動的大多數師生。黃堅立教授從執(zhí)政的國民黨當局應對學生運動的角度來分析近代中國的學生運動，確實揭示出了很多既往為我們所忽視的問題。此外，其現實意義在于，為當局應對學運總結出了不少經驗教訓，可以豐富天朝的治理術。當然，這是題外話。
•   　　原文地址：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0/10/10/523677.shtml
  　　
  　　
  　　釣魚島撞船事件導致的中日外交風波總會令人想起整個保釣運動的歷史；進而，總會令人把海峽兩岸那些曾經青春而敏感的心靈聯系起來體味。一位臺灣著名學者、當年的“老保釣”說他對釣魚島議題“始終有點難以按捺”，說“四十多年前，美國把釣魚島交給日本，至今還是個讓人難以吞咽的事實啊”；他還說，從保釣運動中走出了一些很不錯的老哥老姐。青春易逝，國事難忘，此種心情和懷抱很使我感動。去年作為訪問學者，我在臺灣大學的校園里生活了一段時光。那時我經常匆匆走在從校門進去正對著的椰林大道上，但是那時我并不知道那些高大的大王椰子樹上曾經懸掛過“明年黃陵哭祭時，將是釣魚島重光日”等大幅標語，也不知道在農推館側面屋頂上曾經垂下來這樣的巨幅海報：“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五四的血液竟然流淌了大半個世紀，最后注入到臺大學生的血液之中。丘為君教授編著的《臺灣學生運動（1949-1979）》（稻鄉(xiāng)出版社，2003年9月）使我知道了當年臺大校園的慷慨激昂，也使我想到了學生運動史研究的問題。
  　　
  　　　　這本被認為是“中文世界第一本有關臺灣學生運動發(fā)展之記錄與分析的著作”以文章匯編的形式回顧和闡釋了臺灣學生運動的多個發(fā)展階段：從最早的“再展開新文化運動”到“五·二十青年自覺運動”，再從民族主義激昂的保衛(wèi)釣魚島運動到青年問政熱潮、社會服務運動、“中美斷交”后的學生運動等等，正好是以三十年的歷史上接1949年以前在大陸的學生運動風云，字里行間激蕩著青春歲月的激情和理想主義的政治意識。
  　　
  　　　　在原先的精英教育發(fā)展策略中，臺灣的大學生可以說是“喝著國民黨的奶水長大”，在社會上有較高的地位。1954年那場從臺大開始的“再展開新文化運動”只是代表了一種文化上、思想上的改造熱情，很快被現實所冷卻。到了1963年的“五·二十青年自覺運動”，本質上就是一場自我改造的道德運動，但很快流為空洞的形式而歸于沉寂。真正的學生運動開始于1970年的釣魚島的主權歸屬爭議，抗爭的激情從海外留學生很快傳遞到臺灣的大學生。該書編著者在“序文”中認為，保釣運動“是臺灣高教發(fā)展的分水嶺，它是‘學生主體性’（即學生從被動受教角色轉為校園主體角色）萌芽的年代，盡管在當時，這一學生激進主義是以對黨國威權體制沖擊最小的民族主義（一種變相的愛國主義）面貌出現的”。這時候才出現真正的懷著“憤怒之愛”的“憤怒的青年”，這時才盡情地宣泄出青春心靈的痛苦與希望。
  　　
  　　　　編著者對于學生運動的特質，認為是理想主義的、感性主義的、集體性的、強調社會參與的，同時也與時代的思想和政治議題相纏繞，因而更為復雜和更為多姿多彩。最后，從歷史的角度對臺灣學生運動三十年作了這樣的歸納：“我們至少可以歸納出兩條主要的線索：第一，它承續(xù)了‘大陸時期’（1911-1949）的民族主義內涵，以及第二，吸收了以美國為主的‘反權威主義’精神。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基于外交層面的政治導向學運特質，在‘后保釣時期’有逐漸減弱的跡象，而朝‘社會資源分配公平化’的方向發(fā)展。盡管1990年代的‘野百合學生運動’也是充滿了政治語言，不過我們若進一步檢查其內涵不難發(fā)現，具有左翼意味的‘社會資源分配公平化’精神，其實已經貫注其間了。”（序文）這一從民族主義到反威權主義的發(fā)展路線昭示著學生運動必定是對政治保守主義的抗議，也昭示著學生運動的民族主義必然與民主自由的精神相聯系，從運動中走出來的“老哥老姐”們多是自由左派。編著者在“謝辭”中提到，在“不可知的危險中探索臺灣政治禁忌的底線，此刻回想起來，是年輕的歲月里最值得回味的經驗”。我們這一代人，尤其是當年七七級的同學，還有人會有同感嗎？
  　　
  　　　　新加坡歷史學者黃堅立的《難展的雙翼：中國國民黨面對學生運動的困境與決策：1927-1949年》（商務印書館，2010年6月）是二十世紀中國學生運動史研究的專著，角度獨特、闡析深入，是關于國民黨管治學生運動的專案研究。雖然它與《臺灣學生運動（1949-1979）》的重點、框架等完全不同，但從學生運動的角度看中國二十世紀歷史的精神抗爭，這是共同的性質；而且由于是從管治的角度進行研究，更使我們深刻地了解任何學生運動所面臨的各種壓力是如何形成的。著名中國學研究者杜贊奇在本書中文版序言中認為，該書的“研究焦點集中于一個重要的具體問題上：國民黨在其執(zhí)政時期如何試圖控制學生運動并對其進行‘去政治化’？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礎上，他對國民黨內復雜的派系政治進行了細致的梳理，考察了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根基不穩(wěn)的國民黨政權通過哪些政策和機構來使學生運動‘去政治化’，并將其轉化為一種忠于政府的公民運動。更為重要的貢獻，則是他對于國民政府學運政策失敗原因的深入解析和評價”。這是很中肯的介紹，對此作者在緒論中更明確地說，“筆者把研究重心從探討學生活動本身的發(fā)展，轉移到分析國民黨政權如何看待學生運動，乃至如何制定以及執(zhí)行有關的應對政策?！?br /> 　　
  　　　　應該說，這樣的研究角度正是迄今為止的學生運動研究最為欠缺的。這種角度的研究成果大體上有三種基本意義：一是對某一場學生運動最后結局的實證性研究，可以回答“為什么會導致這樣的結局”等問題；二是從學生運動研究擴展到教育與政治關系的研究，是意識形態(tài)研究的重要方面；最后是對政黨派系斗爭研究的意義，因為學生運動常常是難以處理的敏感問題，如何面對、如何決策往往使黨內派系斗爭的分歧明顯化和表面化。每當我們思索歷史上學生運動的經驗教訓的時候，這種角度也正是顯得最為撲朔迷離的。
  　　
  　　　　該書的中心論點十分明確，即在1930年至1949年時期，國民黨管治學生運動的中心政策是使其“去政治化”（即“戴季陶-蔡元培的政策路線”），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而采用了兩種策略（即“兩翼”）：一是通過政治教育等課程向學生灌輸國民黨的意識形態(tài)，二是在學生中培養(yǎng)親國民黨的學生干部和積極分子，最后這些策略都歸于失敗。作者在研究中多次強調的吊詭現象是，國民黨的這“兩翼”策略是政治性的，而其目的卻是“去政治化”。作者不同程度地分析了導致這“雙翼”折斷的各種原因，如“黨義”教育的失敗、親國民黨的學生干部無力遏制學生中的反國民黨情緒等等，更指出這種失敗的程度與中共在學生運動中采取的方針、行動密切相關。國民黨從積極支持學生參與政治活動（1924-1927年），轉變?yōu)闃O其害怕和極力阻止學生參與政治斗爭，這種轉變的原因固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注定是不成功的。杜贊奇先生在序言中還問道：“學生運動是否也已隨著二十世紀的結束而悄然落幕了？它的歷史時刻是否真的已經一去不返？”這個問題應該由未來的學生自己來回答。
  　　
•   來源 http://www.cuhk.edu.hk/ics/21c/issue/articles/128_1106008.pdf
•   是用kindle讀的么？
•   當當上買的。;-)
•   還有哪些講學運不錯的書啊，求推薦。
•   呂芳上的《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是本力作。不過是從1919——1928.要是感興趣的話不如看看趙鼎新的國家與社會關系，講90-1年那事的。趙的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頗好，也可以看，只是專業(y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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