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中的文化抉擇

出版時間：2007-3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作者：葉瑞昕頁數：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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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概要

本書雖然只是研究辛亥革命時期這十年間國人的中西文化觀問題，但也涉及是按人物的思想來撰寫，還是按思想派別來撰寫。讀了書稿后，你將會發(fā)現它既不是以代表性人物的思想依序論述，也不是以派別分類闡發(fā)，而是理出這十年間時人對中西文化不同認識和取向所形成的問題來加以探究。 在本書中，作者對辛亥革命時期時人對中西文化的認識和取向歸納了四個問題，即“貌襲西學，以舊化新”、“輸入文明，順應時勢”、“保存國粹，國有與立”、“新舊調和，以求會通”。這一歸納是否準確、全面，自可進一步探討，但作者所提出的這些問題，實屬當時所存在而需要闡明的。

作者簡介

　　作者葉瑞昕為歷史學博士，現任北京東方道德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思想史。

書籍目錄

緒論 第一章 19世紀后半期國人中西文化觀的演進 　第一節(jié) 甲午戰(zhàn)前的艱難認知歷程　　一、“師夷長技”說與“夷夏大防”說的較量　　二、“西學中源”說與“中體西用”論的二重奏　第二節(jié) 甲午戰(zhàn)后的文化反省思潮　　一、“天下”勢已殊，“夷”“夏”無定名 　　二、“泯界限”與“立門戶”：中西會通乍暖還寒 　小結第二章 貌襲西學以舊化新 　第一節(jié) 中體西用論與“新政”變法觀　　一、“不易者”與“可變者”　　二、“嚴禁新舊之名，渾融中外之跡”　第二節(jié) 中體西用論與“新政”教育改革　　一、學堂包科舉：吐故納新之漸徑　　二、經學與西學：學堂功課之次第　　三、“存國粹而息亂源”　小結第三章 輸入文明順應時勢 　第一節(jié) 中西文化地位的重估　　一、從“創(chuàng)造文明”到“因襲文明”　　二、以“民權”之西學，破“偽新”之西學　第二節(jié) 文明進化的內在理路　　一、從法“公器”到習“公理” 　　二、以西方新價值觀為標準，敦促中國政教之進步 　第三節(jié) 文明進化的頓漸之爭 　　一、“人事進化”壓倒“天然進化”的理據　　二、文明的直線上升：進化論中的極端傾向　小結第四章 保存國粹國有與立　第一節(jié) 國學保存的微旨　　一、從“中學”到“國學”　　二、國學含義的內界和外界　第二節(jié) 國學復興之路　　一、以西方學理為燭，照亮傳統(tǒng)文化之精義　　二、力抗社會潮流，以存國學之特性　第三節(jié) 國魂熔鑄之運思　　一、“道德革命”抑或“道德保存”　　二、傳統(tǒng)道德之古為今用　小結第五章 新舊調和 以求會通　第一節(jié) 文化調和的探索與局限　　一、即新即舊：文化調和的曖昧取向　　二、“統(tǒng)新故而觀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　　三、陳義過高的尷尬處境　第二節(jié) 中西會通的新典型　　一、無用之大用：社會進步的動力之源　　二、文化無畛域學術惟求真　　三、“取今復古，別立新宗” 　小結結語 附錄從曾國藩新理學到梁啟超崇心學——清末儒家倫理思想演變的內在理路參考文獻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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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界似乎已習慣了辛亥政治運動—五四文化運動的歷史演進邏輯，豈不知，辛亥革命不僅是一次政治革命，同時也是一次文化革新。研究“五四”文化變革，如不回溯辛亥革命時期的思想變動將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中國文化經歷過兩次大規(guī)模的外來文化的洗禮，一次是佛教的傳入，另一次就是西學的東來。佛教的傳入，使得中國文化原有的文化范型發(fā)生結構性重組，由原來漢代經學獨尊，歷經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佛教、道教、玄學（道家）與經學的交織共融發(fā)展，至宋代孕育出一種天命與人性同源、本體與工夫交融的較為成熟的綜合思想體系——理學。此后歷經元、明、清，保持了一個整體上相對穩(wěn)定的文化范型。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后，西方文化挾其堅船利炮登陸神州，中國原有的文化范型不能發(fā)揮歷史上對待蠻夷文化時屢見成效的同化作用，其文化示范和引領功能失靈了。中國知識界逐漸出現嚴重的思想分歧：一部分人越來越傾向向西方尋求真理，并越來越批判本國文化傳統(tǒng)，直至發(fā)生了“五四”新文化運動；還有一部分人雖然在理性上承認西方文化的價值，但在情感上卻難以割舍對傳統(tǒng)文化的依戀，直至發(fā)生了民國初年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在近代國人中西文化觀劇烈演變的過程中，辛亥革命時期（1901—1911）可說處于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段。這個時段有一個非常鮮明的時代主題，就是救亡圖存。這個主題像塊大石頭，沉甸甸地壓在每個國人的心頭，由此影響著當時中國社會政治的走向，也左右著朝野各界在思想文化上的變動。如果說在此時代主題影響下，辛亥革命時期在社會政治領域的直接成果是推翻了在中國存在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那么辛亥革命時期思想文化論爭的結果就是開辟了“道”、“器”分立的舊文化觀日薄西山而“道”、“器”合一的新文化觀冉冉升起的新局面。比較此前的歷史時期可知，辛亥革命時期的學界在處理中西文化關系的思維模式上，遠遠突破了洋務運動乃至戊戌維新時期流行的夷夏大防、西學中源、中體西用等諸種中西二元對立的思想形態(tài)，對于西方文化的認識較前大大深入了一步，不僅認識到西方文化中器用、技藝、制度方面的優(yōu)勢，而且認識到西方文化中思想觀念上的先進；而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態(tài)度相應也發(fā)生了重大調整，由原來相信傳統(tǒng)文化在技術層面上不如西方但在精神價值上占有優(yōu)勢，變成全面懷疑傳統(tǒng)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和價值。由此導致西方文化向中國的傳播，由物質技藝層面擴大到精神價值層面，同時也引起傳統(tǒng)文化在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全面信仰危機：如果西方文化不論在“器”還是在“道”上都比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先進，那么在救亡圖存的實用動機下，傳統(tǒng)文化也就失去了繼續(xù)發(fā)揮作用的理由和根據?？梢哉f，正是這種社會政治形勢驅迫下發(fā)生的空前文化危機，引發(fā)了中國知識界前所未有的嚴重分裂：具有強烈功利主義傾向的文明論者決心與傳統(tǒng)決裂，徹底走學習西方的道路；而對傳統(tǒng)文化心存敬意的國粹論者堅持強調傳統(tǒng)文化與國家認同的關系，并嘗試敦促傳統(tǒng)文化走上再造和復興之路；自居于新舊之間的調和論者，試圖突破文明論者和國粹論者各執(zhí)一端的偏至，嘗試以文化無新舊、學術惟求真的理性精神創(chuàng)建融合中西的新學問體系。對照此后的歷史時期可知，辛亥革命時期文明論、國粹論及調和論等不同文化取向間的論爭，直接影響了“五四”前后東西文化問題的論戰(zhàn)。如果認真比較，我們不難發(fā)現“五四”文化論爭所提出的幾乎所有問題，在辛亥革命時期差不多都已經做過重要的探索。其中，文明論者在中國文化史上第一次發(fā)動了以西方新價值觀為標準，敦促中國政教進步的思潮。他們勇于挑戰(zhàn)為歷代帝王尊崇的“至圣先師”孔子的權威，提出“欲支那人之進于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的激進主張，可說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的先聲。以上是就思想文化發(fā)展的內在理路而言，考慮到辛亥革命時期如此突出的政治形勢的催迫，不能不看到朝野雙方政治立場的差異投射到文化觀念上的影響。就當時國人在中西文化觀上流行的三種取向——學習西方、保存國粹、新舊調和而言，每種取向的背后，多能看到朝野雙方不同立場在其中的烙印。如同樣講學習西方，官方主要想在維系封建倫理綱常不墜的前提下，學習西方器物、制度層面的“富強之術”，以解救清廷迫在眉睫的統(tǒng)治危機；新學界具有革命思想的人士則提出學習西方富強之路，關鍵不在于其“術”——器物、制度層面，而在于其“道”——民主政治理想及其制度安排。同樣講保存國粹，官方國粹論者主要是想借保衛(wèi)文化的大旗，吸引國民死守清廷統(tǒng)治秩序；民間國粹論者則主要從加強國家民族認同的需要，提出國學的自我更新之道，其中也有一些人將“國粹”作為排滿革命的利器。同樣講新舊調和，官方主要立足于用中國原有的倫理思想同化西方的社會政治學說，以此達到消減西方學說威脅其統(tǒng)治的效果，而民間調和論者中則有人站在官方的對立面，從破除保守的“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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