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伊朗編
出版時間：1964-1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作者：勞費爾 頁數：452 譯者：林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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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概要
這本書本身只是一種資料性的匯篇，他也沒有企圖在這些資料上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論。但是對于他的觀點和方法，還是有作一些說明和討論的必要。
作者簡介
勞費爾，生于德國科倫，肄業(yè)于柏林大學，1897年在來比錫大學得博士學位。他受過德國自然科學和考據學的訓練，加上法國漢學家沙畹等影響。1898－1899年他參加了哲撒普組織北太平洋探險隊，在薩哈連島和東部西伯利亞一帶工作。引后他的活動就和美國分不開了。1901－1904
書籍目錄
序言中國伊朗編苜蓿葡萄樹胡桃安石榴胡麻和亞麻胡荽胡瓜或黃瓜胡蒜、胡蔥、渾提蔥豌豆和蠶豆紅花和姜黃臙脂（紅藍）茉莉指甲花胡桐淚甘露蜜阿魏白松香無食子或五倍子靛青大米胡椒糖訶黎勒“金桃”附子蕓薹屬植物荲蘿棗椰樹菠菜巴旦杏無花果齊墩果阿勒勃與稻子豆水仙阿勃參（巴爾酥麻香）拂林語考西瓜胡蘆巴番木鱉胡蘿卜香料馬來亞波斯及其產物……
圖書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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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評論、評分、閱讀與下載
用戶評論 (總計3條)
- 對于做伊朗學研究，尤其是中國伊朗之間經濟往來與文化交流的人，是必讀參考書。本書詳盡地羅列了古代中伊兩國之間交易的物品。另外，對于語言學家來說，附錄部分對不同語言里外來語成分的分析也很值得一看。但本書略顯枯燥，不推薦給普通大眾。
- 一直以來，但凡遇到關于植物的書，基本都會讀一讀。與其他植物書比較，這一本讀起來有一點“辛苦”，苦就苦在文中的考證。辛苦之余，也欽佩于作者的認真，在引證中國古籍時，連古籍版本的變化都有所留意。
章鴻釗稱“其書博大浩翰，凡于中國植物金石稱謂沿革搜討備勤。其余一名一物之微，詳加疏證，志其出處始末者，亦復前后錯綜其間，要皆異于曩之考證家硁硁墨守一家言與一國文字者所為”，可謂確評。
所考證的植物
苜蓿
葡萄樹
阿月渾子
胡桃
安石榴
胡麻和亞麻
胡荽
胡瓜或黃瓜
胡蒜、胡蔥、渾提蔥
豌豆和蠶豆
紅花和姜黃
胭脂(紅藍)
茉莉
指甲花
胡桐淚
甘露蜜
阿魏
白松香
無食子或五倍子
靛青
大米
胡椒
糖
訶黎勒
“金桃”
附子
蕓薹屬植物
蒔蘿
棗椰樹
菠菜
糖蘿卜和萵苣
蓖麻
巴旦杏
無花果
齊墩果
阿勒勃與稻子豆
水仙
阿勃參(巴爾酥麻香)
拂林語考
西瓜
胡蘆巴
番木鱉
胡蘿卜
香料
…… - 外國人寫的中國草木書 文 / 嶺南沈勝衣
十月購得日本人岡元鳳的《毛詩品物圖考》，使我想起今年二月買到的《中國伊朗編》。兩本著作都出自外國人之手，討論的都是中國名物等內容，尤其以植物這一我喜愛的題材為主。
《中國伊朗編》，[美]勞費爾著，林筠因譯?！吧虅沼^海外漢學書系”，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印本。之所以留意，要多謝《南方都市報》二零零二年元旦“讀書”版上王曉漁的一篇《我承認我歷盡庸俗》，當中以周星馳的口吻介紹：“曾經有一本好書，放在我的面前，但我沒有錯過”；說它干癟的書名使他嘲笑購買的朋友，但自己翻開后“卻一下子被自己的無知驚呆了。這是一本博爾赫斯式的漢學經典，它講述了很多植物的傳奇，但每一句話都‘證據確鑿’”；更以這樣的說法使人矚目：“這本書早在六十年代即出版（按：一九六四年一月一版），但直到二零零一年才再次印刷，我很多朋友在買到之前，都是讀的復印件?！闭勚参?，引經據典，而又冷門（相對于他的“很多朋友”而言），這樣的書大合我的趣味，也就不會錯過，今年春節(jié)在廈門購得，是福建旅游沿途聚書（詳見二月聚書錄之三，《二月盛宴閩海書》）、壬午開年最歡喜的收獲。
作者勞費爾，生于德國，后入美籍，是位東方學者，受過語言學、人類學、植物學、礦物學等自然科學和考據學的專門訓練，參加過包括到中國在內的探險，一九三四年以不明原因突然自殺，一度引起學術界震動。這本出版于一九一九年的歐美東方學代表性作品，有個冗長的副題：“中國對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貢獻：著重于栽培植物及其產品之歷史”，這是它的主要、核心內容，但也并不止于此。它由“中國伊朗編”、“伊朗中國編”和“附錄”三部分組成，是作者探討東方名物、語言、制度各方面果的總匯，研究了中國文明和中亞以至西亞的關系。（“伊朗”，作者有時又用“波斯”代之，用的是古代的廣義。不過，中國古代所稱的“波斯”，另還指馬來西亞某地區(qū)，而中國人卻似乎從未對這南海波斯作過連貫記載或整理過有關零碎記述，甚至連“波斯”一名的雙重意義都未曾引起過注意；作者為此專門辟一章來討論，其慎重和博學由此可見。）
所謂“中國伊朗編”，或可稱“中伊文化交流”，意思是說，中國曾從伊朗吸取了很多東西，但伊朗古文明的記載有限，比如，作者在《序言》中專門抄引了一大段古波斯典籍，證明“古代波斯人很注意他們的植物。由于他們喜歡把事物系統(tǒng)化，他們有一個植物的分類。但是他們關于植物的文獻，即使有過，也都已失傳了?！保ㄏ乱髡咴捜绮蛔髯⒚鞯木鲇谄洹缎蜓浴罚┒驗椤爸袊耸侵v求實際的人，對具體事物向來很感興趣”，故對有關名物和風俗、制度等留下大量記錄，在載籍中保存了許多可補伊朗古代史不足的資料，“沒有中國人的記載，我們就無法充分了解（溝通東西文化的古伊朗人）當時的情況”。中國人就這樣以文字的方式回報了古伊朗，作者把這些反過來中國對伊朗文明史作出的貢獻一一列出，共有一百零二個題目。
所謂“伊朗中國編”，或可稱“伊中文化交流”，意思則相反，討論的是伊朗從中國得來的東西，共三十三個題目。
這一百三十五項中，植物占了絕大多數，因此全書的重點是關于中國和古代西域植物傳播關系的；其他內容則包括紡織品、礦物、古伊朗薩珊王朝官制等。每個題目都“作為一篇獨立文章處理”，以便“各人可按自己的愛好選讀他所愿讀的那一章”。但“我的目的不是概述某一個植物的歷史，我是希望介紹一幅綜合廣泛的圖畫，說明偉大而獨特的植物移植也是一著重文化運動”，“寫出一部細致的關于人工栽培的植物的歷史”，“同時也試圖確定伊朗對中國文明的影響”。在另一處，雄心勃勃的作者還說：“我的主要任務是探索構成物質文明的一切事物的歷史”。（除本書外，他另有專文討論中伊、伊中文化交流中其他的動物、競技、樂器等題目。）
附錄五篇，是語言學方面的問題，主要是研究中國境內幾個少數民族語言里的若干詞匯；也包括從這一角度去討論一種由古波斯出產傳布到中國、印度、西方，但為歷史學家未曾研究過的植物“羅勒”；還把波斯制藥學最早的作品《藥物學原理》（也是散文體的新波斯語現(xiàn)存作品中最古者）中關于印度的部分匯集起來，概述古印度對波斯的影響（相當于一個小型的“波斯印度編”）——這些附錄，等于是對正文的側面補充，和進一步展示作者研究的興趣、方法、成果。
作者的知識和閱讀是廣博的、運用的手段是豐富的、治學態(tài)度是嚴謹的。他說：“要把植物學知識、東方學知識、語言學知識和歷史知識通通結合起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對每個問題都不遺余力地將其植物和歷史兩方面加以充分闡述。所用的資料，無論它的出處是中國（按：他稱中國典籍里所有關于波斯和亞洲中部各族的記載都仔細讀過）、日本、波斯、阿拉伯或古典史料，都經過精密的審查，決不信任間接或教條式的記載”：“我們讀史料，決不允許把其中所沒有的意思任意加進去”；要求閱讀文獻要“參考和研究與問題有關的一切文稿，才能作出結論”；連中文古籍因版本變動、原始正文和后加的評注相混雜的情況都特別注意；又甚至史料也不能完全信任，還要結合植物學的證據。（這些細微處的要求不僅在《序言》中強調，正文中亦然，如《茉莉》篇便指出，古籍今、古版關系不清楚時，不可隨便得出廣泛的結論；又如《靛青》篇說：靛青只是“一種藍色染料在商業(yè)上的通稱”，其所來自的“槐藍這一屬的植物差不多有三百種，所以不能希望東方記載里作正確的鑒定”。）
他的良好學風還體現(xiàn)在，對于東方學、植物學等方面的先行者、權威，他作過認真的研究判斷，并在有所吸收的同時也有所批評。在《序言》中他就鮮明地提出幾個觀點：一是反對“中國部分物質文明為波斯所賜”說。他認為，中國人“心胸開豁”，“向來樂于接受外人所能提供的好事物。在植物經濟方面，他們是世界上最前列的權威。中國有一獨特之處：宇宙間一切有用的植物，在那里都有栽培”，但，“中國文明的基礎有著無限資源，這些植物的輸入對之不起什么作用”。二是破除中國許多植物都由張騫從西域移植來、在漢朝已適應中國水土成長的神話，指出張騫帶回來的只有兩種，伊朗植物向中國移植其實延續(xù)了一千五百年。三是批駁一種“胡說”，即中國植物中凡冠“胡”字的都從外國來、尤其是從西亞伊朗來。為此他用了足足十頁的篇幅，專門在舉了數十個例子逐一分析。（不過，雖然他很不留情面地批評了多個權威，說明當時東方學有點“隔山打?！保鰜淼某晒芸毂蛔C明為謬誤或者過時，但我從他引述的各專家之論卻深深感受到，早在十九世紀，外國對中國的研究就已成氣候，作出了很多努力，那種投入的精神令人感嘆。）
當然作者自己也逃脫不了被后人批評的命運，而且是很尷尬地栽在他的雄心、自詡和也注意到而強調的地方。邵循正一九六二年作的《中譯本序》特別指出了兩方面的問題：“人工栽種植物史”。邵氏稱作者并沒有也根本不可能達到“寫出關于人工栽種植物的一部最完備的歷史”這個目的（按作者《序言》對其這一宗旨只說“細致”，沒有說“最完備”；又“也根本不可能”這一判斷不知邵氏是如何作出的），認為作者主張的一千五百年“植物傳播運動”沒有得到詳細描寫，“而更缺乏的是對植物品種的實地調查”。
語言學。通過文字記載，中國人對古伊朗作出的貢獻還包括語言方面，“因為正確地譯成漢音的原始伊朗語幾乎全部都可以很準確地還原為伊朗語?！弊髡哳H重視這一點，他就從這些漢譯的古代語音返求它們所代表的伊朗字。但是，他又指出語言“只屬本研究的一個枝節(jié)問題”；他還在《序言》中指責一位著名學者“把語言材料估計得過高了”，“給植物學者樹立了很危險的榜樣”——然而，邵氏卻正指“本書突出的一個缺點是在于過分依靠語言學作為解決問題的工具”，“書中語言學的虛構很多”；因為古代語言資料有很大局限性，據之得出的結論“可靠性是有問題的?！?br />
因此，邵氏雖然也稱許上引《序言》中的三個觀點，但認為“勞費爾這本書本身只是一種資料性的匯編，他也沒有企圖在這些資料上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論”：“這些資料的搜集和詮釋，對于研究伊朗古史和中國西域關系史”，只不過是“很有參考的用處”。
可是，此書就算有這些不足，卻是極對我口味的。當然為的不是西域以及語言什么的（《波斯的紡織品》一章，曾批評一位學者“每逢要找中國古音時總慣用粵語”——這不僅跟國門初開時廣東在洋人心中的地位有關，更是學術界的一種普遍看法，我就常以此作為粵語的驕傲，然而勞費爾卻認為“粵語不代表中國古代的語言，它僅是語音非常退化的一種現(xiàn)代方言”。真令我喪氣），而是王曉漁所著重介紹的：植物，而且引經據典。勞費爾這項工作我甚為欣賞、敬佩，這需要勞費怎樣的精力和耐心去作廣泛的閱讀（邵氏也承認“原著征引材很廣”），還需要學力作去取的判斷、整理并提出自己的意見。（另外，邵氏最后說譯者“作了很繁重的查對工作，并在譯注中改正了原著若干處的錯誤。這個譯本對于即使能直接閱讀原書的讀者也是十分有用的?！睂?，譯者也該記一功，翻譯這樣的書，語言之外，還要對植物、對古籍的熟悉。）我就喜歡這種文獻資料的匯編，學術價值不管，只當閑書去看，看各種草木谷果花，被勞費爾從浩如煙海的典籍中一一召來，滿卷豐盈，細數來歷……
春節(jié)假期的最后一個下午，我便是坐對春日明凈斜陽中的自家陽臺繁盛花木，來看他更繁盛的紙上花木。按作者“隨自己愛好選讀”的意思（勞費爾真是可人），挑一些喜愛的題目，讀到了中國古代典籍記載中的、和勞費爾自己記述的一些有情味的資料。如《茉莉》篇引《南方草木狀》，說此花最早是由西域移植于廣東，“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一個“憐”字，寫出嶺南人的可愛，而這句話也就讓人覺得可愛了。至若勞費爾所注重的伊中植物傳播、移植，和語言學研究方面，其實也不無有意思的地方，如《胭脂（紅藍）》謂：中國有種土生植物落葵，能出產染料和胭脂，但國人并不知道，是有同樣作用的紅藍傳入后才引起注意，然后這兩種植物被一個共同的名字“燕支”混淆起來，而“燕支”的語音又引起了附會和幻想，與匈奴相聯(lián)系，燕支山（焉支山）也被說成能出產胭脂……邵循正對此書的學術價值評價不高，其實如果不懸太高的標準要求，這不就是些有趣的學問嗎？
不過，說句老實話，也正因這類專業(yè)而又冷門的、考證繁瑣的學術性東西，使我稍稍減低了對它的興趣呢。
?。ǘ懔愣甓掠?，十月略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