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文藝復興

內容概要

《中國的文藝復興》是顧毓琇先生討論中華民族復興問題比較系統(tǒng)、全面的論著。
他認為，民族復興運動包括三大要素：政治革命、社會改造、文藝復興，這三個要素缺一不可。他通過比較歐洲和印度民族復興運動的異同，分析了中國民族復興運動的特點和歷史任務?！翱v”的方面，從天文、水利、音樂、度量衡等，論證中華民族祖先的創(chuàng)造活力，是很好的有關“現(xiàn)代性“之”多元化”的早期的論述；“橫”的方面，論述了“文化交流”對于更新中華民族文化的貢獻。
《中國的文藝復興》另一部分內容是中國經濟的改造，顧毓琇先生從社會改革和經濟協(xié)調、民主理想與和平建設、挽救中國工業(yè)危機、振興中國實業(yè)等角度，為中國的復興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

作者簡介

　　顧毓琇（1902-2002），字一樵，著名教育家、科學家、詩人、戲劇家、音樂家和佛學家，江蘇無錫人。1923年畢業(yè)于清華，后赴美留學，獲電機工程博士學位。1932年任清華大學教授，領導創(chuàng)辦電機工程學系。1933年任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1938年任“教育部”政務次長、中央大學校長。20世紀50年代初移居美國，先后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客座正教授，賓夕法尼亞大學終身教授。他學貫中西，博古通今，一生充滿傳奇。

書籍目錄

第一編 中國的文藝復興
 一、文學革命與文藝復興
 二、文化根源與創(chuàng)造活力
 三、文化交流與時代精神
 四、舊文藝的新認識
 五、新文藝與新時代
 (一)新詩
 (二)小說
 (三)戲劇
 (四)美術
 (五)音樂
 (六)舞蹈
 (七)建筑
 六、文藝復興與教育改造
第二編 世界教育的改造
 一、教育與人生
 二、知識與智慧
 三、自由與平等
 四、創(chuàng)造與領會
 五、博愛與大同
 六、原子能時代的世界觀
 (一)原子能的發(fā)明
 (二)新時代的來臨
第三編 百齡自述
 自序
 一、傳略
 二、百齡自述
 引言
 (一)少年時期(1902～1915)
 (二)清華求學(1915～1923)
 (三)美國留學(1923～1928)
 (四)教學開始(1929～1932)
 (五)清華教學(1932～1938)
 (六)參加抗戰(zhàn)政府(1938～1945)
 (七)服務戰(zhàn)后教育(1945～1950)
 (八)赴美研修(1950～1952)
 (九)費城教學(1952～1972)
 (十)退休自修(1972～2000)
 三、行云流水
 (一)弄電不輟手，行云本無蹤
 (二)大西洋上有自由神，太平洋的和平神呢？
 (三)從雪天冰地的新大陸到人文薈萃的英格蘭
 (四)巴黎的詩、柏林的歌劇和瑞士的山水畫
 (五)貝加爾湖畔，松花江上
 (六)富士高頭孤月冷，櫻花叢里嬌鶯泣
 四、引退杏壇
 五、大陸之旅
第四編 一樵文存
 一、科學教育
 (一)科學與教育
 (二)西洋科學的初期
 (三)西洋科學的發(fā)展
 (四)中國古代的科學
 (五)我國近代科學的發(fā)展
 (六)科學教育的實施
 二、科學研究與民族復興
 (一)無科學即無文化，無文化即無民族
 (二)中國對于算學的貢獻
 (三)最近國人對于科學的貢獻
 (四)科學研究與民族復興
 三、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
 (一)科學精神
 (二)人文精神
 (三)兩種精神之結合
 四、國家的機運與青年的前途
 五、紀念60位師友
 (一)電工
 (二)物理
 (三)工程
 (四)文學
 (五)美術
 (六)史哲
 (七)外交
 (八)教育
 六、訪九一翁蕭伯納
 七、紀念吳有訓先生
 八、紀念陳岱孫先生
 九、紀念茅以升先生
 十、孫穗芳

章節(jié)摘錄

　　一、文學革命與文藝復興　　中國的文藝復興，是目前迫切需要的一個運動。我以為民族復興運動包括三大要素：政治革命、社會改造和文藝復興。這三個運動同樣重要，缺一不可。歐洲的民族復興運動，從文藝復興（Renaissance）開始，經宗教改革（Reformation）而完成政治革命（Revolution）。印度的民族復興運動泰戈爾主張照歐洲的先例，從文藝復興開始，以喚醒印度民族的靈魂。甘地主張從政治革命開始，以求印度的獨立。泰戈爾晚年因為還沒有看見印度的獨立，深以甘地的主張為然。甘地又認為政治革命與社會改造、宗教改革同樣重要。中國的民族復興運動，自孫中山先生倡導革命以來，早就從政治革命還是，改變了歐洲的先例。孫中山先生的認識與領導是正確的。這五十年來，經過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對日抗戰(zhàn)三個重要階段，民族的獨立自主已經由奮斗得來，一百年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亦已解除。社會改造，即是照中山先生民國元年早已提倡的社會革命，我們還在期待著。新生活運動，平民教育運動，鄉(xiāng)村建設運動，經濟建設運動，都說明了社會改造運動的需要。這個運動應當包括兩大部分：經濟改造與教育普及。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雖產生在政治革命運動以后，卻發(fā)端在社會改造運動以前。上面說過，三個運動同樣重要，缺一不可。所以照發(fā)展的順序說，我們從政治革命開始，經文藝復興而達到社會改造。目前經濟無辦法，教育不普及，形成了社會的不安定少進步。這種現(xiàn)象在抗戰(zhàn)后期已經明顯，復員以來，有變本加厲之勢。所以，有些人開始覺悟：民族復興的工作需要重新發(fā)動這三大運動。社會改造運動發(fā)動最晚，成績最差，尤須“迎頭趕上。”政治革命固然有“革命尚未成功”的遺訓，文藝復興難道就已經成功了嗎？倘若已經成功了，我們必會開出無數(shù)燦爛的文藝之花，而這些燦爛的文藝，亦一定會賜給社會不少的光明和安慰。倘若還有待于大家的努力，我們便不得不根據(jù)三十年來的經歷與認識，先做一番坦白的檢討，再直率地貢獻一點具體的見解，請求文藝界學術界的批評和指教?！　】箲?zhàn)時期，李長之先生印了一本集子，書名《迎中國的文藝復興》。我們顧名思義，可以知道中國的文藝復興，像中國的其他革命工作一樣，還有待于大家的努力。有些人以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代表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外國朋友也有這樣想，這樣說的。還有不少朋友，而且更多的是青年朋友，不肯輕易自滿地承認：中國文藝復興運動已經成功了。有些人可以承認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開始，雖然也有人愿意把現(xiàn)代文學革新運動追溯辛亥革命的前夕。錢玄同致陳獨秀書中曾說：“梁任公先生實為近來創(chuàng)造新文學之一人。雖其爭論諸作，因時變遷，不能得國人全體之贊同，即其文章，亦能盡脫帖蹊徑，然輸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詞及俗語人文，視戲曲小說與論記之交平等，此皆其識力過人處。鄙意論現(xiàn)代文學之革新，必數(shù)及梁先生。”李長之在《五四運動之文化的意義及其評價》一文中說：“五四所象征的時代精神是什么呢？有人說是文藝復興，我看并不是。”這個時代還不夠文藝復興。…假若要用一個名稱以確切說明五四精神的話，我覺得應該用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的主要特征，是理智的，實用的，破壞的，清淺的。我們試看五四時代的精神，像陳獨秀對于傳統(tǒng)的文化之開火，像胡適之主張要問一個“為什么”的新生活，像顧頡剛對于古典的懷疑，像魯迅在經書中所看到的吃人禮教（《狂人日記》），這都是啟蒙的彩色。”　　在陳衡哲女士編輯的英文《中國文化論文集》中，胡適之先生在《宗教與哲學》章中說到佛教輸入以后中國學術思想的奮斗與成功，可以比作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造。他以宋儒的建立新孔學比擬歐洲人文主義派的重新發(fā)現(xiàn)希臘與羅馬。集中《文學革命》章亦是由胡先生執(zhí)筆，英文原題為TheLiteraryRenaissance（譯意義是文學的文藝復興）。文中首先引了民國四年（即1915年）黃遠庸致章士釗書（原載《甲寅》第一卷），主張新文學有提倡的必要。民國五年（即1916年）10月，胡適之致陳獨秀書說：“綜觀文學墮落之因，蓋可以“文勝質”一語包之。文勝質者，有形式而無精神，貌似而神虧之謂也。欲救不文勝質之弊，當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質，軀殼內之精神。”民國六年（即1917年）1月1日，《新青年》雜志發(fā)表胡適之《文學改良芻議》及陳獨秀《文學革命論》。胡陳諸先生先生倡導文學革命的時期并沒有用“文藝復興”的字樣，可見他們的主張是切實而具體，并不愿意有所鋪張或附會?！　　段膶W改良芻議》中說：“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即以文論，有尚書之文，有先秦諸子之文，有司馬遷班固之文，有韓柳歐蘇之文，有語錄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比文之進化也。試更以韻文言之，擊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時期也；三百篇之詩，一時期也；屈原荀卿之騷賦，一時期也；蘇李之下，至于魏晉，又一時期也；江左之詩流為排比，至唐而律詩大成，此又一時期也；老杜香山之“寫實”諸詩（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樂府》），又一時期也；詩至唐而極盛，自此以后，詞曲代興，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詞之一時代也；蘇柳（永）辛姜之詞，又一時代也；至于元之雜劇傳奇，則又一時代矣；凡此諸時代，各因時勢風會而變，各有其特長，吾輩以歷史進化之眼光觀之，決不可謂古人之文學皆勝于今日也。”　　適之先生在二十年前曾同我說起，他發(fā)起“文學改良”的時候還不夠“得到”，他到底還借重了歷史進化的眼光，引用了許多演變的事實，以證明“文學革命”的必然與自然。“后來居上”有時也不盡然，還得看努力的方向和創(chuàng)造的成果。三十年以后檢討當時的主張，我們應當注意發(fā)起人的環(huán)境與心理。一切革命運動都有同樣的現(xiàn)象。他們一方面充滿了勇氣和樂觀，一方面盡量借重一切的理由和力量。例如《文學改良芻議》說：“以今世眼光觀之，則中國文學當以元代為最盛，可傳世不朽之作，當以元代為最多，此可無疑也。當是時，中國之文學最近言文合一，白話幾成文學之語言矣。”當然在提倡白話運動的時候，以白話名作為最盛最多最好，乃為必然的要求。“歷史進化”說，在文學批評上大可討論，古典主義同浪漫主義的爭論，亦著重于此。若是后來的一定無條件的好，三十年前便會主張；“吾每謂今日之文學，其足與世界“第一流”文學比較而無愧色者，獨有白話小說（我佛山人，南亭亭長，洪都百練社三人而已）一項。”試問現(xiàn)在青年還推崇《恨海》、《九命奇冤》、《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嗎？以這些作品與《水滸》、《西游記》、《三國演義》、《紅樓夢》、《儒林外史》比較，是否“后來居上”呢？　　“文學革命”已經有出乎意外的成功，當時的論點大部分很對很好，也有小部分因為當時過度熱心的辯護而需要后來修正或刪改。民國七年，胡先生發(fā)表《建設的文學的革命論》，以消滅的“八不主義”改為積極的四項主張：“一、要有話說，方才說話。二、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就怎么說。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四、是什么時代的人，說什么時代的話。這四大主張，為著建設“真文學”和“活文學”，以代替“假文學”和“死文學”。他希望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個個都該從建設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內替中國創(chuàng)造出一派新中國的活文學。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中，胡先生曾經指出：“一言以蔽之，曰：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此時代與彼時代之間，雖皆有承先啟后之關系，而決不容完全抄襲；其完全抄襲者，決不成為真文學。愚惟深信此理，故以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學，今人當造今人之文學。至于今日之文學與今后之文學究竟為何物，則全系于吾輩之眼光識力與筆力而非一二人所能逆料也。”　　“但開風氣不為師”，是何等謙虛的態(tài)度?！秶L試集》只是文學革命倡導者的創(chuàng)作的“嘗試”；《白話文學史》引子說得好：“故一千多年的白話文學播下了今年文學革命的種子；今年的文學革命不過是給一段長歷史作一個小結束：從此以后，中國文學永遠脫離了盲目的自然演化的老路，走上了有意義的創(chuàng)作的新路了。”　　盲目的自然演化是可怕的老路，因為盲目，不一定便能產生偉大的時代作品。有意的嘗試創(chuàng)作是光明的新路，因為有意，我們便會共同努力去追求真美善的創(chuàng)造精神。文學革命是文藝復興的前驅，乃是毫無疑問的。為著討論的方便，我們應當分別“文學革命”與“文藝復興”。以時間論，文學革命在前，文藝復興在后，沒有文學革命，便不易有文藝復興。以內容論，文學是文藝的部分，文藝包括文學與藝術。革命是復興的前驅；革命的工作，破壞重與建設；復興的工作，建設重與破壞。破壞以后便于建設，革命以后必須復興。我們可以引申文學革命的理論到文藝創(chuàng)造的理論；我們必須建立“活文藝”和“真文藝”。一民族有有一民族的文藝；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藝。此民族與彼民族之間，雖可有文化交流的影響，但決不容完全模仿；此時代與彼時代之間，雖皆有承先啟后的關系，但決不容完全抄襲；其完全模仿者，決不成為活文藝；其完全抄襲者，決不成為真文藝。　　我們試參考西洋文藝復興的意義。根據(jù)一種定義，文藝復興是古代文化的再生，尤其是古代思想方式，人生方式，藝術方式的再生。在歐洲所謂古代文化，主要的是指希臘。西歷1204年，君士坦丁堡為十字軍占領，西方學者始得窺希臘的寶藏。后來詩人但丁和小說家布喀修都熱心提倡希臘文學。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許多古典學者逃亡意大利，意大利乃成了近代文藝復興的大本營。在18世紀后半，古典雕刻，古典藝術史，古典藝術理論，都經學者重新整理出來。到19世紀前半，古典建筑亦經發(fā)掘。文藝復興運動主要的收獲，是探知了希臘古代文化之最內在、最永久的部分。這就是人性之調和，自然與理性之合而為一，精神與肉體之應當并重，善即在美之中，人格必須完善等等?？偲饋碚f，就是人文主義（Humanism）——健康、和諧、完善、充實。　　或者有人說西洋文藝復興的真意義，乃在新世界與新人類的覺醒。新世界的覺醒須有新的天文學的發(fā)現(xiàn)，哥白尼、凱卜勒實開其端。新人類的覺醒，乃基于新的形上學或對于人生問題有深厚的情感——有光，有熱，有深度，有遠見，有自覺，有共信。我以為這兩種意義，只是一個運動的兩方面。文藝復興，需要重新發(fā)現(xiàn)創(chuàng)造的文化根源，亦需要共同建立健全的時代精神。重新發(fā)現(xiàn)文化的根源，是遍于古典的，但絕不是模仿陳腐的固有形式，而是發(fā)現(xiàn)創(chuàng)造的文化活力。共同建立時代的精神，是偏于現(xiàn)實的；但決不是抄襲皮相的外來影響，而是建立健全的時代覺醒?！　∥乃噺团d需要新的文化活力和新的時代精神。文化是有歷史淵源的，所以要從民族文化探求創(chuàng)造的活力，以充實新文化活力。時代是受地理影響的，所以要從世界文化吸取健全的精神，以建立新的時代精神。簡單說，中國的文藝復興需要創(chuàng)造的文化活力和健全的時代精神。根據(jù)這兩大原則，我將大膽地對于縱的文化根源方面和橫的文化交流方面而加以檢討，并且對于舊文藝的認識和新文藝的創(chuàng)造貢獻意見?！　《?、文化根源與創(chuàng)造活力　　在民國十年（1921年）編印的英文《中國文化論文集》中，丁在君先生首先說明“中國怎樣得到文化”。他堅決否認西洋商人或教士對中國文化的誤解—誤解中國文化在數(shù)千年來已發(fā)達到最高峰，以后只有墮落與停頓。有些西洋人以為中國文化只同古埃及或梅蘇坡坦密亞（Mesopotamia）一樣，但還沒有完全死去。例如格蘭納（ProfssorGranet）所著《中國文化》（LaCivilisstionChincise），無意中以公元前87年為中國文化發(fā)展的終點。丁先生根據(jù)安陽發(fā)掘的考古報告，指出殷商文化與周文化的不同。他從許多方面證明中國文化有持續(xù)的發(fā)展，并不像外人所認為的保守不變。四千年來，我國文化不斷受外來的影響，但這些影響，每經過中國化（Sinianised），而不易從表面認出來。根據(jù)顧頡剛著《古史辨》，許多傳說的皇帝，始見于公元前四世紀的著作。《書經》關于夏朝的可靠部分，大約寫在公元前四世紀以后。從梁啟超、王國維及傅斯年等對于《商頌》、《周頌》的論著里，《書經》及《詩經》關于商朝的部分，大約作于公元前770年以后。但從安陽發(fā)掘的甲骨文，王國維著《殷卜辭所見先公先王考》，證明《史記》所載商朝的帝王系不差。我們雖不能此就證明《史記》所載夏朝的帝王系一樣的政府，但丁先生根據(jù)秦統(tǒng)一天下以前諸夏的統(tǒng)稱，認為夏朝確實存在，就像后來以漢族代表中原的中國人一樣。從中國的古銅器中，找不出夏朝的出品，可見銅器時代始于商，而夏朝還在仰韶時期。這樣說來，中國的銅器時代，約始于公元前1700年，比蘇慕里（Sumeria），或埃及約晚二千年。丁先生的第一個結論是：中國的文化發(fā)展比較晚。他的第二個結論是：中國文化的發(fā)展，是逐漸而且連續(xù)的。他提到中國古代的天文學。殷商時期，一年有十二個月，每個月大約三十日，分上中下三旬。每個月大概從月初見時算起。這點與埃及或梅蘇坡坦密亞相同，但與印度不同。周初以一個月分為四周。但在公元前八世紀時，每個月的開始，改在月初見的前兩天，即日與月相對照之時。此月初名為“朔”。《詩經》中所詠之“日蝕”，推算起來，當在公元前735年之11月22日，即十月朔。春秋初期（公元前722至前595）。計年自第11月算起，閏月加在年后。公元前595年以后，計年改自第10月算起，即自冬至開始。19年中七閏，亦較前進步?！　〈蠓惨粋€民族能觀察日月星辰相當正確程度，其文化亦必已有相當發(fā)展?？箲?zhàn)時期，中央研究院的董作賓先生完成一部艱巨的著作——《殷歷譜》。他從甲骨文的記載和天文學的推算，證明中國的歷史，從商湯元年庚戌（公元前1751年）到現(xiàn)在，有3698年可靠而不斷的的記載。他主要的根據(jù)，是公元前1137年甲子日全食的絕對定點（殷帝辛三十八年正月己亥，即周文王三十五祀的日全食），和公元前1164年丁酉（帝辛十一年正月丁酉），1149年壬子（帝辛二十六年正月庚子），及1121年庚辰（武王元祀殷二月丙辰）三個“朔”日的相對定點。他曾指出：自武丁二十九年十二月庚申月食為定點至民國元年1月1日丙子，歷3222年，為世界最長久的紀日法。新的天文學應用到考古學，近四千年延續(xù)的文化，方始得到了科學的證實?！　∫笊痰臍v史既然確實可考，那么夏朝的歷史可能性便很大了。由此而推，夏禹治水，亦不見得完全不可靠了。我國以農立國，水利最為重要。夏禹治水的傳說，也許就是代表許多先民對于農田水利的集體貢獻。中華民族在夏朝的時候已經早從游牧生活，進到耕種生活，也可從這個傳說而推論。秦太守李冰父子，在四川灌縣鑿離堆，筑都江堰。這個水利工程，現(xiàn)在不但還保存著，并且經過每年修治，繼續(xù)有利于人民。蜀人為紀念李氏父子，尊為川主，并筑二王廟。廟成，便有人建議以李冰的誕辰為廟會之期。但是，李冰是一位太守，他從來不做生日，誰能知道他的誕辰呢？后來蜀人即以相傳的大禹的生日為李冰的生日，那就是六月初六日（中國工程師學會以六月六日為工程師節(jié)，即是表示推崇大禹的意思）。古書上另有一種傳說，禹死為社神。我走過貴州的時候，發(fā)現(xiàn)土地廟前的紅對聯(lián)，說六月初六是土地生日。后來打聽，苗山傜山的同胞都供土地，而以三月初三，六月初六，同九月初九為祭神歡會之期。水利的發(fā)達同文化的進展大有關系。從都江堰及關中八渠等可以推知秦漢以前農田水利就很發(fā)達。戰(zhàn)前我曾游太原，訪晉祠。難老泉的水，流了幾千年，還在灌溉著無數(shù)的農田。我們先民的宗教信仰，只求神賜的農田的水利和嬰兒的健康，晉祠現(xiàn)在還供著水神，而這水神監(jiān)管保育嬰兒的任務。“有功于民則祀之”，大禹以至李冰，以至近代的李儀祉，自然會受人民的崇拜。關于宗教與哲學，《中國文化論文集》中，胡適之先生另有專文，可供參考。胡先生以中國思想史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為“中國教”時期（Siniticage），自古代至第四世紀。第二時期為“佛教”時期，自公元300年至1100年。第三時期為“文藝復興”時期，自11世紀的“新孔學”至今。中國古代文化是商周的混合，“中國教”是商周的共同產物。殷商祀祖尚鬼，而并不崇拜至高無上惟一的上帝（按《書經》“湯誓”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周祀上帝，以吳天為至上至公，降福于善，懲罰于惡。周既滅殷，祀文王以配上帝，乃合祀天與祀祖為主要信仰。而上帝與祖先之間，又有日、月、山、川諸神及有功于民而受祀者。各民族各布羅德神，亦逐漸參加，而集神鬼之大成。殷以龜甲或獸骨占卜，《卜辭》為文字、紀年、歷史、文學之始，實與中國文化有重要關系?！　≈袊糯魳放c度量衡關系，可以證明中國的先民，不但有藝術的才能，而且有科學的頭腦。近代實驗科學，建筑在度量衡的標準上。公尺或是米突尺為國際公認的長度標準，乃根據(jù)光的速度而定。光的速度c為愛因斯坦“相對論”所必需的常數(shù)?，F(xiàn)在原子能時代的原子能E，乃等于物質之質量M，乘c之平方。在數(shù)千年前，光是否為光波，沒有人知道，自然不會用光速做長度的標準。但是，中華民族的祖先卻知道用音波做長度的標準。這標準音波，叫做“黃鐘”音。相傳黃帝的臣子伶?zhèn)惖嚼錾饺ゲ芍?，選擇了一個竹管吹出的聲音，叫做“黃鐘”音。這個“黃鐘管”的標準長度便是九寸，十寸為一尺。這個黃鐘管的容量，可裝首陽山的黍1200粒。這容積稱為一龠，十龠為一合，十合為一升。黃鐘管所裝黍的重量為十二銖，兩管黍的重量二十四銖便是一兩。以“黃鐘”管的音波作為度量衡的標準；與以光光速作標準先后輝映，這是何等的合于科學！這個音波，到底相當于每秒鐘多少振動數(shù)呢？王光祁先生曾同德國學者研究黃鐘管并加以復制與實驗。我在重慶時候，曾同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會建議，以348定為黃鐘標準音的振動數(shù)。古人說，因音不可欺。因為音的高低是童叟無欺的。所以可以作為度量衡的標準。中國古代的音樂有十二律。律管的律，就是法律的律。車同軌，書同文，是中國文化統(tǒng)一的特點，確定度量衡的標準，便是車同軌的先決條件。根據(jù)《書經》、《詩經》、《周禮》、《禮記》、《左傳》、《管子》、《墨子》、《荀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諸書，我們可以知道周朝的文明，除禮之外，最注重樂。所以，音樂和度量衡的關系，至晚在周初已經建立。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便是黃鐘管所裝的黍，指定是首陽山所產，這同現(xiàn)在研究稻麥品種，指定是某字某號相仿。我們可以推知首陽山最著名出黍的地方，所以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山，并非逃入荒山，迷途絕食，乃是有意“不食周粟”，格外顯得人格的偉大?！　奶煳摹⑺?、音樂、度量衡等，我們可以認識中華民族的祖先，充滿了創(chuàng)造的活力。洪水猛獸都不怕，他們可以排除萬難，克服自然，由解決生活問題，進而創(chuàng)造文化，建立制度?！　∥覀円獜奈幕母窗l(fā)現(xiàn)創(chuàng)造的活力，雖然不是簡單的工作，但有幾點意見可以提出來大家研究；大凡歷史上一個重要朝代開國建制的時期，一定是尋求文化根源發(fā)現(xiàn)創(chuàng)造活力的重要時期。周朝建國的時候，武王請教箕子，箕子乃說“洪范”，便是要從前代的經驗里，聽取立國的道理。我們看殷亡的歷史，并不是沒有杰出的人才，日伯夷、叔齊、箕子、微子、比干等等，乃是整個政治制度、經濟組織乃至社會道德、學術思想的總清算?！短┦摹氛f：“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微子說：“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奸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仇；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武王只責備紂的無道，像成湯曾經責備桀一樣。但微子面臨家國大難，乃出哀怨痛切之語，以說明殷的淪喪，實同大水災的來臨，無岸無邊，不可救滅。在這種總崩潰的情形下，民族文化亦必充滿了枯枝敗葉，從根源上培養(yǎng)滋長，方始可重發(fā)健全新鮮的枝葉，產生燦爛的花果。照歷史的慣例，一個新朝代必定鄙棄上一個舊朝代（尤其是末代）的一切，而參考再上一代或前幾代的興國史實，以建立新時代的開國規(guī)模。以夏商周三個朝代而言，這三個世系—禹、契、稷—恰巧都是舜的臣子，所以文化的根源都可以追隨到唐虞之世。“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這便是表示周雖繼承文化的根源，卻充滿了創(chuàng)造的活力。以夏商周三代相比較，周的政治制度及學術思想，發(fā)展得格外有成績，可以稱為“盛世”?！　∏仉m統(tǒng)一中國，但朝代很短，不能有什么發(fā)展建樹。由秦國至秦朝的發(fā)展史，好像證明歷史上一種成熟的悲哀。成熟了便不能再發(fā)展再長進，便只有衰敗，滅亡。漢朝在長期變亂之后，立國建制，十分困難而遲緩。學術方面，經秦火之后，要重新找到古代文化的根源，費了不少學者的苦心，因此發(fā)展了嚴格的治學方法，即所謂“漢學”?！　∥簳x南北朝之后，隋的統(tǒng)一中國很有點像秦，時間不長。唐代繼起，似乎像漢，后人亦常以漢唐并稱。但從學術文化上說，我們寧可說唐朝的開國，可以媲美周朝的開國。西洋各國研究我國文化史，有以先秦為“哲學家的時代”，唐朝為“詩人的時代”，宋朝為“藝術家的時代”。先秦諸子的哲學確乎為我國文化中偉大的貢獻，但唐代的文化亦有多方面的發(fā)展，詩只是代表文學的部分。例如，唐律可以比得周禮，唐樂可以比得韶樂。周吸收了諸夏的文化，唐亦吸收了五胡的文化。初唐盛唐可以比得西周，有“盛世”的氣象?！　∽詽h末經魏晉而隋唐，佛教輸入中國，學術思想漸受影響。宋朝開國以后，政治有相當建樹，文藝亦十分發(fā)展。胡適之先生嘗以宋儒的“新孔學”克服佛教束縛為中國文藝復興的起點，亦可以證明宋儒曾向先秦去找文化的根源，以對抗外來的影響，而維護獨立的思想?！　∶鞔膶W藝術，大都繼承宋元。學術思想方面，王陽明朱舜水二氏影響及于日本，而顧亭林先生實開清初一代樸學的風氣。明末清初的學術，已經充分感覺到宋學的弊病，因而有提倡恢復漢學精神的必要。恢復漢學的精神便是要從漢代文化的根源尋求創(chuàng)造的活力。倘若繼承宋學的枯枝敗葉，不從漢學的堅干實根上去培養(yǎng)滋長，那么清初的學術便不會復興?！　?ldquo;盛世”可以由“盛世”之音，但是遇到大學問家、大思想家、大文學家、大藝術家，“衰世”亦可以有“盛世”之音?；蛘呖梢哉f，他們是創(chuàng)造時代的，因而超時代。文化史同政治史不一定完全相符。我們應當補充上面提出的意見：凡是對學術文藝有特別貢獻的，他們會從民族文化的根源，發(fā)出個人創(chuàng)造的活力。殷亡時的箕子，明末后的顧亭林，雖生于“衰世”，但他們的學問道德，都可為百世表率，影響到周代和清代的學術思想。再以先秦諸子而言，他們正代表中華民族哲學思想健全發(fā)展的高峰。因此我們又可以補充說：凡是某一中學術文藝到最健全發(fā)展的時候，便是文化根源的生長，便是創(chuàng)造活力的表現(xiàn)。我們應當選擇這時代的學術思想和文藝創(chuàng)作，作為民族文化中最重要而可寶貴的遺產。我們并不必放棄或摧毀其他的遺產，但是我們在學習時應當選擇，在批判時應當認識。我們不要文藝復興則已，我們如要文藝復興，必須先要充實創(chuàng)造的活力。我們要從文化的根源里，找出健全而堅實的部分，加以培養(yǎng)滋長。我們對于枯枝敗葉固然應當剪除；在偉大的文藝園里，對于開組的花朵和過熟的果實，我們亦不必多留連；因為我們要學種樹的園丁，不做采花摘果的游客。開足的花朵采了下來，只能在花瓶里供養(yǎng)，過熟的果實，摘了下來，只能到市上去叫賣。我們做文藝園丁的人，不但要保護堅實的根干，和培養(yǎng)健全的樹葉，并且更要珍惜開花結果欣欣向榮的生命意義。我們一方面要認識文化的根源，以推進文藝復興的歷史任務，一方面要發(fā)展創(chuàng)造的活力，以擔當文藝復興的時代使命?！　?hellip;…

編輯推薦

　　文藝復興，需要重新發(fā)現(xiàn)創(chuàng)造的文化根源，亦需要共同建立健全的時代精神?！　≈販刂袊茖W家顧毓琇的科學觀、文化觀，從中找到中華民族復興的正確路徑?！　≡趺磸闹形魑拿髦形±谥腥A民族復興的積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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