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思想文化隨筆

內(nèi)容概要

《何兆武思想文化隨筆》匯集了何兆武先生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關于歷史、哲學和文化等方面的學術(shù)隨筆。它們大多圍繞“傳統(tǒng)社會如何走向現(xiàn)代社會”的主題而展開。
何兆武先生認為，人類總有一些價值是永恒的、普世的，不能以強調(diào)自己的特色而抹殺普遍的價值。比如我們特別強調(diào)中國特色，講什么都把它放在第一位，那你把普遍性價值放在什么地方呢？ 
何先生認為，一切精神文明都應該以尊重人的尊嚴和價值為其出發(fā)點和歸宿?，F(xiàn)代性的社會就是：在以人為本的大前提之下,政治上應該歸屬于由人民做主人的政治民主,在經(jīng)濟上應該尊重人民的生存權(quán)的經(jīng)濟民主,在社會上應該保障人民享有安全與福利的社會民主,在思想上應該保障人民享有一切精神活動的自由權(quán)利的文化民主。

作者簡介

何兆武：1921年9月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岳陽，1939年考入西南聯(lián)合大學，1943年畢業(yè)于西南聯(lián)大歷史系，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聯(lián)大外文系讀研究生。1956年至1986年任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員。1986年至今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教授和德國馬堡大學客座教授。長期從事歷史理論、歷史哲學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經(jīng)典著作的翻譯工作。
譯有盧梭《社會契約論》、帕斯卡爾《思想錄》、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羅素《西方哲學史》等，著有《歷史理性批判散論》、《歷史與歷史學》、《文化漫談》、《西南聯(lián)大的那些事》等，口述《上學記》等。

書籍目錄

文化
中學、西學與近代化
中學、西學與近代化
中西文化交流與近代化
沖擊和反響
也談對學衡派的認識與評價
歷史坐標的定位
本土和域外
自然權(quán)利的觀念與文化傳統(tǒng)
明末清初西學之再評價
紀念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立80周年感言
應重視精神文明的現(xiàn)代化
關于諾貝爾獎情結(jié)
歷史
歷史兩重性片論
歷史學兩重性片論
對歷史學的反思
歷史學中的重要一章
歷史哲學與歷史學哲學
對歷史學的若干反思
社會形態(tài)與歷史規(guī)律
歷史理性的重建
評波普爾《歷史主義的貧困》
歷史學是科學嗎？
略論梁啟超的史學思想
歷史學家、歷史學和歷史
歷史是什么？
史學理論要與史學實踐相結(jié)合
指導思想不能代替理論研究
史學理論應該有一個大發(fā)展
哲學
從身份到契約
盧梭《論科學與藝術(shù)》
從身份到契約
激進與保守　革命與改良
帕斯卡與《思想錄》
“普遍的歷史觀念”是怎樣成為可能的
批判的哲學和哲學的批判
讀《論優(yōu)美感與崇高感》
重讀康德
關于康德的第四批判
康德也懂歷史嗎？
蓋倫和他的《科技時代的心靈》
貝克爾《１８世紀哲學家的天城》譯序
論王國維的哲學思想
歷史與理論
讀書雜記
自述
五柳讀書記
讀書是一種享受
回憶西南聯(lián)大民主運動
回憶聯(lián)大師友
紀念梅貽琦校長
與陳寅恪先生相關的兩件事
回憶吳雨僧師片段
回憶傅斯年先生二三事
紀念雷海宗先生百年誕辰
緬懷向達先生
侯外廬先生印象
必然與偶然
懷念王浩
雜憶五則
憶呂熒
也談“清華學派”
原子?歷史?倫理
沉鐘亦悠揚
觀歷代帝王廟有感
當代西學翻譯與出版
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
編后

章節(jié)摘錄

　　中學與西學　　從鴉片戰(zhàn)爭到今天的一個半世紀里，中學與西學之爭是不斷的。我原以為解放后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了，因為解放后我們的思想應該提高了一個層次，這個問題就不成其為問題了。可是出乎我的意料，這些年--至少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學、西學的問題又成了一個爭論的焦點。因此我先談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再由此來談現(xiàn)代化（或者說“近代化”，這兩個詞在英文里都是modernization）?！　≈袑W西學之爭是怎么發(fā)生的？鴉片戰(zhàn)爭中國打了敗仗，覺得自己原來的那套東西不行了，要改革，就反思：為什么自認為是天朝上國的被打敗了？是因為洋人的船堅炮利。所以那時先進的知識分子提出，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這可以說是最早的西學，也就是指“夷人”所擅長的技術(shù)。又過了一段時間，人們發(fā)現(xiàn)船堅炮利不單是一個技術(shù)問題，船堅炮利需要有船堅炮利的根據(jù)，這個根據(jù)就是近代科學。中國沒有近代科學，所以這時就形成了一個“西學”的概念，也即“西洋的科學”。這個科學也很簡單，是聲光化電，也就是化學、物理學、數(shù)學。因為沒有這些自然科學知識就沒有近代工業(yè)，可以說，近代工業(yè)就是科學的實用，就是把科學的原理應用到實業(yè)上。所以，這時的人們，至少是先進的知識分子的思想就提高了一步：我們要學習“夷人”的“長技”，就要學習“西學”?！　〉搅思孜鐟?zhàn)爭的時候，原先中國的藩屬蕞爾小國日本把中國打敗，這是更加丟臉的事情。人們開始覺得中國的不行表面上是科學技術(shù)的落后，但實際上是我們整個學術(shù)體系不行。這時候便出現(xiàn)了所謂中學西學之爭。它實際上把中國的思想界分成兩個陣營。一個是西學陣營，他們認為，我們應該學習西學，這里的西學主要還是指西方的科學。另一個可以說是保守的陣營，他們還是要弘揚中國的傳統(tǒng)學術(shù)和思想。當然也有折衷派，折衷派的提法也不同，最有名的是清末洋務派首領張之洞在《勸學篇》里說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當然，這個說法并不是他最先提出的）。一直到今天，也有人贊成這個口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的是，我們中國過去有一套傳統(tǒng)，主要指儒家的思想體系，這個才是我們的體，但我們也不能光有這個體，也要有一些技術(shù)性的東西，就是西學，就是要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shù)，為中學的意識形態(tài)服務。這在當時是一個很有力的聲音。這個口號在最初一個階段實質(zhì)上是為西學爭地盤，后來則日益是為中學爭統(tǒng)治權(quán)了?！　∑渲幸粋€思想家值得一提，他就是清末戊戌變法時的譚嗣同。譚嗣同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名為《仁學》。他想在書中構(gòu)成一個哲學體系，這里面有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的仁義道德，也引用了一些西方的概念。其實譚嗣同那個時候?qū)ξ鞣降牧私馐潜砻娴?、膚淺的。他特別吸收了西方的“以太”的觀念，認為以太就是世界的本體，以太就是仁，仁也就是以太。這件事表明，我們中國參與世界學術(shù)思想的主流是很晚的事情。因為在譚嗣同之前20年，也就是19世紀80年代，就有兩位物理學家--邁克爾遜（Albert Abraham Michelson，1852~1931）和莫雷（Edward Williams Morley，1838~1923）經(jīng)過反復試驗，證明世界上并不存在以太。而譚嗣同還是在借用這個概念。人們也不應迷信科學，對科學應該是一個動態(tài)的理解，科學只表明人們現(xiàn)在的認識所達到的地步，將來的進步在某種程度上也就是否定現(xiàn)在的認識。　　入了民國之后，中學西學的對立繼續(xù)存在。袁世凱要求立帝制時的情形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當時思想上這兩方面的斗爭。袁世凱儒冠儒服祭天祭孔，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學就廢除了經(jīng)學科。此后，在五四運動中便提出“科學與民主”的口號?！　≡跉v史上，科學有兩種，一種是古代的科學，一種是近代的科學。近代的科學是有系統(tǒng)的、有意識的、進行試驗的、實證的科學，這種意義上的科學是古代所沒有的。當時的西方為什么比中國先進？因為有了近代科學?？茖W的應用便是近代工業(yè)。但是近代科學本身并不能脫離社會而獨立，近代科學必須有與其生存相適應的社會條件和政治條件。沒有相應的政治、社會背景，近代科學是不會產(chǎn)生的，如果一個政體還是神權(quán)政治和封建經(jīng)學的意識形態(tài)，那是不會有近代科學的。近代科學是講實證的，而神學是講天命的。例如洪秀全，他自認是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的弟弟，說的都是真理，那樣科學就不會有存在的條件。中國過去的專制政體，天子是受命于天，人們不能反對。在這種思想的專制之下，是不可能會有科學進步的?！　≡倥e一例，西方一直到17世紀，人們有一個信條，認為“自然厭惡真空”，就是自然界中的任何地方都有物質(zhì)，自然界沒有真空。后來法國著名的科學家帕斯卡（Blaise Pasca，1623~1662）做了一個實驗，證明自然界存在真空。這個實驗打破了古老的信條--只有這樣科學才能進步?！　《袊糯目茖W總是在古書中找根據(jù)，而不是自己去摸索、去做試驗，然后得出自己的結(jié)論。“曾經(jīng)圣人言，議論安敢到”，如果一個學術(shù)到了這個地步，這樣的學術(shù)是無法進步的?！　∥逅倪\動的口號是“科學與民主”，它的對立面則是中國傳統(tǒng)的圣賢的立言，是自古人們以為的宇宙中不能觸動的大經(jīng)大法。五四運動雖然有政治性，但它本身應該算是一場思想文化的運動、思想解放的運動。五四之后，科學與民主的思想在我國占了主流，但守舊的思想并沒有退出。所以在20世紀30年代的時候，從國民黨中央到地方軍閥，比如說在北京的二十九軍的宋哲元，在山東的韓復榘，在湖南的湘系軍閥何鍵，在廣東的軍閥“南天王”陳濟棠，他們都贊成尊孔讀經(jīng)。而尊孔讀經(jīng)的對立面是科學與民主和馬克思主義?！　∥艺J為，中學西學只是歷史上一種方便的習慣提法，不能繞離當時的語境。因為作為知識，“學”有高低之分、精粗之分、真?zhèn)沃?，但是無所謂中西的。舉例來說，中國古代的《周禮》中記載，一個圓是“周三徑一”?？梢韵胂?，只要你會做車輪，那么通過長期的實踐，就可以知道車輪的周長和直徑大概是三比一的關系。而這個知識西方也知道。你不能說圓周率是中學，或者西學。又如，一個直角三角形，中國人知道它是勾方加股方等于弦方，而古希臘的數(shù)學家畢達哥拉斯的定理也是這個。作為知識的“學”可能是中國人最早發(fā)現(xiàn)的，也可能是西方人最早發(fā)現(xiàn)的，但并不能因此就說它是中學或者西學。順便說明，中國原來沒有幾何學，幾何學作為一種系統(tǒng)的學問，是由明朝末年天主教教士利馬竇傳來的，自明朝末年徐光啟翻譯《幾何原本》之后，中國才有幾何學的知識。但這并不意味著幾何學是“西學”。利馬竇是意大利人，這也不意味著幾何學是“意學”?！稁缀卧尽肥欠g的歐幾里德幾何，歐幾里德是古希臘的數(shù)學家，但是我們也不能說歐幾里德幾何學是“希臘學”，它僅僅是源于希臘，但和希臘并沒有本質(zhì)的關系，別的國家也能學會，這并不屬于誰的專利。再往早推一點，幾何學實際上是古埃及的“測地學”，是在尼羅河泛濫之后用來測量土地的，“Geo”就是“大地”，“metry”就是“測量”，但我們當然也不能說“geometry”是“埃及學”?！　‘敃r還有一個流行的見解，認為西學主要地就是近代的自然科學，是中國所沒有的。而中學，也就是孔孟之道、仁義道德是西方?jīng)]有的。這個說法也不成立。我們知道，聲光化電這些近代自然科學由于某些歷史的原因最早沒有在中國出現(xiàn)，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人不能掌握這些東西，近代中國也一樣出了世界級的數(shù)學家、物理學家。這些學并不是某些地方的特產(chǎn)，只不過是某些地區(qū)先出現(xiàn)，某些地方后出現(xiàn)而已，為了方便，我們不妨稱之為西學或中學而已。決不能認為某種知識就是屬于某個民族的專利。例如聲光化電是西學，而仁義道德則是中學，中國也可以講聲光化電，而西方也不是不講仁義道德。比如大名鼎鼎的亞當o斯密當年在曼徹斯特大學是倫理學的教授，他的《道德情操論》也是講道德的。德國哲學家康德的第二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就是講倫理道德的。所以并不是西方人就不講仁義道德。作為知識來說，無所謂中學西學。所謂中學西學，是我們?yōu)榱朔奖闫鹨?，按其最早出現(xiàn)的地方來取的一個名字而已?！　∥覀冎?，近代科學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牛頓的體系，牛頓是17世紀英國的數(shù)學家、物理學家，但牛頓以后，牛頓力學體系的發(fā)揚光大不是在英國，而是在法國，法國出來一批沿著牛頓路數(shù)走的數(shù)學家和物理學家，他們被稱為分析學派，在近代科學上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但我們只能說法國的科學家對近代科學有極大的貢獻，而不能說他們這就是“法學”，更不能稱之為英學，因為這門學問后來各個國家都可以學到，也都有所貢獻?！　∩厦嬲f的主要是自然科學，在社會科學、人文科學方面也同樣如此。例如，馬克思是德國人，可是你不能說馬克思主義是“德學”。就科學的本質(zhì)來說--這里是指廣義的科學，包括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無所謂中學西學，只有正確與錯誤之分、精粗之分和高低之分。18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把許多貴族都送上了斷頭臺，其中有個名叫拉瓦錫（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1743~1794）的人，他是近代化學之父，近代化學是在他那里才開始成為系統(tǒng)的科學。但他是被送上了斷頭臺的反革命。他在科學上的正確與否是一回事，他的政治活動是另一回事，我們不能用后者反對前者，也不能用前者論證后者，這是兩回事。我認為，學術(shù)中有真?zhèn)?、高低的問題，但沒有中和西的問題，沒有民族特色的問題?！　W術(shù)的民族特色只有在如下的意義上可能存在。例如，中國過去黃河經(jīng)常泛濫，于是出了許多杰出的治水專家，同時中國的數(shù)學和治水有密切的關系--這是我聽一個老前輩講的，他說中國解三次方程比別的國家都早，因為治黃河的時候要修堤壩，要計算堤壩用多少土方，一個土方就是一個立體，就是一個三次方程，所以中國數(shù)學的三次方程走在世界的前列?？墒悄悴荒苷f這就是中學。后來過了二三百年，意大利的兩位數(shù)學家對于三次方程、四次方程找出了通解，人們也不能說這是“意學”，而只能說它是代數(shù)學，具有普世性的。　　……

編輯推薦

　　從19世紀被異族打開國門以來，世代國人都在思索：中國要怎樣才能使自己國強民富？不管是“師夷長技”，還是“中體西用”，直到辛亥革命的爆發(fā)，國人漸漸堅定了這樣的想法：要使國強民富，就必須告別專制，走向以保障人權(quán)、實現(xiàn)憲政等以“科學和民主”為核心理念的現(xiàn)代化社會。但我們的社會發(fā)展到今天，依然走了不少彎路，曾經(jīng)已經(jīng)很清晰的路徑認同，在我們現(xiàn)在反而被我們拋棄，或者是對之充滿了疑問乃至敵視。　　何兆武先生在本書中就這些疑問進行了分析，指出，中國要走向現(xiàn)代社會，必須回到五四運動所提倡的“科學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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