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時間:2011-1 出版社:大衛(wèi)·古斯頓(Guston.D.)、穆榮平、 龔旭 科學出版社 (2011-01出版) 作者:大衛(wèi)·古斯頓 頁數(shù):237 譯者:龔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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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技政策和管理科學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交叉學科,具有“經(jīng)世致用”的特性??萍颊吆凸芾砜茖W在其幾十年發(fā)展歷程中,融入了從哲學、經(jīng)濟學、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等人文社會科學到數(shù)學、物理學、信息科學、環(huán)境科學等自然科學諸多學科的“營養(yǎng)”和睿智。發(fā)達國家在率先實現(xiàn)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和現(xiàn)代化過程中,面對科技政策與管理實踐的眾多挑戰(zhàn),涌現(xiàn)出許多彌足珍貴的理論學說,產(chǎn)生了堪稱琳瑯滿目的智慧果實。以開放的心態(tài)對待這些優(yōu)秀成果,取其精華,集其大成,對繁榮和發(fā)展我國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的研究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中國科學院堅持“創(chuàng)新科技、服務國家、造福人民”理念,要發(fā)揮在中國科技創(chuàng)新和國家創(chuàng)新體系建設中的火車頭作用。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是以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交叉、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相結合為特色的研究所和科學思想庫。建所25年來,研究所秉承“志同氣和,經(jīng)世致用”的所訓,致力于國家科技創(chuàng)新政策和管理科學理論方法研究與應用實踐,傳播海外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領域新思想、新理論和新方法,為中國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的學科建設做貢獻。
內容概要
政治與科學的關系是必須直面的問題。本書以科學知識高度專業(yè)化為基點,針對科學的研究者和資助者之間信息不對稱問題,將科學政策的核心問題歸結為科研誠信和產(chǎn)出率。作者運用政治學、經(jīng)濟學、社會學等理論方法,系統(tǒng)考察美國政治與科學的關系及其歷史演變,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和冷戰(zhàn)結束以來“科學的社會契約”的形成與其面臨的挑戰(zhàn)。作者指出科學家自主管理科研的科學政策制度范式已終結,應代之以政治家與科學家合作建立的有效保障科研誠信和產(chǎn)出率的新制度范式?! 对谡闻c科學之間:確??茖W研究的誠信與產(chǎn)出率》是科學政治學和科學社會學領域的經(jīng)典之作,對科學家、科技政策研究者和制定者均有重要參考價值,對人文社會科學相關領域的讀者也有借鑒意義。
作者簡介
作者:(美國)大衛(wèi)·古斯頓(Guston.D.) 譯者:龔旭 叢書主編:穆榮平
書籍目錄
叢書序中文版序譯者序序言列表目錄插圖目錄縮略語表引言 拓展科學政策的空間第一章 科學政策:結構與邊界導言結構:科學政策問題雙向街邊界工作與穩(wěn)定性問題歷史序幕:阿利森委員會結論第二章 理解科學的社會契約導言建構科學的社會契約科學的社會契約史結論第三章 挑戰(zhàn)科學的社會契約導言前提與準則忠誠問題NIH的責任國會的組織與審查研究風險與科學探究的限度結論第四章 確??茖W研究的誠信導言國會對科學誠信問題的涉入創(chuàng)建邊界組織程序標準與科學誠信的邊界作為邊界組織的ORI結論第五章 確??茖W研究的產(chǎn)出率導言線性模型與衍生模型技術轉移政策技術轉移與辨識科學產(chǎn)出率的邊界作為邊界組織的OTT結論第六章 在政治與科學之間導言科學政策的分期結構與新的邊界組織新制度安排的局限性經(jīng)濟學與科學結論參考文獻索引
章節(jié)摘錄
插圖:在這一“雙邊壟斷”中,單個行政部門許諾一組人們期待的產(chǎn)出,以換取單個國會委員會所批準的預算。信息的不對稱性是尼斯卡寧提出的“雙邊壟斷”的關鍵性特征。行政部門不需要信息,多數(shù)信息可以儲存在立法者的偏好中,而立法者的偏好則通過各種運動、立法草案、滔滔不絕的辯論以及其他公共聲明而流露出來。然而,國會資助者需要信息來批準預算,但很少能夠得到此類信息,因為沒有可以用于衡量官僚服務的市場參考價格。因此,行政部門要求的預算大于正常的預算——所謂正常的預算是指在立法者擁有完全信息的條件下,能夠帶來最大凈收益的預算。尼斯卡寧推斷,在此情形下,行政部門消費了資助者太多的資源,而且其產(chǎn)出也太多。立法委托人能夠操縱制度與激勵,以促使行政代理人的目標與委托人的目標一致。例如,結構變化能夠加劇具有同類產(chǎn)出的各行政部門之間的競爭性。多個行政部門使得一方的雙邊壟斷破裂,這樣會提供關于生產(chǎn)成本方面的更便利的信息,而且如果一個行政部門在與其他部門的比較中處于劣勢,其提出的預算就會有風險。盡管尼斯卡寧認為,這種競爭并不直接削減行政部門的過度消費,但確實增加了一個行政部門“繞過”其國會委員會委托人而到其他各委員會或整個立法機構進行游說的機會,因此也就打破了立法一方的雙邊壟斷。①激勵的改變能夠鼓勵行政部門“不是將總預算,而是將可獲得的預算與提供服務的最小總成本之間的差額最大化”(Niskanen,1971:201:重點為原文所標)。因此,尼斯卡寧建議,采取鼓勵代理人在保持產(chǎn)出的情況下削減成本的激勵措施,如拿出其減少的或剩余的預算的一部分,用于獎勵節(jié)約的行政部門,這是可以做到的。沒有這樣的激勵,此類部門會尋求造假、浪費和濫用經(jīng)費的可能性,并且花掉自己為委托人節(jié)省下來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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