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第三輯）

內(nèi)容概要

本書是作者的第三本論文集，與前兩本論文集性質(zhì)相同，仍然是研究中國古代的青銅器及其銘文。共收入論文41篇，主要是作者近四年來的新作。書中既有關于新出青銅器意義價值的探討，也有結(jié)合其他青銅器，對某一類、某一地區(qū)、某一國族、某一時段的青銅器做綜合研究的文章。并通過對青銅器形制、紋飾、銘文的多方面研究，探索商周歷史文化的特點與變遷。    本書可供青銅器、古文字、先秦史方面的研究者及大專院校相關專業(yè)師生參考、閱讀。

書籍目錄

壹　古文字考釋　一千年來商周青銅器族徽文字研究述評　再論“周人不用日名說”　再論“周人不用族徽說”　關于探索“復合族徽”內(nèi)涵的新思路　新見西周金文叢考　遣伯盈銘考釋貳　新出青銅器研究　城固縣出土有銘商代青銅器小議　采獲簋小考　首陽齋藏金兩議　蘇公盤鑒賞　芮姑簋賞析　寬兒缶小議　芮公簋蓋識小——兼論垂冠大鳥紋　試論新見宜陽鼎的年代　試論西安新出土漢代九鼎的意義叁　青銅器綜合研究　試論西周青銅器演變的非均衡性問題　試論青銅器自名現(xiàn)象的另類價值　關于青銅器定名的幾點思考——從伯湄父簋的定名談起　西周重食文化的新認識——從甘泉縣閻家溝新出青銅器談起　夷日匝研究——兼論商周青銅器功能的轉(zhuǎn)化問題　再議青銅盆——從新發(fā)現(xiàn)的中市父盆談起　試論湖南出土商周青銅卣的特點及其意義　關于扶風紅衛(wèi)村出土“列卣”的思考　芮國銅器初探——附論陜西韓城梁帶村墓地的國別　銅鍪小議　談談半個世紀以來圍繞宜侯矢簋論爭給我們的啟示　試論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的特點及其他　試論青銅器紋飾的布局特點及其藝術(shù)效應肆　三角緣神獸鏡研究　試論洛陽發(fā)現(xiàn)的三角緣神獸鏡　再論洛陽發(fā)現(xiàn)的三角緣神獸鏡　關于在中國調(diào)查三角緣神獸鏡的基本思路與方法——三論洛陽發(fā)現(xiàn)的三角緣神獸鏡伍　商周文化比較研究　試論商周之際字詞的演變——商周文化比較研究之一　商周之際女性地位的變遷——商周文化比較研究之二　金文所見商周之際諸兄地位的變遷——商周文化比較研究之三陸　書評　東征陜軍中的一員大將——記王輝先生及其新作《高山鼓乘集》　李朝遠：新時期青銅器研究的代表人物——重讀《青銅器學步集》　20世紀西周青銅器研究的殿軍之作——評《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　新版《殷周金文集成》新意迭出　一部令人驚異的好書——讀《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集編》　評《秦銅器銘文編年集釋》　一本具有現(xiàn)代學術(shù)前沿水平的田野考古報告集——《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商代墓葬》讀記后記

章節(jié)摘錄

插圖：壹　古文字考釋一千年來商周青銅器族徽文字研究述評商周青銅器上的族徽文字，據(jù)統(tǒng)計幾乎占全部商周金文數(shù)量的一半［1］，對于這些族徽文字的整理考釋，是古文字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2］。自北宋呂大臨《考古圖枠等著錄商周族徽文字以來，迄今已有近千年的研究歷史。大致經(jīng)歷了三個時期：1）草創(chuàng)期：自北宋至清末，此時已將一些族徽文字隸定出來，但有不少謬誤，認識到這種文字的性質(zhì)即與族氏有關，但這種認識比較模糊，并不系統(tǒng)；2）更新期：民國初年至70年代前期，以郭沫若“族徽說”為代表的科學觀點，為族徽文字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標志著族徽文字研究進入了一個新時期；3）興盛期：20世紀70年代后期至今，研究者充分利用經(jīng)科學發(fā)掘出土的大量考古資料，將族徽文字、考古資料、文獻記載三者有機地結(jié)合在一起，使族徽文字的研究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取得了空前的成果。為了便于對一千年來族徽文字的研究成果做一總結(jié)，本文擬從八個方面來評說。一、關于族徽文字的名稱問題關于這類特殊的銘文，學術(shù)界有多種稱謂，如吳大澂、王國維的“象形字”說［3］，容庚、唐蘭的“圖形文字”說［4］，沈兼士的“文字畫”說［5］，郭沫若的“族徽文字”說［6］，林沄的“早期銅器銘文”說［7］，高明的“徽號文字”說［8］，裘錫圭的“族名文字”說［9］，胡平生的“記名銘文”說［10］，李學勤的“族氏銘文”說［11］，張振林的“族氏文字”、“族氏記號”說［12］，朱歧祥的“家族記號”說［13］，劉雨的“特殊銘刻”說［14］，林巳奈夫的“旗上之物”說［15］。那么，用哪一個稱謂比較妥當呢？衡量一個概念性的名詞是否選用得當，有兩個條件：1）是否能直奔主題，揭示這個概念的本質(zhì)；2）是否能用最簡潔的語言最大限度地反映這個概念的本質(zhì)。早在北宋時期，呂大臨、王黼、薛尚功等學者已經(jīng)在他們的著作中多次指出它們是族名、氏名，而目前在學術(shù)界幾乎沒有人懷疑它們是族名、氏名。因此所謂“象形字”、“圖形文字”、“文字畫”、“早期銅器銘文”、“記名銘文”、“特殊銘刻”、“旗上之物”等提法都沒有抓住這類銘文的本質(zhì)，顯得過于寬泛含混。胡平生先生指出：“記名銘文”過去被稱為“圖形文字”。郭沫若先生在30年代曾提出：“此等圖形文字，乃古代國族之名號”。但是，近年來發(fā)現(xiàn)有些“圖形文字”可能并非“族名”，而是“私名”。因此本文把這類銘文稱之為“記名銘文”［16］。胡先生的擔心是有道理的。裘錫圭先生也贊同這種說法。劉雨先生認為：在沒有完全搞清其內(nèi)容的情況下，我們不妨暫稱其為“特殊銘刻”［17］。誠然，在目前所謂的族徽文字中，確有一些是個人的私名，可能還有一些是用來表示其他意義的。問題是：雖然我們還不能保證將所謂的私名之類的東西統(tǒng)統(tǒng)從中剝離出來，但這一部分畢竟屬少數(shù)，大部分族徽文字已為我們所認識。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用“族徽文字”或“族氏文字”的稱謂在概念上更明確一些，而目前學術(shù)界也傾向于使用“族徽文字”或“族氏文字”這一稱謂。在“族徽文字”、“徽號文字”、“族名金文”、“族氏文字”、“族氏符號”等性質(zhì)相同而稱呼略有差別的術(shù)語中，我們認為用“族徽文字”更貼切。其中“族”字相當于“族氏”、“族名”。氏與族雖有區(qū)別，但在概括性極強的術(shù)語中，是可以相互包含、替代的。顯然，用“族”指代“族氏”、“族名”，用詞更為簡潔。而“徽”字有標志、符號的意思，恰好將族徽文字這種近似圖案、象形性強的特點勾畫了出來。正如林沄先生所言：“族徽”又有不同于一般文字的特點：第一，構(gòu)成“族徽”的諸部分符號，雖本身均可考定為文字符號，但往往不按文字的排列方式而以特殊方式結(jié)合。第二，“族徽”和其他部分銘文的結(jié)合，有時也違反文字排列的常規(guī)?！缫銖娮霰确降脑挘朴谖覀兘裉煊梦淖址柤訄D案化而構(gòu)成商標、廠徽等的做法［18］。林沄先生這段話十分透徹地道出了“族徽”的“徽”字的全部含義。所以，“族徽”二字比“族氏”、“族名”更簡潔、準確地表述了它的含義。當然，“族氏文字”與“族徽文字”并無大的區(qū)別，均可通行使用。必須重申：我們所說的族徽文字，就是指早期銅器上出現(xiàn)的單字，這些單字后來往往連綴在一篇短銘的開首或末尾。我們從來沒有想用“族徽”文字去解釋一切早期銅器銘文，因為這是內(nèi)涵不同的兩個概念。二、關于“族徽文字”的性質(zhì)所謂性質(zhì)，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它們是否為文字；第二，它們的本質(zhì)是什么。對此，宋代學者已經(jīng)做了初步的研究。如木父已卣，呂大臨《考古圖枠曰：“云木者，恐氏族也?！保?9］如蠆鼎，《博古圖枠云：“蠆雖微物而善毒人?！保?0］已知此為蝎子之象形。將其隸定作蠆，不論準確與否，作者已認識到它是文字，而非圖畫。再如從單尊，銘曰：“作從單?！薄稓v代鐘鼎彝器款識枠云：“單，其姓也?！保?1］古父丁彝，薛尚功云：“古者名或氏也?！笔坟?，薛氏云：“有以史為氏族者，因官而受氏焉?！奔礁感霖?，薛氏云：“冀者，國名也?！北M管宋人對于國名、氏名、族名、姓名、私名尚不能區(qū)分，但指出其為文字，且與國名、氏名、族名相聯(lián)系，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商周青銅器上的族徽文字，據(jù)統(tǒng)計幾乎占全部商周金文數(shù)量的一半，對于這些族徽文字的整理考釋，是古文字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自北宋呂大臨《考古圖》等著錄商周族徽文字以來，迄今已有近千年的研究歷史。大致經(jīng)歷了三個時期：1）草創(chuàng)期：自北宋至清末，此時已將一些族徽文字隸定出來，但有不少謬誤，認識到這種文字的性質(zhì)即與族氏有關，但這種認識比較模糊，并不系統(tǒng)；2）更新期：民國初年至70年代前期，以郭沫若“族徽說”為代表的科學觀點，為族徽文字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標志著族徽文字研究進入了一個新時期；3）興盛期：20世紀70年代后期至今，研究者充分利用經(jīng)科學發(fā)掘出土的大量考古資料，將族徽文字、考古資料、文獻記載三者有機地結(jié)合在一起，使族徽文字的研究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取得了空前的成果。為了便于對一千年來族徽文字的研究成果做一總結(jié)，本文擬從八個方面來評說。

后記

這本集子是我的第三本論文集，共收論文4l篇，有39篇是2006年以來近四年的作品，其中有幾篇沒有發(fā)表過。《采獲簋小考》、《再議青銅盆——從新發(fā)現(xiàn)的中市父盆談起》、《寬兒缶小議》、《遣伯盈銘考釋》系與王勇先生合作，《西周重食文化的新認識——從甘泉縣閻家溝新出青銅器談起》、《關于扶風紅衛(wèi)村出土“列卣”的思考》系與諸位研究生合作，《試論青銅器紋飾的布局特點及其藝術(shù)效應》系與任雪莉博士生合作，《芮公簋蓋識小——兼論垂冠大鳥紋》系與王宏同志合作，《關于在中國調(diào)查三角緣神獸鏡的基本思路與方法——三論洛陽發(fā)現(xiàn)的三角緣神獸鏡》系與王趁意等同志合作。我在第二本論文集的后記中談到，我的研究工作集中在三個方面：商周日名、族徽文字的研究；青銅器的研究；殷商與西周文化的比較研究。近年來在公私藏家那里看到的新出青銅器比較多，所以文集中關于這方面的研究占有一定比重。關于殷商與西周文化的比較研究，前兩輯涉及不多，本輯則收錄了3篇專論，想用一種新的方法，用比較具體、翔實的數(shù)字來論證殷商與西周文化的異同。以上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評指教。我要特別感謝我的導師李學勤先生，先生年事已高且又十分繁忙，但每當我有疑難問題，給先生打電話或發(fā)郵件，先生總是作詳盡解答。本文集的出版經(jīng)費，照例得到陜西師范大學的資助。自從2001年我來到陜西師范大學，在學術(shù)研究方面獲得良好的條件，幾年來連續(xù)出版3本論文集就是明證。所以我要深深地感謝陜西師范大學及歷史文化學院的領導和同事們。同時還要感謝科學出版社的海寧編輯，本文集和前一本文集的編輯出版都源自她的辛勤工作。

編輯推薦

《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第3輯)》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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