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傳

前言

　  并非蛇足的“務虛”　  歷史長河，滾滾滔滔，吐故納新，承前啟后?！? 于今我們回溯一百幾十年前的史跡，豈不已有隔世滄桑之感？那個時候，中國還處于最后一個帝制王朝在內(nèi)憂外患中極力掙扎甚至夢幻“中興”之際，“時勢”造就出的一班所謂“中興名臣”，在那段歷史上也確實演繹了非同尋常的社會和人生“大戲”，既反過來影響“時勢”，同時也塑造個人。本書傳主曾國藩，就是其中一個最為典型、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為這樣一個人物作傳，在審視其本身的同時，也能連帶地看其所屬群體，察覽世態(tài)，自然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對于業(yè)已逝去多年的傳主而言，當然只能通過史料中介去認知他。關于其人的史料遺存可謂數(shù)量豐富，質(zhì)亦較高，于此有著良好的成傳條件。并且，因為其人的身份地位、社會角色和人生特點，不管對他的認識曾有的反差和現(xiàn)存的分歧有多大，他總會成為世人所經(jīng)常關注的對象，少有真正淡出視野的時候，甚至時或成為“熱點”。就關乎其人的論著而言，“古”往今來，可謂夥矣！除時人所作，我們可視為“史料”而外，即使今人之作亦復不少。平時盡量搜羅閱覽，從中受益。之所以不揣淺陋，還敢再添其一傳，是鑒于傳主實在是個復雜多面的人物，所留歷史信息資源豐富，審視和解讀的空間廣闊而回旋余地頗大。雖說作“全傳”決不能略其“大面”（這是一般都能注意到的）而專挖偏角，但覺得不管是從總體立意還是具體操作上，還都是有“新”可求的，故有此一試?！? 曾國藩由一個傳統(tǒng)士子，歷經(jīng)多年寒窗，得以登科人仕，又終成舉足輕重的大員，軍務、政事自然成為他履歷中的要項；然而，讀書向?qū)W又是其終身不泯的傾心摯愛，即使在戎馬倥傯、政事繁復之際也難舍難棄，在學術、文化史上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記。他身處官場政壇，牽連于復雜的人際，終不能不順應“官道”，取法權變；但他一直又注重修身養(yǎng)性，以“進德”刻刻自勵，成為當年這方面的一個“典范”。他為朝之重臣、邦之梁柱，身屬君國，志存“公忠”；而對身家之事也?？M心頭，既有的放矢地力持齊家之道，又殫精竭慮于自身和家人的安危禍福，如此等等。在那個年代，修齊治平，內(nèi)圣外王，也許可謂官僚士大夫們的“通箴”，但真正像曾國藩這樣，在相關各事上都留下系統(tǒng)言說和踐行實跡的“全才”并不多有?；蚩梢哉f，他是那個“畸形”王朝的一個“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在政事、軍事、人事、德事（修身）、學事、家事等方面，都有值得關注的表現(xiàn)。而這些事項，又可綜合歸納入“社會”和“人文”所屬的兩大門類。竊以為，無論忽略哪一個門類和事項，都難得見其人全貌?！? 進而想來，上述舉及的諸多方面，豈不是構成了一個相“輔”相成與相“反”相成并存的復雜的矛盾體嗎？其實，在曾國藩身上，“矛盾”現(xiàn)象是非常凸顯的。這除在上列事項中可以體現(xiàn)外，再譬如說，他既是傳統(tǒng)的衛(wèi)道士，又是洋務新政的先導之一；他既殘酷無情地鎮(zhèn)壓起義民眾，又絕非純?nèi)黄埏椀毓拇?ldquo;愛民”之道；他既看重人為奮斗的作用，又擺脫不了天命、迷信的困惑……面對這一切一切，無疑需要我們正視矛盾，辯證分析，如實而又合理地揭示其人的這種復雜情狀。就此而言，由表及里地體悟其人的精神韻致也非常關鍵。這一點，似乎可以從“畫論”中獲得靈感，而其“形”“神”關系之論，應該是最值得揣摩的奧旨深含之點。古今這方面的言說可謂多矣，不必煩瑣地引證原文了吧，從其要旨上體悟，似可概言：形神相依，不能截然分割，但兩者又相對獨立，有層次上的低、高和把握上的易、難之別，應求取以形寫神，由形傳神，形神兼?zhèn)洌癯跣?，以神攝形。作畫如此，那么，借鑒到寫人物傳記當中，“形”、“神”當為何指？似可謂，“形”者，乃“靜態(tài)的表象”；“神”者，則為“內(nèi)在的韻致”。本傳當中，為了做到由“形”人“神”，復活傳主“內(nèi)在的韻致”，故而特別注意“心態(tài)史”方面的探察，以及關鍵細節(jié)上的發(fā)掘，還有基于史實和邏輯規(guī)則的合理推演?！? 人物研究自然包含價值取向，所謂“評價”，或可視為研究中的要素之一，然而，又絕非唯一，似更不應作為最緊要的指歸。不妨從一個例子引申來說：當年梁任公交代他寫《李鴻章傳》的立意，說傳主“為中國近四十年第一流緊要人物”，“讀中國近世史者，勢不得不口李鴻章；而讀李鴻章傳者，亦勢不得不手中國近世史”。這顯然是鑒于李鴻章其人的歷史地位，要把為他所寫之傳，作為知其人與察其世雙向貫通的一個“中介”。故梁氏言其所作李傳，“雖名之為‘同光以來大事記’可也”，而書成之后，又有《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的別名。想來，盡管曾國藩與李鴻章在世時間上的先后、長短不同，具體履歷有異，但他們同屬梁任公所謂中國近世史上的“第一流緊要人物”，當無問題。因為他們有這等歷史重要性，不了解其人，就難知曉其世；同樣，不了解其世，也難真正認識其人。既然如此，我們豈不該把為之作傳，既作為察其世相的一條引線，又將與之連帶的世相作為凸顯其人真貌的必需背景？若是如此，那么，給其人戴頂什么“帽子”，作個怎樣的“鑒定”，也就是不必刻意追求的事情了。竊以為，簡單地膠著于“評價”，自會障礙研究的深入，甚或陷入迷誤的泥沼，那種“貼標簽”、“跳兩極”、“壓翹翹版”之類的滑稽游戲，起碼與此種迷誤不無關系。本書的寫作中對此保持應有的警惕，將著力點放在具體地揭示人物的言行、心理表現(xiàn)和相關社會情狀上，總體上盡量淡化“評價”，寓“評”于“述”。當然，也決不排斥和回避結合歷史情節(jié)的具體“評論”，將“論”與“述”的有機結合和融通作為基本手法之一，即使稍帶一點“評傳”的味道亦未嘗不妥，只是力戒空泛玄虛的、生硬武斷的、尤其是非學術語境的“政治鑒定”式“評價”而已?！? 本書定位于學術性的歷史人物傳記。秉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立基于扎實的史料基礎，注意對材料的審查辨析和合理解讀，對傳主作不僅“形似”更要“神似”的展示——這是本傳寫作的最基本立意。同時，也不忽略表現(xiàn)形式上的用心。就結構布局而言，鑒于時序是事物最為基本和自然的發(fā)展線索亦邏輯線索，故此傳以接續(xù)的“時段”來設計“章”序，而每章所含的若干“節(jié)”（未出現(xiàn)“節(jié)”的字樣，以數(shù)字一、二、三……表示），其內(nèi)容可謂分屬不同的“事類”，大多“節(jié)”所述事體，基本上就在所屬“章”的時段之內(nèi)，但也有些“節(jié)”的涉事內(nèi)容需要前溯后延，有所穿插、跳躍，以求集中，不宜拘泥。這樣，即在主線上依從了時序，又可避免“流水賬”式的散亂雜陳。文字上，則有追求典雅而又活潑靈動的努力，相信“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的古語誠有至理。其實，曾國藩之輩堪稱文字高手，故本書中特別注意精選引錄原文，這當不失為原汁原味“原生態(tài)”地展示相關情境的必要手段。　  以上算是關于拙著寫作立意的一番交代。當然，筆者深知，立意的追求并不等于實現(xiàn)，作如此交代的目的之一，便是為給尊敬的讀者審查賜教提供參照?！? 自信并非蛇足的“務虛”話語就此打住，接下來就讓我們“人實”地具體觀摩傳主在那個特定舞臺上的“表演”，同時也不忘追蹤他隱深之處的心路。

內(nèi)容概要

他是那個時代的一個“百科全書”式人物，所涉政事、軍事、人事、德事、學事、家事……蘊涵豐富，意味雋永，堪稱得——社會資鑒錄、人生教科書！
曾國藩是中國歷史上最具有爭議的大人物之一。
董叢林編著的《曾國藩傳》論述了曾國藩生平功過是非，探究其內(nèi)心的歷史負荷與無奈，評價其文化史上之地位。為讀者了解曾國藩其人、其事、其文提供了極全面的參考。

作者簡介

董叢林，1952年出生，河北鹽山人，歷史學博士，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義和團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太平天國史研究會常務理事。長期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以晚清政治史、文化史為主要研究方向（晚清湘淮派系及相關人物為所涉主要方面之一）。出版《龍與上帝——基督教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晚清社會傳聞研究》、《百年家族——曾國藩（家族）》，《李鴻章的?交生涯》等十余部著作，發(fā)表《吳汝綸棄官從教辨析》、《領袖導向與湘淮系勢力的異流》、《胡林翼與湘系勢力的崛起》，《“迷拐”、“折割”傳聞與天津教案》、《論晚清名士李慈銘》、《庚子事變與京城傳聞》等百余篇論文。

書籍目錄

引言并非蛇足的“務虛”
第一章終于登龍門
一、“神虬”驚夢故事的寓意
二、“蟾宮折桂”的拼搏之路
三、家門瑣事亦堪品
第二章京官歲月
一、學事的轉向與進境
二、檢身入圣的追求
三、在升遷的順境中
四、貴而“不富”，亦樂亦苦
第三章“赤地新立”創(chuàng)湘軍
一、“全孝”與“抒忠”之間
二、“曾屠戶”的兇殘與尷尬
三、“移花接木”的魔術
四、“魔術”機妙有續(xù)篇
五、從堅忍待機到建旗出征
第四章顛連楚、贛間
一、出師未捷身“險”死
二、武昌勝局喜與憂
三、湖口慘敗幾絕命
四、孤窮困厄到極峰
第五章“涅槃”復出后
一、機權之變
二、弟死三河多驚疑
三、“愛民”與“飭軍”的俚俗宣教
四、羽檄交馳不廢學
五、納幕李鴻章
六、援川未果改圖皖
七、助“老亮”脫難之局
第六章日趨中天督兩江
一、局勢轉捩下的受命
二、險棋一著困祁門
三、面對“勤王”的召喚
四、在關鍵的安慶之役中
五、驚聞“哀詔”與痛失摯友
六、“東援”成就李鴻章
七、在“借師助剿”的事局中
八、“英英群彥滿樽前”
第七章拼得血火沒天京
一、為破“逆都”苦運籌
二、聞捷巡閱百感集
三、顯榮與隱憂
四、“流水高山心自知”
五、侯門能持“勤儉”風？
第八章掛帥“剿”捻威不再
一、勉強膺任下的籌策
二、帥符“法力”何失靈？
三、“圣地”之行
四、曾李瓜代之局
第九章移督畿輔的日子里
一、闊別重赴京都日
二、舉政力難再從心
三、勸學士群與督教兒輩
四、津門教案陷難局
五、交接之際授“錦囊”
六、桑榆家門事
第十章回督兩江后的短時茍延
一、復審奏定“刺馬”案
二、洋務夢里已有年
三、百事未畢殘燭滅
尾聲身后不寂寞
主要征引書（文）目
后記

章節(jié)摘錄

版權頁：雖說曾國藩對綠營官兵不無染指改造之心，但事實證明此路他沒有走通。既然單純舉辦傳統(tǒng)團練不行，而官兵弊情又重，那么曾國藩就要另辟蹊徑了。他在這次上奏中明確表示：“今欲改弦更張，總宜以練兵為務?！闭腔谶@樣的立意，他所謂“因于省城立一大團，認真操練，就各縣曾經(jīng)訓練之鄉(xiāng)民，擇其健壯而樸實者招募來省，練一人收一人之益，練一月有一月之效”。至于訓練章程，則系“參仿前明戚繼光、近人傅鼐成法”。戚繼光編練“戚家軍”的事情人們自當熟悉，而傅鼐則是乾隆、嘉慶之際人，曾在湘西編練武裝，鎮(zhèn)壓苗民起事，官至湖南按察使兼署布政使。曾國藩特別提出要仿照他們的成法練兵，也是表明他不想膠著于通常的團練，并且，所編練的軍隊自然也不能等同于官兵。從這種種跡象看，曾國藩從名義上應辦團練伊始，就沒有貨真價實地履行“本職”，壓根兒就沒想當個團練頭子，而是志在改弦更張地“練兵”。當然，像上一節(jié)述及的，他傳令綠營兵與他的營伍一同會操，似乎是要順便加強對當?shù)毓俦挠柧?，這也是一種“練兵”。然而，不但因綠營方面的抵制，事實上未能很行得通，而且在曾國藩本意里，恐怕也沒有對真的能改造官兵抱有多大希望，此舉的要旨，更在借以樹立與強化自己的權威，可以說，醉翁之意不在酒。曾國藩也明白，只有借團練大臣的身份，才能編練屬于自己掌控的軍隊。這樣的軍隊，在當時嚴格說來，是“勇”而不是“兵”。那么，“兵”與“勇”的區(qū)別何在？所謂“兵”，是指“官兵”，清朝國家的經(jīng)制兵。它有“八旗兵”和“綠營兵”兩大類別。八旗兵共二十余萬人，平時以十余萬駐京師，又以十余萬分駐全國戰(zhàn)略要地。綠營主要由漢人組成，分屬各省，全國共有六十萬人左右。八旗兵和綠營兵在地位和待遇上有明顯差異，自然是前者較高而后者較低，其具體制度和職能上也有明顯不同，但兩者都屬于國家的常備軍、正規(guī)軍。就綠營而言，雖然是各省的“地方軍”，但最終仍屬國家的統(tǒng)編規(guī)制，其官與兵的設置，各地兵數(shù)的多寡及馬、步兵種的比例等，皆為國家所定。“勇”則是因有戰(zhàn)事而“兵”不敷用，所臨時招募起來的武裝力量，待戰(zhàn)事完結或不再需要，便予解散，不能常留。自清朝前期，便有這種旋成旋散的勇營。曾國藩正是借辦團練之名而練勇營，并且使其勇營的地位和作用較以往發(fā)生重大變化，具有了與國家經(jīng)制兵比肩而立乃至逐步勝出甚至取而代之的發(fā)展趨勢。事之伊始，關鍵在于曾國藩巧妙地解釋和利用“團練”與“勇營”的某種相通性，使之移花接木，做得自然天成。

編輯推薦

《曾國藩傳》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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