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通史·先秦卷

前言

《山東通史·先秦卷》的寫作宗旨，就是描述先秦時期山東地區(qū)歷史的基本發(fā)展走向，展示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真實面貌，從而對這個時期山東地方歷史的發(fā)展有一個總體的把握和具體的了解，力求將規(guī)律本質的揭示和內容細節(jié)的描述有機地結合起來。先秦時期是中國歷史發(fā)展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時期。其重要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它是中國早期文明形成的時期，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四代文明，即虞、夏、商、周的文明。四代文明是中國古代的經典文明，是中國文明發(fā)展的基礎。其二，它是華夏民族形成發(fā)展的時期。華夏民族是由生活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遼河流域等地區(qū)的各個土著民族逐漸融合而成，其主要文化特征是禮樂文明。華夏族構成了后來漢族和當今中華民族的主體部分。其三，它是多民族統(tǒng)一國家醞釀發(fā)軔的時期。這個多民族統(tǒng)一國家，從文化觀念，到各項制度形式，都為以后中央集權制的國家形態(tài)提供了最基本的特色要素。其四，它是中國歷史上發(fā)生重大變革的時期。在此期間，先后發(fā)生了奴隸制取代原始氏族公社制的變革以及封建制取代奴隸制的變革。這些重大社會變革，賦予先秦時期的歷史以勃勃生機，使之充滿了生命力。一言蔽之，中華民族的發(fā)展史奠基于此。先秦時期的山東地區(qū)以及產生于這一地區(qū)的地域性文化，在中國古代發(fā)展歷史中處于重要的地位。其一，山東地區(qū)是中國早期文明形成的主要地區(qū)之一，并在先秦時期的春秋戰(zhàn)國時代，產生了中國古代經典文化的結晶，即以孔孟思想為代表的齊魯文化。從嚴格的學術意義上講，中國文明的起源應開始于龍山文化時期。

內容概要

山東是一個歷史悠久、文化燦爛、人口眾多、資源豐富的大省，全面研究總結和宣傳山東歷史，繼承和弘揚齊魯文化優(yōu)良傳統(tǒng)，借鑒前人所遺留的寶貴歷史經驗教訓，對于新時期山東社會主義和諧小康社會建設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多卷本《山東通史》自1994年出版以來，對于人們研究和認識山東歷史，促進山東經濟文化建設曾起到過很好的作用。但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和進步，今天看來，該書仍存在著一些缺陷或不足。由于當時主客觀條件所限，未能深入地調查研究和對史料進行系統(tǒng)的搜集整理，所以一些應寫的內容如建國以來山東當代歷史未能包含進去，內容顯然不夠全面，時某些重要問題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也不夠，甚至個別內容還有些陳舊和“左”的思潮的影響。為了能夠系統(tǒng)、全面、真實地反映山東歷史，更好地促進山東經濟文化的發(fā)展、和諧社會的構建，我們認為有必要重新增訂《山東通史》。

書籍目錄

前  言通  紀引言　一　山東歷史的開端    (一)最早的山東人    (二)母系氏族社會    (三)父系氏族社會    (四)山東古史傳說　二　虞、夏、商、周時期的山東歷史    (一)文明時代的到來    (二)國家的誕生與虞朝的建立    (三)夏朝的建立及其與東夷的關系    (四)商人的興起和商朝在山東的統(tǒng)治    (五)周公東征和齊魯兩國的建立  三　春秋時期的山東歷史    (一)管仲改革與齊桓公稱霸    (二)魯國的強盛和衰弱    (三)魯國三桓專權    (四)齊魯兩國文化    　四　戰(zhàn)國時期的山東歷史    (一)春秋戰(zhàn)國之際山東地區(qū)的社會變革    (二)兼并戰(zhàn)爭和齊國興亡    (三)百家爭鳴和稷下學宮典志  一　階級    (一)國野制度下的階級結構    (二)封建制度下的階級結構  二　經濟    (一)農業(yè)    (二)手工業(yè)    (三)商業(yè)  三　官制    (一)齊國的官制    (二)魯國的官制    (三)春秋時期邾、曹、莒國的官制  四　兵制    (一)齊國的兵制    (二)魯國的兵制  五　法制    (一)虞、夏、商的刑罰制度    (二)齊國的刑法制度    (三)魯國的刑法制度  六　宗法    (一)家族與宗法    (二)宗族與宗法    (三)宗法制度    (四)宗法制度的解體    (五)新型宗法關系　……列國世家列傳主要參考文獻初版后記增訂本后記

章節(jié)摘錄

在農業(yè)生產方面，由于大汶口文化時期的氣候溫暖濕潤，農業(yè)生產工具的種類和數量明顯增多，因而極大地促進了糧食作物種植面積的擴大和產量的提高。長島北莊遺址大汶口文化層出土的墻皮中，發(fā)現摻有許多黍子的皮殼。而膠州三里河大汶口文化遺址中，還發(fā)現了一座貯藏糧食的庫房，該庫房內北部有一個橢圓形窖穴，“東西經長1.85、南北徑寬1.7 米，深1.4 米，底部平，近圓形，直徑1.5 米。窖穴占據了這座房屋的面積將近二分之一。……此窖內還遺留有1.2 立方米的已炭化的糧食顆粒，經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的鑒定是粟”①。貯藏規(guī)模如此之大，反映了當時糧食生產除了滿足日常食用以外，已有較多的剩余。糧食有了節(jié)余，家畜飼養(yǎng)業(yè)隨之興旺發(fā)達。當時人們飼養(yǎng)的家畜有豬、狗、牛、羊、雞等，而以豬數量居多。大汶口墓地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墓葬用豬骨隨葬，有的用半只豬架，有的用豬下頜骨，還有的把豬蹄置于鼎中，而最多的是用完整的豬頭隨葬，其中43座墓中發(fā)現了96個豬頭，最多的一座競達14個，可見養(yǎng)豬的普遍以及與人們生活的密切關系。糧食產量的增長和手工業(yè)技術的發(fā)展，還為人工釀酒業(yè)的產生提供了條件和可能。在這方面，高柄杯的出現值得注意。大汶口墓葬出土的陶器中，高柄杯多達93件，在杯類器中占55％，在整個陶器中占9％。高柄杯與飲水用的筒形杯、單把杯等不同，大多數容量較小，裝有高柄，而且柄部飾以鏤孔，顯得精致貴重。據發(fā)掘報告稱：“人們猜想這種高柄杯可能是一種酒器，如果這個想法可信，那末這時候的糧食必定有了一定數量的剩余，因而有可能用來釀酒。”②以酒器隨葬，意味著墓主人有飲酒的愛好。莒縣陵陽河“三次發(fā)掘的45座大汶口文化墓葬，隨葬高柄杯一類飲酒用具競達663件之多，約占整個墓地出土遺物總數的45％，由此可見陵陽河大汶口人尚酒風習之一斑”。

后記

本書為《山東通史·先秦卷》的增訂本。參加這次增訂工作的有王克奇、王鈞林、梁方健、陳東、楊朝明、蔣俐6人。每人所承擔的具體任務是：王克奇重新撰寫了“典志”之“階級”、“經濟”、“官制”、“兵制”、“法制”、“禮制”、“文化”、“風俗”等八志以及“前言”；王鈞林增訂改寫了“通紀”以及“典志”之“宗法”、“文獻”二志；梁方健增訂并補寫“列國”部分；陳東增訂了“世家”部分；楊朝明增訂補寫了“列傳”部分；蔣俐撰寫了“列傳”的“太吳”、“少昊”、“舜”、“后羿”、“寒浞”等傳。本卷由王克奇、王鈞林負責對全部稿件做了審編和修改，然后再由安作璋最后審查定稿。地圖由山東省博物館王之厚繪制、提供，圖片由王鈞林提供。在該書的增訂工作中，凡吸收了前人及當代學者的研究成果，都標明了出處。對于原書作者的勞動成果，我們懷有深深的敬意，并在此表示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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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通史·先秦卷》：山東地方史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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