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

前言

在這篇序言里，凡在總序中已說過的我就不重復了，我只特別指出幾點。這本傳記，同已經(jīng)出版的中文宋慶齡傳記比起來，更多地依據(jù)和引用了宋慶齡用英文所寫的作品——英文是她最便于用書面表達的文字。這些作品不僅有文章(它們多數(shù)已都有了中文本，不論最初是用什么文字寫的)，還有幾百封信件，有寫給外國人的，有時也有寫給中國人的，如廖夢醒及其他人。我還利用了許多——可能多于中國讀者過去已知的——外國人的著作，這些人在宋慶齡一生中不同的時期認識她或觀察過她。這不只是簡單地一個文字不同的問題，而是為了在一種特殊的背景——國際的和二元文化的背景下來描繪出宋慶齡和她的時代的圖象。在宋慶齡身上，國際主義和二元文化思想總是同愛國主義密切結(jié)合的，后者是前兩者的永恒基礎(chǔ)。愛國主義——熱愛和尊敬她自己的國家和人民，這是她的堅強和永生的根，不僅表現(xiàn)在她的政治立場和行動上，而且溶入了她的整個身心。她所具有的是那樣一種民族自尊心，使她既無民族自卑感、又無民族優(yōu)越感——前者是愛慕所有外國的東西，認為中國事事不如人；后者則是夸耀所有中國的東西，對一切外國東西都不屑一顧。作為一個中國人，她昂首挺立，同外國人完全平等。她要使祖國昌盛并為此而奮斗。從少女時代起直到暮年，她對中國人有能力攀登一切成就和知識的高峰，始終滿懷信心。她是民主的——從這個詞的最深刻的意義上說。對她來說，國家就是人民，而人民不僅是指某些社會上層(雖然她自己出身于社會上層)，而是廣大的勞動大眾。她親身參加了中國革命的幾個階段，深知革命的必要性，在危急關(guān)頭堅定不移，在勝利中同慶共樂，但始終意識到前面的道路漫長。長期的經(jīng)驗和深沉的思索使她堅信中國——世界也一樣——的未來是社會主義，而在中國，取得進步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chǎn)黨。這不是空洞議論，而是她幾十年來歷經(jīng)風雨用行動所顯示的事實。正如她在一切經(jīng)驗中對革命的信念從不動搖一樣，她對知識所賦予的價值也是從不動搖的。她深信，未來是要用革命精神同最先進的知識來鑄造的。她是為婦女充分參與共同事業(yè)的權(quán)利和職責而奮斗不已的戰(zhàn)士。她最深切的愛和關(guān)懷在于兒童，為了他(她)們的身心健康、為了他(她)們的教育，使他(她)們成為來之不易的進步的自覺繼承人和未來的充滿信心的建設(shè)者。談到現(xiàn)代化，宋慶齡無論就其內(nèi)在或外表來說，都是一位真正的現(xiàn)代中國人——她在少女時代是這樣、在整個一生中是這樣，而且我敢說，在這一代人以及以后的無數(shù)代人中，她仍將被認為是這樣。這些就是我想要告訴讀者——特別是年輕的中國讀者——去認識和了解宋慶齡的理由。伊斯雷爾·愛潑斯坦1991年12月于北京

內(nèi)容概要

宋慶齡（孫中山夫人）是在我們這個使世界發(fā)生翻天覆地變化的20世紀中一位杰出的婦女。她的漫長的一生幾乎綿延了整個世紀。她是1893年出生的，到1981年逝世。她同這個世紀里中國和國際上的許多重大事件都有聯(lián)系。她的個人品格是既完美又獨特的。凡是見到過她的人都能感受到她給予的溫暖。她給人的鼓舞力量是不分中外、無遠弗屆的，因為它是同時代的脈搏諧和一致的。    這部通俗性傳記的目的是使讀者見到她。只要可能，有關(guān)她的事跡都是用她自己的文字和語言來敘述的。來源是所有能夠找到的她所寫的東西，包括數(shù)以百計的私人信函。在這些信函中，不少是她寫給本書作者的，還有許多是她的其他同事和友人提供的。關(guān)于她現(xiàn)存的信件，應(yīng)該指出的一點是，盡管數(shù)量很多，但遠非她的全部通信。她在長期的地下政治活動中養(yǎng)成的習慣，使她對于留下有關(guān)她的活動詳情的文字紀錄十分謹慎。在必要時，她會要求受信人在閱后將信燒掉。保留下來的信件使人們更多地了解她的性格和友情，但往往都不直接涉及時事，或者只是附帶地提一下。

作者簡介

作者：(英國)伊斯雷爾·愛潑斯坦 譯者：沈蘇儒伊斯雷爾·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1915年4月20日－2005年5月26日），猶太裔中國人，中文名艾培，記者、作家。愛潑斯坦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是為數(shù)不多的幾名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外國裔人士，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他被中國官方譽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優(yōu)秀黨員、杰出的國際主義戰(zhàn)士。

書籍目錄

總序中文版序第一章　青年時代：美國，1907—1913年第二章　家世和早年生活第三章　回國和結(jié)婚：1913—1915年第四章　孫中山第五章　為了維護共和：上海—廣州，1916—1922年第六章　廣州的變局：1923—1925年第七章　繼承孫中山的遺志：1925—1927年第八章　1927年的武漢：考驗和分水嶺第九章　赴莫斯科：1927年8月第十章　在柏林：1928年第十一章　1929年的回國：一場短暫的暴風雨第十二章　再赴歐洲：1929—1931年第十三章　救援革命者：上海，1931—1934年第十四章　為了拯救民族危亡：上海，1935—1937年第十五章　抗戰(zhàn)歲月（上）：香港，1937.12—1941年第十六章　抗戰(zhàn)歲月（下）：重慶，1941—1945年第十七章　在戰(zhàn)后的上海：1946—1949年第十八章　建設(shè)新中國：1949—1965年第十九章　“文化大革命”：艱難的日子，1966—1976年第二十章　金色的余輝：1976—1981年引用及參考書目人名、地名、專名漢項對照表譯者后記

章節(jié)摘錄

關(guān)于蘇日關(guān)系，孫坦率地說出了他的顧慮，希望得到消除。在回答越飛的問題后，他寫道：“現(xiàn)在，我想問您一個問題。您對我說，貴國政府已經(jīng)授命您同日本舉行談判。我想知道，為了同日本取得諒解或達成協(xié)議，貴國政府是否將不惜犧牲中國的利益。讓我具體地來說，據(jù)說日本想要在北滿取代俄國，正如它在日俄戰(zhàn)爭以后在南滿取代你們一樣。貴國政府是否會贊成這一點，比方說，將中東鐵路上的俄國利益轉(zhuǎn)讓給日本。我?guī)缀醪恍枰嬖V您，我向來把蘇維埃俄國看成是阻擋日本侵犯北滿的國家?！彼谛诺慕Y(jié)尾同開頭一樣表達了一種積極的態(tài)度。“我歡迎您為了準備建立我們之間更密切的聯(lián)系所提出的建議?！睂O的另外一封信是同年12月20日寫的。在此之前，他們已交換了不少信件，但孫在這封信里仍然嚴厲地批評蘇聯(lián)“同北京的垂死機構(gòu)談判”。他寫道：“如果您的政府的政策是長期承認北京的官僚政府作為中國的正式政府機構(gòu)，那么，你們想同北京政府談判，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是，這樣一來，你們就是同資本主義列強一起，為它樹立取得國際承認的威信……實際上是默認資本家的論點，即承認必采取所謂進化或漸變這種和緩的方法，而不是采用革命或激變這種也許可稱為蘇維埃的方法?！痹谶@封信里，孫說他“本人作為中國革命的體現(xiàn)者”自然要遭到資本主義列強的“反對、攻擊和鎮(zhèn)壓”。他是“作為我國受壓迫同胞的代表”來同蘇維埃政府合作的。他指出，北京政府或任何一個派系的軍閥的花招都“完全像下棋，只是'緩慢地，改造中國這一局棋中的一步”——所謂“緩慢地改造”其實就是根本不改造。

后記

我很感謝本書作者、“風義兼師友”的老同事愛潑斯坦同志，本書出版工作的最早的組織者、新世界出版社的老友陳休征同志，以及本書中文版的出版者人民出版社的負責同志，他們把本書從英文原稿譯成中文這一頗為艱巨、又十分光榮的任務(wù)委托給了我。如同所有曾在宋慶齡創(chuàng)辦的事業(yè)中工作過的人一樣，我作為她所創(chuàng)辦和始終關(guān)懷的《中國建設(shè)》(現(xiàn)名《今日中國》)雜志的一名工作人員，對她是無比敬愛的，所以能為這部傳記盡一點力，自然使我深感愉快和光榮。事實上，翻譯這部傳記的過程，也是我的一個學習的過程，使我對這位凡屬炎黃子孫都應(yīng)引為驕傲的、20世紀中世界性的偉大女性有了更深的認識和敬仰。愛潑斯坦在序言中說，“她(宋慶齡)的個人品格是既完美又獨特的”，“在宋慶齡身上，國際主義和二元文化思想總是同愛國主義密切結(jié)合的，后者是前兩者的永恒基礎(chǔ)?！边@就是這部傳記的翻譯工作頗為艱巨的根本原因。具體說來，盡管本書大量“依據(jù)和引用了宋慶齡用英文寫的作品——英文是她最便于用書面表達的文字”并且本書作者是用英文來敘述和描繪中國和宋慶齡的，讀者在本書中文版里所認識的宋慶齡應(yīng)該是——也只能是一個中國人、一個偉大的中國人、一個有著國際的和二元文化背景的熱愛祖國的中國人。努力做到這一點才算是真正體現(xiàn)了作者的意愿、真正忠實于原文。我就是在這樣一個總的指導思想下，按我所理解的“信、達、雅”的要求來進行本書的翻譯的，即：力求正確地、充分地、明白地、流暢地表達原文的內(nèi)涵和精神，并盡可能提高譯文的文字水平。當然，這只是我為自己懸的鴿的，借用作者序言中的一句話：“我在多大程度上達成了這個目標，這要請讀者來評斷?！蔽宜苷f的是，我已在主客觀條件和近兩年時間所許可的范圍內(nèi)盡了我的最大努力。在這方面，作者的勤奮、謙虛和一絲不茍為我樹立了榜樣。這里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正因為宋慶齡的許多作品原來都是用英文寫的，所以當時和以后出現(xiàn)的中文本就存在著許多問題，如文體不一、版本歧出、訛誤脫漏、譯名混亂等。進行系統(tǒng)的、完整的校核訂正是目前恐無條件進行的浩繁工程。在本書翻譯過程中，凡是能找到的已出版的中文本我根據(jù)最有權(quán)威性的文本，包括1966年出版的《宋慶齡選集》。(新的宋慶齡文集正在編印出版中，惜尚不及看到。)附帶在此說明，凡本書提到的所引用或參考的中外書籍(不包括刊物)已編成書目列于書后，所以在注釋中都只寫了作者和書名。書后另一附錄是人名、地名、專名的漢英對照詞匯。除了一些眾所周知的屬于常識范圍的名詞如華盛頓、倫敦、《圣經(jīng)》等外，其他均收入，以便于讀者查閱。許多人名的中譯不同，我采取的是用得最廣泛的或符合標準的譯名，在對照詞匯中列出其他我所見過的中譯，以期將來能趨于統(tǒng)一。有一些名詞或外國人士和事物為英文版讀者所熟悉而未必為中文版讀者所知道，為便利后者，都加了譯注。也有相反的情況，即為中文版讀者所熟悉而英文版讀者不熟悉，從而在英文版須詳述而在中文版則可適當簡化。但考慮到中文版讀者中將會有許多青年(以至少年)，他們對于在這個即將過去的世紀中的人和事未必知之甚多，所以這種簡化我減少到最低的程度。還有一個情況須稍加說明。為了希望本書中文版能與英文版都在1992年內(nèi)出版，所以翻譯工作(特別是后面的若干章)幾乎是緊跟著寫作進行的。愛潑斯坦同志的寫作態(tài)度向來是精益求精，在付印之前總要反復斟酌，所以我估計本書英文版的最后付印樣一定會同我所據(jù)以翻譯的英文原稿在文字上有一些不同之處，中文版要完全照改在時間和技術(shù)上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按照愛潑斯坦同志的意見，中文版在文字上以他的英文原稿為準。(如有實質(zhì)內(nèi)容上的改動則照改。)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蔡美彪和尚明軒同志，宋慶齡基金會研究室的張愛榮同志，上海孫中山故居、宋慶齡故居及陵園管理委員會研究室的任舜同志，《上海灘》雜志社的王金耀同志，以及外文出版局和《中國建設(shè)》(現(xiàn)名《今日中國》)社的老同事康大川、孫源、侯寒江、陳廷祐、安淑渠、支水文和林德彬、孟紀青、陳日濃、魏秀堂、邱成忠、郭洪珊、姜加林、黃浣碧(愛潑斯坦夫人)等都曾在我的翻譯工作中給以各種不同的幫助，謹致深深的謝意。我也要感謝人民出版社葉建華同志的合作。最后應(yīng)該感謝的是妻子壁瑩，沒有她的關(guān)心、支持和幫助，我是不可能完成這個任務(wù)的。我誠懇地期待著專家和讀者對本書中譯本的批評指教。沈蘇儒1992年1月于北京

編輯推薦

《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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