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傳

內容概要

本書以豐富的資料，流暢的文字，敘述了崇禎的帝王生涯。揭示了這位頗有作為的并非亡國之君，在皇朝不可逆轉的衰敗過程中演出的種種亡國悲劇，給人以深刻的啟示。

作者簡介

樊樹志，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中國封建土地關系發(fā)展史》、《明清江南市鎮(zhèn)探微》、《烏泥涇》、《崇禎傳》、《萬歷傳》、《國史概要》、《晚明史》等，并有論文數(shù)十篇。

書籍目錄

第一章 受命于危難之際  一、 “召信王入繼大統(tǒng)！”  二、 不動聲色逐元兇處奸黨  三、 定閹堂逆案，毀《三朝要典》  四、 昭雪冤獄，弘揚正氣第二章 刻意營求中舉之治  五、 寄厚望于袁崇煥  六、 同室操戈：毛文龍之死  七、 己巳之變：袁崇煥的悲劇第三章 憂勤惕厲，殫心治理  八、 “今日吏治民生夷情邊備事事堪憂！”  九、 “此時不矯枉振頹，太平何日可望？”  十、 “朕自御極以來，夙夜焦勞”  十一、 “朕萬不得已遣用內臣”第四章 “諸臣但知黨同逐異，便已肥家！”  十二、 錢謙益案  十三、 錢龍錫案  十四、 溫體仁與周延儒的傾軋  十五、 “崇禎皇帝遭溫了！”第五章 舉旗不定的撫與剿  十六、 黃土高坡上的造反大軍  十七、 楊鶴撫局之敗  十八、 洪承疇蕩平陜西  十九、 戰(zhàn)火蔓延山西  二十、 澠池渡：一發(fā)而不可收拾  二十一、 車箱峽：陳奇瑜重蹈覆轍第六章 “十年不結之局”  二十二、 “流氛震驚皇陵，責實在朕”  二十三、 “洪承疇督剿西北，盧象升督剿東南”  二十四、 孫傳庭：”設伏出奇，具見調度”  二十五、 “恨用卿晚”  二十六、 “十年不結之局”似可結局第七章 攘外與安內的兩難選擇  二十七、 “剿兵難撤，敵國生心”  二十八、 清兵深入二千里  二十九、 “鹽梅今暫作干城”  三十、 “功雖未成，盡瘁堪憫”  三十一、 “滅寇雪恥”成泡影  三十二、 “可款則款，不妨便宜行事”第八章 并非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  三十三、 周延儒復出與賜死  三十四、 分庭抗禮的李自成與張獻忠  三十五、 一籌莫展：出征、南遷、勤王  三十六、 “朕非亡國之君，事事乃亡國之象”  三十七、 最后的時日  三十八、 闖王進京第九章 尾聲  三十九、 “沖冠一怒為紅顏”  四十、 為明復仇旗號下的各種活動  四十一、 噩耗傳到南京之后  四十二、 皇太子之謎與朱三太子案跋

章節(jié)摘錄

書摘    《三朝要典》是魏忠賢得勢后，為迫害忠良、擅權亂政而作的。此書重新評判萬歷、泰昌、天啟三朝發(fā)生的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編造了種種誣陷不實之詞。因為在這三案中受到非議的人，現(xiàn)時大多投奔到魏忠賢門下，他們竭力想翻案，以洗刷污點；同時要借移宮案懲處當時主持此事的楊漣、左光斗、惠世揚、周朝瑞、周嘉謨、高攀龍等正直人士。首先由御史楊維垣出馬，推翻梃擊案的結論，導致當年主持此案審查、現(xiàn)任刑部侍郎的王之案革職為民。爾后由給事中霍維華全盤推翻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的結論?；艟S華的奏疏洋洋灑灑幾千字，攻擊了劉一璟、韓爐、孫慎行、張問達、周嘉謨、王之棠、楊漣、左光斗、周朝瑞、袁化中、魏大中、顧大章等人。因此當時人評論說：“此疏乃一部三朝要典也”。那意思是說，霍維華的奏疏實際是《三朝要典》的雛形。無怪乎魏忠賢看了要大聲喝采：“這本條議一字不差!”在魏忠賢的授意下，于天啟六年(1626年)正月開館纂修，經(jīng)過幾個月的炮制，二十四卷的《三朝要典》出籠了。參與總裁此書的有內閣輔臣顧秉謙、李紹軾、黃立極、馮銓，副總裁有禮部侍郎施鳳來、楊景辰、詹事姜逢元等。內閣首輔顧秉謙代熹宗擬寫的“御制序”冠于其首，企圖以這種“欽定”的方式來箝制天下輿論。    如何看待先帝“欽定”的這部著作，這在當時無疑是敏感的政治問題。就其內容而言，這部書與當前政治形勢已格格不入，必須予以否定；然而要否定它，又礙于先帝的“御制序”，談何容易!如果繞開它，或者擱而不議，那么清查閹黨逆案勢必虎頭蛇尾，不了了之。    誠然，毛文龍飛揚跋扈、不聽節(jié)制、虛報冒餉，猶如割據(jù)一方的軍閥。夏允彝的評論還是比較客觀公正的：“文龍當遼事破壞之后，從島中收召遼人，牽制金、復、海、蓋(按：指遼東半島金州、復州、海州、蓋州四衛(wèi)之地)，時時襲東，有所斬獲，頗有功。但漸驕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餉又過多，朝論多疑而厭之者，以其握重兵，又居海島中，莫能難也”。袁崇煥之殺毛文龍反映了朝論的這種傾向。但是，從全局看，毛文龍作為平遼將軍的存在，毫無疑問對后金是一大威懾力量，有著不可忽視的牽制對方軍事力量的戰(zhàn)略意義，即所謂“奴離窺關，則乘機搗襲，以斷其后”。這是后金當局進關騷擾的最大后顧之憂。即使袁崇煥本人也不得不承認這點，他在給思宗的奏疏中說：“東江一鎮(zhèn)，乃牽制之必資也”。所以后金將毛文龍視為眼中釘，每欲派兵征討，又試圖招降，都沒有收到什么效果?；侍珮O無法做到的事，袁崇煥幫他做到了，這豈不令親者痛仇者快嗎?毛文龍被殺的直接后果，便是幾個月之后發(fā)生的己巳之變。這一事件從反面證明了毛文龍的牽制作用一旦解除，后金兵便可肆無忌憚地長驅南下，騷擾京畿重地達數(shù)月之久，足以發(fā)人深省。    袁崇煥斬毛帥之事，由于思宗明確表態(tài)支持，朝中無人敢持異議。待到己巳之變，敵人兵臨北京城下，袁崇煥被逮下獄后，人們似乎看清“斬帥”的直接后果，紛紛發(fā)表評論。候補北科阮震亨在傳聞東江毛文龍部將有背叛跡象時，表示不勝驚憂，他指出，彈丸海島一旦落入敵人手中，實足以為明朝之大患，揚帆上下，可以無所不攻。兵科給事中陶崇道也以島兵告變，指責袁崇煥“借以行其私”，“毛文龍無罪就戮”，為今之計，應當盡快把在京師的毛文龍之子承祿派去安撫。但為時已晚，毛文龍的部將孔有德、耿仲明等人在登州公然發(fā)動武裝叛亂，幾乎所向披靡，釀成山東大亂。它以一種令人遺憾的方式向人們表明，毛文龍的軍隊并非袁崇煥所說的那樣只會冒餉不會打仗。不久，孔、耿率部投降皇太極，日后成了南下攻伐的一支相當有殺傷力的武裝。當然，孔、耿的叛變責由自負，但袁崇煥“斬帥”起到了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作用，則是不可否認的。    正當秦晉大地萬馬戰(zhàn)猶酣的時刻，思宗就敏感地意識到河南的潛在危險。他在崇禎六年正月初十日給兵部的一道圣旨中提醒他的臣僚：“秦晉兵力厚集，賊必乘虛犯豫，堵御最為要著，自當東西分布夾剿”。但是宣大總督張宗衡、山西巡撫許鼎臣與河南巡撫樊尚之間，各人自掃門前雪，以鄰為壑，無法協(xié)同作戰(zhàn)，致使晉豫邊境的黃河以北地帶成為防御上的空隙，濟源、懷慶、修武、輝縣、林縣、武安一再告急。樊尚煬之所以被撤職查辦，就是因為沒有貫徹思宗要求大力堵御的旨意。其實真正要嚴辦的應該是縱敵越過太行山的張宗衡、許鼎臣。四月間，農民軍從輝縣攻清化鎮(zhèn)，游擊越效陣亡，武安一役，游擊陶希謙陣亡，兵部認為這是河南當局沒有憑藉太行山之險堵截，而是“揖賊使入”，因此難以辭其咎。細察當時的形勢，顯然是山西當局有意驅趕農民軍越過太行山，并非河南當局“揖賊使入”。這種省際之間不協(xié)調的狀況，對河南十分不利，于是河南鄉(xiāng)紳向朝廷奏請：以陜西三邊總督提督山西河南軍務，統(tǒng)一軍事指揮大權。兵部也認為這是一個合理化建議，于是兵部決議：移洪承疇駐潼關，節(jié)制三省軍事，兼制晉豫二省巡撫及曹文詔、鄧圮、張應昌三總兵。    出乎意料的是，思宗并沒有接納河南鄉(xiāng)紳的奏請，也沒有批準兵部的決議。他似乎沒有意識到設立三省總督已是當務之急，否則就難以協(xié)調三省的步調；錯誤地認為問題癥結在于晉豫二省巡撫權力還不夠大，于是決定提高巡撫的事權：參將、游擊以下違反軍法者可以先斬后奏，并要他們立限三月乎“賊”。思宗在給兵部的批復中如此寫道：“剿賊撫鎮(zhèn)專責，別設總督，反滋諉卸，不如重兩撫事權，副、總以上奏請，參、游以下軍法從事，俾節(jié)制三大帥，而責以三月必殄賊，有不及期者罪之”。這是一個不恰當?shù)臎Q策，已被后來形勢發(fā)展所證明。那么促使他作出這一決策的動機是什么呢?所謂“別設總督，反滋諉卸”并不是真正的原因，此后不久，他任命陳奇瑜為五省總督便是一個佐證。他到底在考慮什么呢?洪承疇出任陜西三邊總督后，戰(zhàn)功顯赫，一舉蕩平陜西，又派曹文詔赴晉，屢有斬獲，他不想讓洪承疇的權力過于集中，此其一。其二，陜西三邊長城以北的形勢不容樂觀，他不想分散洪承疇對于三邊重鎮(zhèn)的注意力。    為了加強對中原戰(zhàn)局的控制，不使戰(zhàn)火繼續(xù)蔓延，思宗采取了兩大補救措施：    一是派太監(jiān)監(jiān)軍。他借口“剿‘賊’諸將功罪應有監(jiān)紀”，特命太監(jiān)陳大金(一作大奎)、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為中軍，作為欽定的紀律監(jiān)察委員，奔赴前線，分別監(jiān)視曹文詔、張應昌、左良玉、鄧圮等統(tǒng)兵將領，并發(fā)給內帑銀四萬兩、蟒緞一千四百匹作為軍前犒賞，以振士氣。其實在這四名太監(jiān)派出之前，思宗已向山西派去太監(jiān)劉允中，負責監(jiān)視糧餉兵馬邊墻撫賞事宜。此次派出四名太監(jiān)，明確宣布是到四名總兵那里去監(jiān)軍，職權較劉允中更為集中。這些太監(jiān)根本不懂軍事，卻口銜天憲，乎持尚方，神氣活現(xiàn)，以打小報告作為要挾的手段。剛到各鎮(zhèn)行轅，就自稱軍門，按照巡撫的級別規(guī)格行事，欲凌駕于總兵之上，引起久經(jīng)沙場的總兵們的反感。幾經(jīng)交涉，才議定：監(jiān)軍的行政級別與知府相當，知縣對他們行下屬禮。陳大金到河南四個月，就打小報告參劾一知州二知縣，道臣曹應秋詰問其故，陳大金說：河南縣官與河北有霄壤之別，歲荒艱苦，無所供奉可以諒解；但閉門堅拒，把我等當作流賊對待，甚至要懸取皇上敕書，上城查驗，其無禮于君如此!余不得不入告皇上，至于得罪輕重，則由皇上圣意裁定。監(jiān)軍太監(jiān)炙手可熱之態(tài)已溢于言表。以往的歷史表明，派太監(jiān)監(jiān)軍有百弊耐無一利，故計六奇說：“用內官為監(jiān)紀，即唐之魚朝恩觀軍容使也，其失甚矣!”    二是派倪寵、王樸率京營兵出征。所謂京營是五軍都督府直轄的皇帝御林軍，其職責是內衛(wèi)京師外備征伐。不少皇親國戚在那里混差領餉，所以京營兵猶如銀樣镴槍頭——中看不中用，毫無戰(zhàn)斗力。促使思宗調撥京營的直接誘因是，藩封于衛(wèi)輝(今河南汲縣)的潞王朱常澇(神宗朱翊鈞弟翊鑼之子)上疏告急：衛(wèi)輝城卑土惡，請皇上選護衛(wèi)三干人助守，自己愿捐歲入銀一萬兩以資軍餉。思宗鑒于堂叔求救，特地委派他的御林軍將領倪寵、王樸以都督總兵銜率京營兵出征，賞賜二將各弓箭一千五百副、戰(zhàn)馬三百匹、健丁三百名，以太監(jiān)楊進朝、盧九德為監(jiān)軍，星夜趕赴中州戰(zhàn)場。兵部職方司郎中李繼貞向皇上進言：倪寵曾立功邊疆，在京營六年，使為大帥猶可；王樸僅僅因襲父威分功，在京營不過半年，遽加府銜總兵，恐不厭人望。左良玉、李卑有百戰(zhàn)之勞，位次反出其下，恐聞而解體，宜量加左、李二將以都督僉事署總兵，庶無相臨之分，可以伏其心，作其氣。思宗深感李繼貞考慮周全，批準左、李二將以都督僉事署總兵，但倪、王已有成命，仍以都督總兵銜出征。    這兩大措施其實是二位一體的，無非是顯示思宗對中原戰(zhàn)事的重視，意欲加強對它的直接駕馭能力。但事與愿違，因為他派出的是頤指氣使的太監(jiān)和毫無戰(zhàn)斗力的京營，不但沒有使戰(zhàn)火平息，反而導致數(shù)以萬計的農民軍渡過黃河，深入河南腹地及毗鄰的湖廣、四川，從此一發(fā)而不可收拾。如果當初思宗接受河南鄉(xiāng)紳及兵部的意見，任命洪承疇總督秦晉豫三省軍務，一鼓作氣合力圍剿，戰(zhàn)局的發(fā)展或許不致于如此。    大批官軍云集于山西、河南、陜西三省邊界，河南省黃河以北地帶懷慶府、衛(wèi)輝府、彰德府成為主戰(zhàn)場。當時這一地區(qū)有外地調來的客兵與當?shù)刂鞅?，客兵有?   左良玉(昌平副總兵，后以都督僉事署總兵)所率昌平兵二千四百，馬八百五十匹，監(jiān)軍陳大金，    鄧玘(四川副總兵，后為援剿總兵)所率四川兵六干，馬七百五十匹，監(jiān)軍謝文舉；    湯九州(昌平副總兵)所率昌平兵二千二百，馬四百五十匹；    周爾敬所率潞陽兵二千，馬三百匹；    倪寵、王樸所率京營兵七千，馬五千匹，監(jiān)軍楊進朝、盧九德。    主兵有：    都司陳永福(代蔡如熏)所率總營前部兵一千，馬一百四十匹；    游擊陳治邦所率總營左部兵一千，馬八十匹；    守備連穩(wěn)、李春貴所率總營右部兵八百，馬一百五十匹；    中軍官許志中所率總營后部兵五百，馬三百匹；    千總孔道興(后李璇璣代)所率新勇營兵六百，馬八十匹；    ……

媒體關注與評論

序言俄羅斯文豪列夫·托爾斯泰在《戰(zhàn)爭與和平》這部巨著中，深有所感地說：皇帝是歷史的奴隸！這種驚世駭俗的議論，令歷史家們拍案叫絕。在一般人看來，皇帝是至高無上的權力無邊的，不僅可以向任何人發(fā)號施令，也可以向歷史發(fā)號施令。其實不然。正如托翁所說，人類有意識地為自己而生活，但卻在無意之中，成為達成全人類歷史目的的一種工具?；实垡膊焕?。歷史是人類無意識的共同集團生活，將皇帝生活的所有瞬間，當作是達成自己目的的道具。只為自己而利用這個道具。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皇帝是歷史的奴隸。文學家在小說中以藝術的手法演繹歷史，歷史家在史著中以實證的手法展現(xiàn)歷史，給予人們的啟示，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的。    這本崇禎皇帝的傳記，寫了他的一生三十幾年的歷史，如果要概括成一句話，那便是：一個并非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清朝編纂《明史》的史官們，曾有“明之亡實亡于神宗(即萬歷)”的感嘆。明清史的一代宗師孟森把這種感嘆加以引伸，從一個宏觀的視角議論道：熹宗（即天啟），亡國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澤猶未盡也。思宗（即崇禎）而在萬歷以前，非亡國之君也，在天啟之后，則必亡而已矣。這實在是精辟之極的見解！歷史讓崇禎皇帝演出了一個并非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他成了歷史的奴隸!當時他面臨著內憂與外患的雙重危機，內憂與外患的任何一方都有足夠的力量滅亡這個具有兩百多年歷史的衰朽王朝，要他在攘外與安內的兩難抉擇中，挽救行將衰亡的王朝命運，幾乎是不可能的。    崇禎在有明一代，算得上是一個勵精圖治有所作為的皇帝。只是時運不濟，他接手的是一個內外交困的爛攤子，衰亡的征兆在他出生之前早已初見端倪。他力圖挽狂瀾于既倒，終于未能成功。這是一場悲劇，個中緣由錯綜復雜。歷史，波詭云譎變幻莫測，它提供了帝王們馳騁的舞臺，讓他們施展才干，但時機稍縱即逝。消失了的歷史，再也不可能重新作一番演繹，使后人對歷史發(fā)展格局所作的任何假定，變得毫無意義。不過，人們帶著這種獨特的視角去審視十七世紀上半葉這段令人感慨欷欺的歷史時，可能會有一些新的感受。    崇禎是一個有棱有角鋒芒畢露的人物，十七年的政治生涯始終處于各種矛盾的焦點上。復雜多變的形勢，層出不窮的棘手難題，需要他去面對，強大的壓力使他的品格發(fā)生裂變。在他身上，機智與愚蠢，膽略與剛愎，高招與昏著，兼而有之，他勵精圖治，自律甚嚴，但求治之心太切，結果適得其反。他深知用人為第一要務，不拘一格起用人才，但用而不專，疑神疑鬼，翻臉不認人，從閣部大臣到封疆大吏，更調頻繁，懲處隨意，搞得臣下畏首畏尾，離心離德。他勤于理政，事必躬親，常朝從不停輟，召對時時舉行，十七年來未稍懈怠，但剛愎自用，自以為是，終于成了孤家寡人。及至魂歸煤山，陪他而去的只有貼身太監(jiān)一人，愿為他的社稷殉葬的也不過寥寥數(shù)人而已。一個并非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令人感到震撼，思緒萬千。    中國一向有“以古喻今”的傳統(tǒng)。筆者以為，歷史與現(xiàn)實固然不能割斷，但歷史是歷史，現(xiàn)實是現(xiàn)實，兩者不可混為一談。在一個正常的政治氛圍中，人們原本大可不必借歷史來影射現(xiàn)實。史論與時評，畢竟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范疇。歷史學家大可秉筆直書，不必提心吊膽地提防人們的聯(lián)想，而束手束腳，三緘其口，把原來簡單明了的史事寫得閃爍其辭，撲朔迷離。這是我的出發(fā)點。我想以盡可能客觀冷靜公正的心態(tài)為崇禎立傳，其間可能有些見解有悖于以往流行的傳統(tǒng)觀點，那是對歷史理解的視角有所不同，乃百家爭鳴的題中應有之義。否則的話，本書也就沒有問世的必要了。    ……

編輯推薦

在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上，皇帝一直是至高無上的最高權利的代表，了解皇帝的生平事跡對于熟悉和研究封建歷史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崇禎算得上是一個勵精圖治，有所作為的皇帝，但他時運不濟，接受的是一個內外交困的爛攤子，終于上演了一出一個并非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冻绲潅鳌氛鎸嵲佻F(xiàn)了這一歷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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