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産黨成立史

用戶評論 (總計7條)

•   　　 如何寫就一流學術著作，石川楨浩或許給了我們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首先是視野要寬宏。作者一改之前簡單把中共建黨與蘇俄相聯(lián)系研究的辦法，“在世界規(guī)模的思想流通和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潮流中展開”分析，打通共產(chǎn)主義在美國的流傳路徑，以共產(chǎn)主義在世界范圍的傳播，進而對東亞的影響為背景，來考量建黨前中國國內(nèi)共產(chǎn)主義思想來源問題。在研究方法上，跟黃仁宇的大歷史觀有相似的地方，跟楊奎松的《中間地帶的革命》也有相近之處。
  　　 其次是通曉多門語言。近代以降，整個世界的融合與聯(lián)通日益加快，沒有那個國家的大事單是因為本國內(nèi)因而起，作為研究者而言，通曉二門以上的外語幾是必要工具。但就本書而言，作者引用了中文、朝鮮語、日語、俄語等方面的資料，作為常有出國交流的學者，作者自然也通曉英文。
  　　 三是很俗套的一句話，“坐得住冷板凳，守得住寂寞”?？醋髡咝形募耙梦墨I就可以知道，作者在查閱檔案、甄別史料、研判他人學術成果方面耗費了大量的精力。這只是讀此書自然感覺到的，在這背后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恐怕十倍不止。
  　　 正是在以上基礎上，作者大膽的就“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中共成立時間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并且自信滿滿的說，“我相信，本書的學術水平將超過中國為紀念中共成立八十周年而計劃出版的有關中共創(chuàng)建史的最新著述”。
•   　　按：《“他者”的解讀與“自我”的交流— —以《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史》為中心》是我在2009年10月參加單位的一次學術年會的獲獎作品，當時我本沒有打算提交論文的,是在會議組織者強烈建議下,在論文提交即將截止的的半天時間,從下午2點半到晚上六點半趕制出來的。其原始資料是我過去做的兩份讀書筆記：“他者”的解讀——讀《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史》札記（第一集、第二集）。
  　　 論文提交后不久即接到通知，承蒙評審錯愛，拙文竟然榮獲二等獎。
  　　 這篇文章與好友林苑竹有一定關系：“恰在此時讀到學友“林苑竹”（網(wǎng)名）發(fā)表的《請放下棍子！——黨史界的一樁“公案”及其他》，又有幾句話可以講了。該文發(fā)表于2006年12月26日。補記于2007年1月12日。林兄或許在寫作該文時候沒有注意到《從一處人名糾錯到一部新史書》和《《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史》是非的三個問題》對該爭論的辯正。”——《“他者”的解讀——讀《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史》札記(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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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學術批評是中國學術規(guī)范建設中的重要一環(huán)。本文試以近幾年對日本學者石川禎浩先生著《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史》的學術批評為例，探討在這一事件中的學術不端問題，以及背后隱藏的學術研究中的“義理之辯”，以促進這個問題的進一步研究。
  　　關鍵詞： “他者” 解讀 “自我” 交流
  　　 正文： 近年來海外的中共黨史研究著作中，日本學者石川禎浩先生著《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史》 可以說是一部力作，在學界引起了不小反響。特別是在其中文版出版后，國內(nèi)史學界給予了高度關注，《歷史研究》雜志為此刊發(fā)了出版簡訊。 學界不少學者也寫了書評，據(jù)筆者不完全統(tǒng)計，從2004年到2007年，其書評即達9篇之多。 石川先生也介紹了寫作該書的相關背景 。
  　　 與此同時，學者們也有對石川先生提出了不少商榷意見，本文試以學界既有成果為基礎，結(jié)合本人對該書的研讀，對學界對“‘淵泉’不是李大釗筆名的首先發(fā)現(xiàn)權(quán)”問題提出的學術批評，以及目前中共創(chuàng)建史研究的情況談一點看法，不當之處，請指正。
  　　關于該書的商榷文章最主要的是:
  　　 對所謂“石川先生在書中稱自己首先考證出了“淵泉”不是李大釗, 而是陳溥賢”問題的商榷。首先提出商榷的是丁曉強先生，他認為：“石川先生的研究緣于對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者‘淵泉’的考證，他明確把對‘淵泉’是陳溥賢筆名的考證看作是他的重要貢獻……”總之，丁認為自己關于陳溥賢的介紹早于石川先生的考證，石川先生認定陳溥賢不為中國學者所知的說法是不確切的。
  　　 實際上，很快，馬長虹先生對此做出了一個澄清：“創(chuàng)作此書的起因，石川先生在本書《后記》中說得明白，是源于他在1988年的一次現(xiàn)代史演習課上所犯的錯誤，他將‘淵泉’當作了李大釗的筆名而遭質(zhì)疑，因而開始對‘淵泉’進行仔細調(diào)查：‘可以說，我所有的研究都是由此開始的。通過查閱報刊資料，我終弄清，‘淵泉’不是李大釗，而是《晨報》記者陳溥賢；再追蹤下去，我發(fā)現(xiàn)，這位比李大釗更早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陳溥賢，卻幾乎不為中國學術界所知?！ㄏ壬鷮ψ约旱倪@一發(fā)現(xiàn)十分興奮，以至在本書第一章第9頁再次加以強調(diào)?！?
  　　 馬先生指出：“應該說，這個錯誤是由于當年的石川先生沒有精研中共黨史造成的。面對別人的質(zhì)疑，石川先生沒有盲目地為自己的錯誤狡辯，而是認真地對這一問題做了一番調(diào)查，用自己的方法考證出‘淵泉’是陳溥賢，并從此走上了深研中共成立史之路，最終成就了這部特色獨具的專著?！?br /> 　　《光明日報》刊發(fā)了的三篇文章：
  　　 然而，《光明日報》于2008年8月28日刊發(fā)了三篇文章，指出：“石川禎浩對‘淵泉’的所謂考證是假命題，而且還觸及到學術界的學風問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很有現(xiàn)實針對性，很值得當今學人冷靜反思?！保ㄒ娫撈凇笆穼W”專欄《編者按》），河北社會科學院朱文通研究員、北京師范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院吳二華博士和中共中央黨校許全興教授的文章指稱：“石川先生稱：自己考證出了當年在《晨報》以“淵泉”為筆名發(fā)表多篇研究馬克思主義文章的不是李大釗，而是陳溥賢。石川先生在《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史》的后記中稱：他在1991年前后考證‘淵泉’問題時曾“按照當時中國的一般見解認為，在北京《晨報》撰文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淵泉’是李大釗”（該書第409頁），并在其發(fā)表在1993年第5期《文史哲》上的《五四時期李大釗的思想與茅原華山、陳溥賢》一文中舉出“中國出版的《李大釗生平史料編年》（張靜如等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將“淵泉”作為李大釗的筆名?！辈⒁源苏f明，中國學術界把“淵泉”誤認為是李大釗的筆名。實際上，從整個學術界的主流來看，并沒有把“淵泉”誤認為是李大釗！我們不能因為個別學者出現(xiàn)了誤讀，就犯一葉障目、以偏概全的錯誤，從而認為整個中國學術界把‘淵泉’當成了李大釗。事實上，即使是在陳溥賢以‘淵泉’為筆名在《晨報》發(fā)表文章時，當時的學界也并沒有把‘淵泉’誤當成李大釗。” （丁、馬、朱、許、吳的文章均發(fā)表在《光明日報》上，這一點很值得玩味。）
  　　 接著，《黨史研究與教學》2006年12月刊發(fā)了張靜如先生和吳二華先生的兩篇文章，重復了對石川先生的指責。吳二華認為：“石川禎浩在《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史》中稱：自己考證出了‘淵泉’不是李大釗，而是陳溥賢，石川先生的這一考證引起了國內(nèi)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但經(jīng)筆者考證發(fā)現(xiàn)：第一、國內(nèi)學者早在1987年就已經(jīng)做出了這一考證，第二、石川先生應該能夠看到國內(nèi)學者已經(jīng)做出的科研成果，第三、中國學術界并沒有把‘淵泉’誤認為是李大釗，第四、陳溥賢以‘淵泉’為筆名在《晨報》發(fā)表文章時，當時的學界也并沒有將‘淵泉’誤當成李大釗。”張靜如先生進一步指出：“國外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要克服很多困難，才能取得研究成果，這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提醒國外學者，在研究中一定要注意尊重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外國學者的研究中國問題不重視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吃虧的只能是自己?！?br /> 　　學界對這個問題的評價并不一致：
  　　 學界對這個問題的評價并不一致，比如，在一篇中共黨史研究綜述文章中，說《光明日報》2006年8月28日刊登的三篇文章：“對石川的若干新見解提出了嚴肅批評?！?然而，田子渝先生卻嚴厲批評了那三篇文章：“2006年8月28日《光明日報》刊登的三篇文章不是學術爭鳴，因為這是他們制造了一個假命題進行批評。事情很清楚 ，朱文通等三位學人將《成立史》中不同地方的話連綴在一起，將《成立史》中的后記和正文中的幾段話拼湊，斷章取義，歪曲成一個假命題。再進行批評。還煞有介事的考證，作為石川不誠實的例證。這樣的作法有悖學術道德。在批評對方觀點時，以偏概全，抓住一點,不及其余，以及扣帽子的方法應該摒棄。如朱文‘石川這種無知卻是因為個人的狂妄，讓中國學者不得不站出來揭露事實真相’、‘石川對中國學者已有的研究成果的肆意歪曲，說明他的學術品格令人懷疑’等話語范式，這樣的語言有失學者水準?！?
  　　 田先生詳細地介紹了自己關于“‘淵泉’不是李大釗，而是陳溥賢” 的“首先發(fā)現(xiàn)權(quán)”問題的分析，完全澄清了事情的真相。他的論證 令人信服，在此不再贅語。
  　　 然而，吳二華先生在2007年發(fā)表的書評 中雖然對該書作了正面評價，但是對‘淵泉’不是李大釗筆名的“首先發(fā)現(xiàn)權(quán)”問題的討論中自己的學風不端問題不僅沒有回應，相反還在08年繼續(xù)發(fā)表文章 對這個問題繼續(xù)糾纏，令人嘆息。
  　　
  　　雙方各置一詞：
  　　 2008年衡朝陽所著博士學位論文 第七章<李大釗和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中,指出了石川禎浩的創(chuàng)見：“日本學者石川禎浩對李大釗與日本社會主義思潮的關系作有更完整分析，他的研究成果，比較深入地展現(xiàn)了茅原華山、丸山幸一郎等人對李大釗的影響。特別是通過對北京《晨報》副刊發(fā)表宣傳馬克思主義文章的“淵泉”進行考證，論述了陳溥賢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宜傳的貢獻及其對李大釗接受日本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薄罢f明五四運動前李大釗的東西文明觀和對時空觀的哲學性考察與茅原華山思想乃至日本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深刻關聯(lián)，這樣的影響在五四以后李大釗接受馬克思主義時仍然存在?！薄?919年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顯然受到過陳溥賢的幫助?！?作者認為：石川禎浩的這一結(jié)論，無疑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點。
  　　 至此，中共黨史研究的這樁“公案”以雙方各置一詞而結(jié)束。
  　　隱藏的“義理之辯”：
  　　 我注意到：在中共黨史的研究問題上，國內(nèi)學者和海外學者是有所區(qū)別的：在有關史實的爭辯背后，隱藏著“義理之辯”，即中國共產(chǎn)黨究竟是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獨立自主的建立還是在共產(chǎn)國際代表的包辦下成立的？這一點可以從國內(nèi)眾多學者指責石川先生的研究可以看出來：“基本上沒有脫離海外‘外因決定論’的舊窠，認為中共是在各方面接受了國際性的契機而發(fā)展起來的”；“沒有總攬全局，它沒有回答在‘近代中國何以會產(chǎn)生共產(chǎn)黨？’由此導致了該書的一個最大問題：外因決定論。這正是該書最大的敗筆?！?；“在馬克思主義傳播上, 不能輕視俄國渠道的作用, 更不能忽視十月革命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關鍵性的推動作用?！?
  　　 而在更早的時候，關于隱藏在中共上海發(fā)起組問題背后的中共創(chuàng)立的獨立性問題在“社會共產(chǎn)黨”作為中共上海發(fā)起組的共識達成后凸顯 ，盡管當時是對石川禎浩對“南陳北李、相約建黨”質(zhì)疑的反駁，但的確反映部分國內(nèi)研究者在此問題上的敏感。
  　　 實際上，石川先生自己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對自己用的“種種挑釁性措辭、以偏概全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但是，他的反省文字在《成立史》中文版出版之際，遺憾因出版社的原因，并沒有刊登出來，后來通過其他途徑公布了。
  　　綜上所述：
  　　綜上所述，我認為：石川先生的著作《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史》是一部值得閱讀的佳作。它能夠開闊了學術視野，也可以使得知外國學者對中國歷史的研究，特別是中共黨史研究這個原以為是中國學者專長領域的非凡成就！
  　　 另外，田子渝先生、楊奎松先生著文對國內(nèi)中共黨史研究的困難和苦衷的說明，也提醒了石川先生這樣的海外學者應該對中共黨史研究特殊性有一個清晰的認識。我認為：“交流中的碰撞并不可怕，中共黨史研究這個特殊的史學領域，不應該懼怕“局外人”的批評。”
  　　注釋與參考文獻略。
  　　
  　　此段更新于2011-07-17 ：本論文寫畢至今又有3篇書評出現(xiàn)，除了對該書的正面評價外，其批評更接近事實，語言更為平實，也更接近于我的判斷，最新的一篇書評的結(jié)論值得引用：“90年過后再次回眸, 五四風云依然跌宕起伏, 留給后人評說的余地也依然那樣寬廣。應當感謝石川禎浩先生, 他讓我們重新認識了《晨報》, 進一步拓展了對李大釗、陳溥賢的研究, 也深化了對90年前那一段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歷史的認識?！?
  　　 另外，筆者僅查得石川禎浩先生近年發(fā)表于國內(nèi)的新作一篇，尚不能看出他的研究新動向。
•   　　盟約心切,
  　　茶盡南湖別。
  　　賴是刀頭帷下，
  　　渾不怕，自賁張。
  　　
  　　主義，一腔血，
  　　知心惟有月。
  　　飛入皇城舊里，
  　　如何共，鯤鵬絕。
  　　
•   　　看了過多的主流作品后可能大家腦子里都是僵化的，共產(chǎn)黨走到今天其實并非偶然，當然歷史書應該客觀的記載史實，并非研究一些偶然性事件，本書的作者態(tài)度非常嚴謹，不漏過一絲片斷，這讓我看書的時候拋掉了偏見和激憤，平靜的復習這段耳熟能詳?shù)臍v史，我想，這應該是歷史著作帶給我們的感覺吧。
•   第一章居然提到了芥川龍之介，之前從來沒了解過。
•   我看的時候?qū)θ毡救说拿譀]太注意，你這一說我才察覺。
  三人行，必有我?guī)煱　?/li>
•   《羅生門》的作者嘛，大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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