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以後
出版時間：2010/01 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 作者：王德威,許子東,陳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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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代中文文學到了1949 年出現(xiàn)前所未有的轉變和分流。中國大陸出現(xiàn)嶄新的「社會主義文學」，文人身份與干部體制、作家協(xié)會與國家機器關係複雜，此消彼長。從「十七年」到「文革」再到改革開放三十年，宣傳與挑戰(zhàn)主流意識形態(tài)始終是當代文學發(fā)展的矛盾主線。臺灣則在日據(jù)五十年後建設了「國語的文學」，由「反共文學」到鄉(xiāng)土文學、現(xiàn)代主義，再到「世紀末的華麗」，不少佳作樹立了當代中文文學的標準。而香港文學從「左右戰(zhàn)場」到「本土性」自覺，再到「九七」「後殖民」書寫，同樣自成一派風景。轉眼六十年過去，在新的世紀裏回顧當代中文文學這段「三江分流」的得失與成就，此其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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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評論 (總計3條)
- 1949年以后，中國文學呈現(xiàn)出“三江分流”的局面：大陸、臺灣和香港。很長時間以來，大陸和臺灣相互隔絕、沒有往來；而香港這個彈丸之地的殖民社會，由于天時地利人和，竟成為兩岸文學的交融點。當然，也正由于香港的自由開放氣質(zhì)，給兩岸文學創(chuàng)作者、研究者創(chuàng)造了一個可以拋開彼此成見的平臺。
2009年是新中國成立60周年。60年的時光，有很多經(jīng)驗值得好好總結，包括文學。于是，美國哈佛大學的王德威教授、上海復旦大學的陳思和教授和香港嶺南大學的許子東教授三人在香港發(fā)起了“當代文學六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嘉賓之大名個個如雷貫耳：王蒙、錢理群、陳芳明、陳子善、王安憶、朱天心、嚴歌苓、董橋、駱以軍、陶杰……會后，十九篇論文和四篇會議紀要的結集，就成了《一九四九以后》一書。
書中各位大學者八仙過海，每一篇論文都極有分量。如錢理群的《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沈從文》、陳芳明的《臺灣與東亞文學中的魯迅》、梁秉鈞的《一九五七年，香港》等。但我印象最深的，還是許子東教授的《四部當代文學史》一文，因為它提出了我比較感興趣的“文學史”問題。
當代文學史著作不勝枚舉，零零總總起碼有上百部。許教授重點研究了其中四部：洪子誠著《中國當代文學史》，陳思和主編《當代中國文學史教程1949-1999》，陶東風、和磊著《中國新時期文學30年(1978-2008)》及顧彬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之所以選擇這四部，是因為前兩部“一般被認為是諸多同類著作中的佼佼者，而后兩部則剛剛出版，頗能體現(xiàn)這一學科的近況”。但是，讀過這四部書的人很快會發(fā)現(xiàn)一個吊詭的現(xiàn)象，那就是作(編)者或自覺或不自覺地，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葉以前的作家和文本上，而忽略其后。在講完王朔、周國平之后，往往就來一個“眾聲喧嘩”、“一地雞毛”、“網(wǎng)絡文學”草草收尾，不再單一論述。其實早在夏志清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中便有這樣的傾向，即重視文學現(xiàn)象和思潮多于重視文學作品和作家，“越晚出版的文學史，這種……傾向越明顯?！?br />
但是在“五四”時代情況大相徑庭，一個新作家橫空出世十幾年，就可能被研究得十分透徹，例如魯迅；七十年代末“文革”剛剛結束，文學界甫一解凍，“十七年文學”的概念就被提了出來；又過了沒幾年，“傷痕文學”來了，“尋根文學”來了，“先鋒文學”也來了……雖然這樣的文學研究難免有“概念先行”的弊端，有時候顯得輕佻，但總體來說文學創(chuàng)作者是得到了充分尊重的。可是進入九十年代中葉以后呢？文壇涌現(xiàn)出不少新秀，如韓寒、郭敬明、張悅然、安妮寶貝……但你要問我這些作家屬于什么流派？他們的創(chuàng)作有什么特點？我卻回答不出來。有人籠統(tǒng)地稱他們?yōu)椤熬W(wǎng)絡作家”。然而不容否認，網(wǎng)絡只是載體，它并不構成風格。一個鮮明的例子是，即便承認韓寒和郭敬明都出自“新概念大賽”和同屬于“80后作家群”這樣的前提下，我們?nèi)钥梢钥闯龆唢L格迥異，無法將他們劃歸到同一流派。
出現(xiàn)這現(xiàn)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90年代以后“文學研究集團”轉向學院化，“追趕后殖民、女性主義等‘后現(xiàn)代’話語”，許多研究者沉湎于西方文學或80年代文學中不能自拔，殊少將目光投向當下流行文學的緣故。
也還有一種可能，是90年代對80年代“精英化”論述的一種抗議，即不再認為某一位作家和某一部作品可以引領一時代之文學，認為文學應該是由一個“文學集團”或“全民”推動的。乍一看這一觀點相當進步，它取消了對個體的崇拜；但是其弊端是往往淪為蔑視作家和文本的犬儒主義和民粹主義。
《一九四九以后》一書里鄺可怡的文章《一九八五年〈上海文學〉的文學評論》中引用過《上海文學》第5、6期卷首刊載的《啟示》：
本刊的理論版將繼續(xù)探索新時期文學創(chuàng)作與文學理論中一系列已知與未知的問題，力爭在文學觀念與創(chuàng)作方面不繼有所突破。理論要面向創(chuàng)作實踐，面向文學的未來，既有回顧，又有預測。
從短短83個字的《啟示》中，我們就能看出80年代文論家積極主動研究文學的精神。但前不久，我從一位朋友處聽說，上海某80年代著名文論家現(xiàn)已放棄文學研究，從而已轉向文化研究，并宣稱“文學已死”。他的理由是，在這個“消費社會”里，再也出不了偉大的文學家和偉大的文學作品了。我不愿相信這位“文化研究者”的話是真的。我寧愿將當下文壇“萎靡”的狀態(tài)解釋為，它正在醞釀下一個“天才”的誕生。
總而言之，我認為“文學已死”既是文論家的失職，也是文學史作者的失職。我們要拒絕“被文學”，回歸主動的文學研究傳統(tǒng)。
我們可以把《一九四九以后》看做“文學史”之一種，它在不經(jīng)意間呼喚人們更多地關注眼下最具“群眾基礎”的文學作品、文學人物和文學現(xiàn)象。女人們常說，自己的衣柜里永遠缺一件衣服?！?因為時尚總在更新。其實，作為文學愛好者，我的書架上永遠缺一部文學史?！?因為文學永遠在演進。中國當代不缺優(yōu)秀的作者，而缺優(yōu)秀的文論家。
- 謝謝推薦，沒看，去找。
- 許的論文其實很取巧，這個你看看陳平原陳國球戴燕研究文學史編纂與書寫的論著就會明白。
書里好玩的地方倒是后附的會議記錄，照片，會讓讀者有很強的代入感。
其中有一張，沈雙陳子善兩位大仙笑得快斷氣了～～